中国法治的生成与发展逻辑

根据其发展层次,法治可以分为浅层法治与深层法治,而根据其涉及的问题领域,法治又可以划分为经济法治、政治法治与社会法治.法治是生成与发展的结果.只有通过以依法而治为核心的浅层法治的建设,通过公民抵制政府不法行为的抵制权利的确立与宪法化,通过政府赔偿制和问责制的建立,中国才有可能建设戍为以自由和平等为价值取向的深层法治;同时,只有通过经济法治的建设,把成熟的经济市场中的经济规则转化为政治市场中的政治规则,才有可能扩展为政治法治与社会法治,从而实现全面法治.     

法治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升的若干命题研究

在推进法治国家治理体系中,始终存在国家与社会、法治与人治、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若干治理模式的相互角力,而相互角力的后果将最终决定法治国家的最终定型。社会权力的发达程度是法治生长的重要指标。但较大范围存在的全能型政府思维,在某种程度上抑制着培育法治的社会权力。因此,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二元分野程度将影响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提升水平。在构建以法治为中心国家现代化治理过程中,要承认法治与人治、德治在我国将长期"三治博弈"。任何治理模式都存在成本问题,要对法治成本做好足够估计与承受准备,这将有助国家治理方式的最终定型。在我国社会生活领域,我国尚不发达的法治生态环境为非正式规则的存在提供了土壤。对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如何调适及调适的结果也将影响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升水平。     

论“治-综治”取向的中国法治模式

30年来,我国已经孕育出一种具有内在生命力的法治模式。这种法治模式的关键词是治与综治。其中,治表征秩序,体现了中国法治模式的价值目标:这是一种通往秩序的法治。综治作为综合治理的简称,体现了中国法治模式所依赖的路径或方法。综治意味着:为了实现治的目标,不能仅仅依靠法院、法律、判决,还应依靠其他机构、规则、方法,而且还要综合运用,从而让各种机构、各种规则、各种方法形成合力,共同实现治的目标。以治与综治作为关键词,可以把握当代中国法治模式的神髓。     

复调的法治：规则之治与法律家之治

我们应从简单的规则主义法治观转变为复调的法治观。复调的法治观,以规则主义法治观为主旋律,以 法律家之治作为必要的伴奏乐。恰当的法律家之治可以弥补规则主义法治观的局限与不足。     

规则至上

我国当前进行法治国家的建设,我们的法治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人们的规则意识仍有待于提高,如何树立规则至上仍然存在问题.本文先分析了哈特的法律规则说的主要观点,从而引出我们的法治应该是规则之治,树立规则至上;进而从法律意识,立法,司法执法,以及潜规则等方面分析了我国当前规则至上面临的主要问题;而后又从法律意识,立法,司法执法,以及潜规则等方面分析了解决之道;同时顺便探讨了发挥司法能动性的问题.以期对如何能树立规则至上进行抛砖引玉.     

现代法治释义

近现代意义的法治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但它作为广泛时空场景下人类实践经验与认知逻辑相结合的治国理政方式,已然成为当今世界一种全球共享的意识形态。法治在不断发展演变的历史中,不仅在理论认识上呈现出了规则之治、法律主治和良法之治三种不同的逻辑形态,而且还在生活实践上成为了国家和社会实行良善之治的符号。现代法治是有品质德性的规则之治,不仅要求具备形式层面的良好特质,而且注重实质意义上的价值内涵。法治理念和法治原则是其品质德性的高度凝练与充分表达,构成了现代社会不同法治实践的共同分母,并为国家和社会的法治化治理提供了价值指引及操作路径。     

法治财税:从理想图景到现实诉求

法治财税的核心含义是良法善治,它在国家治理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一方面,现代财税制度需要建立在法治理论基础上,另一方面,建立现代财税制度也会有助于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从形式法治的层面看,法律保留、法律优位、平等原则和不溯及既往在财税领域衍生出丰富的内容,让财税立足于规则之治,以此限制权力的恣意妄为,维护人民的基本权利.然而,仅有规则之治远远不够,从实质法治的层面看,财税必须追求正义,通过限制元权力、提供目的指引、保障权利底线,实现宪法对财税的最高统治.为实现法治财税的理想图景,回应当下我国的现实诉求,必须充分利用本土资源,综合发挥政党、立法、行政和司法的作用,释放纳税人的主体意识,务实制度进步的基础设施.     

论我国侦查程序规则的缺陷与完善

侦查法治是程序之治、规则之治,更是“良法”之治。科学、合理的程序规则,在形式上应具备以下特征:规则清晰、明确,规则无内在矛盾,规则可循,规则逻辑结构完备,规则体系完整等。以“良法”之标准审视我国现行侦查程序规则,其明确性、协调性、完备性、可循性等均存有缺陷。为推进侦查法治化,亟需对这些缺陷加以改进和完善。     

法律解释规则及其运用研究(中)——法律解释规则及其分类

对多种法律解释规则进行分类研究是法律解释的重要任务.目前法学界关于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区分,可以作为区隔法律解释规则的依据.与形式法治相适应,有合法性解释规则、文义解释规则和体系解释规则;与实质法治相适应,有合理性解释规则、目的解释规则等.法律解释规则是在思维领域中捍卫法治,因而要求法律人在解释法律的时候,首先要使用与形式法治相适应的解释规则,只有经过严格的论证才使用与实质法治相适应的除弊规则.     

转型中国的法治化治理

中国正处于深刻的社会转型之中,其治理以法治为指向,视法治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践行规则之治、法律主治和良法之治,构建国家统治、社会自治与个人自主三者协同的治理格局,以实现社会生活的法秩序构造。在法治中国建设的历程中,国家的权威支撑、保障着法律权威,引领并推动着法制变革和法治发展;而国家的强势介入以及由此生成的国家主义立场却又在一定程度上排拒了法律对权力的约束,弱化了协同共治的法治社会的可行性。国家主义与法治之间的博弈,势必影响着立法、司法的制度设计以及法治实现方法的理解适用。转型中国的法治化治理需要正视并反思这种国家主义立场,反思其对法治立场和效用的侵蚀。     

宽严相济政策的模式构建与实证研判

社会作为各种主体、关系、环节及场景的复杂多元系统,决定了和谐并非自然达成的状态,而需要一系列的策略、规则与机制作为保障.刑事法治以侵害社会整体利益的犯罪为规制对象,故选择何种刑事法治,对于达致社会之和谐状态具有重要影响,这在根本上是刑事政策模式的选择问题.宽严相济政策的实践模式通过与刑事法的良性互动与和谐共生,得以实现犯罪防控与人权保障之间的理想平衡,因而对于刑事法治的成效与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规则至上

我国当前进行法治国家的建设，我们的法治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人们的规则意识仍有待于提高，如何树立规则至上仍然存在问题。本文先分析了哈特的法律规则说的主要观点，从而引出我们的法治应该是规则之治，树立规则至上；进而从法律意识，立法，司法执法，以及潜规则等方面分析了我国当前规则至上面临的主要问题；而后又从法律意识，立法，司法执法，以及潜规则等方面分析了解决之道；同时顺便探讨了发挥司法能动性的问题。以期对如何能树立规则至上进行抛砖引玉。     

治公权不治百姓才叫法治

"实际上.法治不是治老百姓,法治是治公权力.也就是说,约束公权力、保障公民私权利,这才叫法治状态."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孙谦的这席话,赢得了央视"两会"特别节目<我建议>现场的热烈掌声.     

略论法律至上原则

法律至上,是一切法治国家普遍奉行的原则,是法治之所以为法治而区别于专制、人治的根本特性.当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提出了"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的主张之后,伴随着历史的发展特别是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法律至上作为法治的一项根本原则,逐渐在支配着人类的治国观念.     

法治的基本要件:从法

动态的法治的最基本的启动和维持力量是治者从法.法治的真正治者是人,不是法律,所谓"法律的统治"不过是语言逻辑上的一种虚构.从法的主体对于法律是主动的、积极的,而法律对于从法主体是去向的.以主动、积极为特点的从法具有治的创造力.主要表现在:创生新法,扩展法律的治域;改善法律,培育良法;奉行法律,确保法律的有效实施.     

以人民为中心的习近平依法治疫法治思想探究

以人民为中心的习近平依法治疫法治思想为我国抗疫斗争的胜利提供了有力法治保障,极大地推动了新时代中国法治进程,也为后疫情时代进一步落实依法治国方略提供了借镜.习近平依法治疫法治思想贯穿疫情防控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强化了党中央、政府部门、人民群众在依法治疫过程中的领导力与指挥力、战斗力与执行力、凝聚力与向心力.依法治疫道阻...     

“社会共治”的中国言说

尽管"社会共治"的中国言说受到域外理论的影响,但其实践脉络和理论内涵依然有着自身的特点。这是全球化、经济发展和政府决策共同作用导致的结果。而"法治中国"命题的出现,从语境、实践和理论三个层面,为"社会共治"话语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契机。社会共治是法治中国实现的重要途径,社会共治本身也蕴含法治的维度,其以法治为平台、限度和最终归宿。     

西方法治产生的深层历史根源、当代挑战及其启示--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视角的重新审视

西方法治产生的深层根源在于其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和互动发展,即在国家重建和市民社会自由化运动过程中,权力和权利的界分与冲突导致了法律秩序的生成,而市民社会精神的张扬则推动了法律形式化运动.在走向现代法治的进程中,由于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的潜在差异,出现了"社会优位型"和"国家优位型"两种法治模式,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与"国家社会化"和"社会国家化"的新变化,西方法治也由分殊走向了趋同,并出现了法律传统的危机和超越倾向.中国要走向法治,就必须重构国家和社会关系,确立多元社会权利基础、公权力权威和良法之治,并实现依法治国与市民社会理性规则秩序的回应与契合.     

论柏拉图从“贤人之治”思想向法治思想的转变

柏拉图早期所倡导的“贤人之治”,并不等同于“人治”这个我们所习以为常的对所谓专制独裁统治的称谓.他主张的哲学王之治实质上就是理性之治.除了贤人之治本身所具有的优点外,他还通过对法治的批判进一步肯定了贤人之治的作用.后期他逐渐认识到了贤人之治的不足,转而支持法治理论.本文首先论述柏拉图所主张的贤人之治的独特性,进而分析其所具有的正当性,然后论述从贤人之治转向法治的过程,以期为现代法治的践行提供一些有益启示.     

现代法治的困境及其出路

在现代社会 ,神治、德治和人治都逐渐失去了基础 ,法治成为主要治道。现代法治在消解社会冲突与整合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现代法治自身却存在以下五种困境 :封闭与开放、内信与外迫、确定与无常、普适与特惠以及规则与事实。摆脱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调整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价值 ,组建自愿共同体 ,走向共同体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