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尼西亚海洋安全思维与合作逻辑

对地理特征的认知塑造一个国家的海洋安全思维。印尼具有“群岛特征”(陆地分散、海上邻国多和海域广阔)和“海权特征”(海上战略位置、良港和重要航道、海洋资源)两组地理特点,分别指向海洋“作为威胁”和“作为秩序来源”两种相互矛盾的认知模式。如何处理这对矛盾成为厘清印尼海洋安全思维发展的核心问题。在民族国家建构初期和冷战背景下,印尼着重应对与“群岛特征”相关的安全威胁。以苏西洛为转折点,印尼开始追求“海权特征”带来的秩序福利。群岛海洋安全思维的长期实践塑造了当前印尼海洋安全现状和合作逻辑:“重陆轻海”政策导致海洋安全能力落后,使印尼重视提升海上执法能力的务实合作;海盗问题的跨界性质使印尼提供安全公共产品的意愿较低,产生了“搭便车”的合作逻辑;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认了印尼的“岛国内海”权利,该公约被印尼视为海洋安全的制度保护伞和合作的底线。     

印度尼西亚建设“世界海洋轴心”战略和对南海争端的态度

在2014年印尼新科总统佐科的国家发展战略中,建设海洋强国和成为世界海洋轴心是核心之一。在其就职演讲中,他强调"重塑印尼作为海洋大国的辉煌"。印尼是群岛国家,拥有17508个岛屿,海洋面积(不包括专属经济区)3166163平方公里,海岸线长54716公里,历史上一直是海洋大国,居民谋海为生,蔚为风尚。同时,印尼部分海域毗连南海,与周边国家有海洋管辖界限的争端,但印尼当局历来强调,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不存在冲突。本文摘编印尼部分政要和专家关于建设"世界海洋轴心"的论述及印尼政要对南海问     

试论印尼的“全球海洋支点”战略构想北大核心CSSCISSCI

印尼总统佐科2014年10月上台后不久即提出"全球海洋支点"战略构想,这表明印尼国家发展战略已经开始从以往的重视陆地转向重视海洋。海洋基础设施建设和捍卫海洋主权是印尼"全球海洋支点"战略构想的两条主线。恰当的提出时机、对发展需求的理性分析、较为坚实的民意和合法性基础以及印尼国家的较好国际形象,为该战略构想的实行提供了有力支持。这一战略构想的实施有助于印尼提升国家竞争力,拓展与主要大国的关系,并将对区域发展起到引领作用。     

中俄海洋安全合作论析

中俄两国在太平洋、北冰洋等海域存在诸多共同的海洋安全目标和利益，双方的海洋安全合作不仅可以在理论层面丰富发展国家间海洋安全合作的内涵，也可在现实层面改善两国的海洋安全环境，维护两国海洋安全权益，同时为全球海洋安全治理做出贡献。21世纪以来，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俄关系的相向而行给中俄海洋安全合作营造了良好的外交环境。中俄两国多层级、多领域的合作机制，为两国海洋安全合作的开展提供了丰富的交流沟通平台。北极地区作为新疆域为中俄海洋安全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俄罗斯“向东看”发展政策也在不断拓展双方共同的海洋安全利益。与此同时，中俄两国的海洋安全合作也面临着“互信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海上防卫方向不完全重合、世界海洋安全环境的复杂与敏感”等问题。在此情况下，通过加强中俄海洋经济的合作、积极构建海洋安全利益共同体以及合理规划中俄海洋安全合作的重点方向和拓展空间，可有效应对双方海洋安全合作面临的挑战。同时，推动多边海洋安全合作机制的建立不仅可为新时代中俄海洋安全合作的深化保驾护航，也有利于促进全球海洋安全的制度化建设。     

中美海洋合作:特点与努力方向

建交后的三十多年里,中美两国在海洋多个领域积极展开对话与合作,取得了一定成效,总体呈现出非敏感领域进展顺畅、海上执法与安全合作有序推进、机制化建设不断加强等特点。两国海洋合作的健康、持续发展,体现了中美在海洋领域合作的深度相融,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中美关系的发展。但由于中美两国结构性矛盾突出、战略互信不足、双方对国际海洋秩序和国际海洋法的理解存在分歧等现实制约,深化两国海洋合作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应从维护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大局出发,将中美海洋合作纳入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总体框架之内,积极推动双方务实合作。     

略论太平洋战争时期的苏加诺

苏加诺(1901—1970)是印尼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独立的印度尼西亚的缔造者。太平洋战争和印尼沦陷期间,苏加诺与占领军合作,充当了日本在印尼的行政代理人。对苏加诺的这段历史应该如何看,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内容。     

中国—东盟海洋合作:进程、动因和前景

中国—东盟海洋合作发展呈现三大走向,从次级层次的合作向以战略性合作为重点方向发展,合作领域和项目由分散走向集聚,合作方式在多边和双边层次上并行推进。20多年来,中国与东盟在海洋合作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在推动新一轮海洋合作之际还需关注困难和挑战,如政治上的信任赤字、有限的合作层次、一方积极主动另一方消极被动的单向行动等问题。推动海洋合作是中国与东盟增强互信、化解分歧的共同要求。中国和东盟国家应在合作共赢精神指引下,努力使海洋合作成为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新的支柱。     

印度尼西亚海洋边界管理中的挑战:对马来西亚的启示

印度尼西亚地域广袤,人口总数达2亿4千多万。当前印尼正面临着来自政治、经济、社会和海洋边界方面的诸多问题。本文重点关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约束下印尼与邻国的海洋边界问题,并阐述了印度尼西亚海洋政策的主要发展,特别是政府在解决划界问题和其他海洋相关问题上采取的措施。虽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意在提供一个有效的海洋安全机制,但本文认为它非但没有利于海上问题的解决反而使其更加复杂。本文总结出印度尼西亚在处理海洋边界问题上运用逐案分析、各个击破的方法。这一方法目前来看比较合适于印尼管理其漫长的海洋边界,维护其国家利益。印尼政府处理海洋安全和其他相关海洋问题的能力及其成果对马来西亚政府开展相关工作具有指导意义。     

关于中俄两国加强海洋合作的战略推进构想

美国逆世界海洋时代已经到来的时代潮流,悍然把战略重心东移滋事,不断唆使日本、菲律宾等国对中国海洋权益发起挑战。面对这一严峻形势,为捍卫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中国不仅要致力于建设海洋强国,还应与俄罗斯加强海洋合作,进一步充实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内涵。为此,中俄两国应当在充分认定加强海洋合作必要性的基础上,积极拓展海洋合作重点领域,并且针对现存问题共同采取有效措施。只有这样,才能使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循名责实,共同为建设和谐海洋、和平海洋做出贡献。     

试析21世纪初的中国海洋安全

海洋安全是中国国家安全在地理空间上的重要构成部分,随着“海洋世纪”的来临和国家安全环境的变化,海洋安全在中国国家安全中的地位日益凸显。21世纪初,中国海洋安全面临的挑战可概括为三大现实问题、两大外部威胁和一大潜在隐患。要有效维护中国的海洋安全,必须实施综合安全战略,并确立以台湾问题为龙头、以中美关系为关键和自主安全与合作安全并举、立足近海与走向远海相结合的原则和方针。     

北约海洋战略及其对中国海洋安全的影响

作为最古老的全球公域的海洋，承载着世界的安全与繁荣的重任。确保航海自由、海上贸易航线、海上关键基础设施以及能源流向，都涉及北约的安全利益。在海洋安全面临着巨大的诸如海洋环境恶化、海盗肆虐、新兴国家海军快速发展等挑战下, 北约打着保护全球公域的旗号，根据后冷战时代海军执行的几个行动实践，在北约新战略概念指导下，2011年1月通过了“联盟海洋战略”。北约海洋战略赋予其海军承担“集体安全与威慑”、“危机管理”、“合作安全”和“海上安全”的核心使命。在利比亚战争中、在反海盗行动中以及目前的叙利亚危机中，北约海洋战略得到检验，尽管也暴露了一些存在的问题，如缺乏政治意愿投资海军。偏重于海洋的军事领域、并以军事手段解决海上安全的北约海洋战略，对中国海洋强国战略存在着潜在的负面影响：北约的海军力量可能会遏止中国海军突破第一、第二岛链；可能会介入中国与邻国的海疆纷争；对中国海军保护能源安全也会构成挑战。这是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确保海洋安全战略所必须高度重视的。     

"海洋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东亚海洋安全信任机制构建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为东亚海洋安全合作指明了方向.目前领土与海洋权益等问题阻碍着东亚区域海洋传统安全合作,域外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介入和域内国家海洋能力的差异等因素也影响着东亚海洋安全合作的开展,为此需要引入信任机制.信任是国家间达成合作的基础,长期的利益互惠有助于信任的构建与维系.东亚区域发达的海洋贸易合作、对航道运输安全的高度重视以及多领域的非传统海洋安全合作为其构建信任机制提供了可能.可以从利益、制度与情感层面入手,构建起海洋安全信任机制框架,深化海洋安全合作,从而维护东亚海洋的和平与稳定.     

中国与印尼能源关系：现状、挑战和发展策略

印尼能源资源丰富，且能源战略地理位置险要，是中国进口油气资源的重要海洋通道，进一步加强同印尼的能源合作对中国具有战略意义。中国与印尼在油气贸易、资源开发、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新能源方面都开展了一定程度的合作，但仍需进一步拓展深度与广度，在解决诸多问题的基础上大有可为。为了进一步发掘中国和印尼能源合作潜力，扩大能源合作成果，中国应加强双边共赢、多边合作以及外交政策协调等方面的工作。     

海洋领域的中美关系:挑战与机遇

海洋领域是中美互动中最成熟的领域,中美在这一领域既有巨大的共同利益,又面临极大的挑战.共同利益包括保护海上航行自由、维护海上秩序并保持稳定,保持由海上贸易带来的经济繁荣和维护国家本土安全和海外利益.分歧和挑战包括,两国有各自不同的国家利益,并对什么是恰当的展示意图的手段、如何看待来自海洋的威胁或机遇及对于如何解释国际法和保护海上主权也有不同主张.尽管存在这些分歧,中美两国在海洋领域仍拥有足够的共同利益,可以深化和加强业已存在的合作.     

驯服印尼激进民族主义——肯尼迪政府对印尼的政策（1961—1963年）

肯尼迪政府上台后调整了对印尼政策,在促成西伊利安争端和平解决之后,在印尼发起了新的一轮外交攻势,试图抓住当前美印(尼)关系的转机,通过经济手段加强印尼与西方联系的纽带,把印尼注意力由国际事务转向解决国内问题,以促进改造印尼民族主义,影响印尼政治构成和国内外政策的长远目标。这一时期,美国改造印尼民族主义的政策,英国维持在东南亚的势力与影响的目标,以及苏加诺在地区内部消除一切殖民主义残余的努力之间产生了错综复杂、难以调和的矛盾。印尼苏加诺政权对于来自美国的压力也不会轻易就范。肯尼迪政府的对印尼政策不免于以失望告终。     

1958年印尼内战与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政策

美国对1958年印尼内战的干涉是美国与第三世界关系史上一个有代表性的事件。艾森豪威尔政府从美苏两极对抗的角度认知和处理美国与新兴的民族主义国家的关系,将美国对亚非民族主义国家的政策附属于美国对苏冷战战略。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政策思维,美国对印尼内战采取了干涉政策。干涉行动的失败,迫使美国决策当局重新检视对印尼政策的基本构架,并着手制定一项更为可行、更能反映印尼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的政策。     

印尼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和反应述评

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重要国家印尼,其新任总统也提出"海洋强国"的施政理念。由此引发印尼社会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中印尼合作前景的强烈关注与讨论。本文聚焦印尼社会各界对"一带一路"的反应与讨论,从3个方面,即"一带一路"是中印尼合作的新机遇、"一带一路"是"威胁与控制"、"一带一路"可能引发印尼的社会冲突,来考察与分析印尼社会各界对"一带一路"的认知。本文认为以下3种观点值得关注:第一是印尼政府相关部门与相关利益群体对"一带一路"倡议抱有积极的认知与反应,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中印尼合作与印尼发展;第二是知识界精英则普遍保持谨慎、怀疑甚至批评的态度,认为"一带一路"负面影响较大,是"新殖民主义扩张"的表现;第三,有学者警告关注中国在印尼影响的扩大与加深可能会激化一些社会矛盾。毋庸置疑,"一带一路"为中印尼合作带来新的机遇,同时也带来新的挑战,需要中印尼双方共同关注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消除负面认知与影响,努力推动中印尼双方关系的全面发展。     

印度-澳大利亚海洋合作:动力与制约

印度和澳大利亚近年来不断加强海洋合作。这主要表现在举行联合海军演习、建立海洋对话机制、推动地区海洋治理等方面。两国之所以不断加强海洋合作,主要因为双方都调整了海洋战略、均希望制衡中国、促进经贸合作以及应对海上非传统安全威胁。另一方面,由于双方全球外交战略存在差异、对中国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印度不满澳大利亚发展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以及印澳距离较远和经济关系不密切,两国在进行海洋合作时会受到一定制约。不过,由于双方不存在根本性矛盾,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两国未来还会进一步加强海洋合作。     

澳大利亚-印尼海上安全合作:动因、现状与影响

澳大利亚和印尼作为海上近邻,共同面临着海上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威胁,如非法捕鱼、人口走私与恐怖主义等,加之两国顶层海洋战略设计的契合,两国开展了海上安全合作。澳印尼的海上安全合作兼顾双边战略框架与多边安全架构,同时在务实领域密切合作。两国的海上安全合作已取得一定成果,在海上安全能力建设领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形成了常态化合作机制。两国的合作关系呈现出合作领域主权敏感性低、供给不对称以及机制化程度低等特征。总体来看,澳印尼的海上安全合作对中国周边海上安全并不构成直接威胁,但中国仍需密切关注其发展。     

印度海洋安全环境:新变动与新挑战

印度海洋安全战略的制定与调整深受外部安全环境影响,后者既有延续性也有变动性。近年来,印度海洋安全环境变动加速,主要涉及四方面:首先是印度洋战略地位持续提升;其次是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交织,大国角逐等传统安全问题回归;再次是非安全问题的战略重要性凸显;最后是地区治理结构破碎,多个海洋合作倡议呈竞争性发展,不确定性加大。这些环境变动促使印度对其海洋安全战略进行了较大调整,包括持续更新战略文件;积极确立新型海上安全观,主动回应新型特别是非传统海上安全挑战;进一步细化各子战略,全面回应新的海洋安全环境;积极推动海军国际交流合作,援引外力提升本国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