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海洋形势变革背景下的中国海洋安全战略——一种框架性的研究

当今国际海洋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突出表现为世界各主要海洋国家纷纷加强和调整海洋政策;<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的正面效应与负面效应同时显现;以海权角逐为核心的海洋地缘战略争夺不断加剧;海洋领域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影响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中国的海洋安全面临着日趋严峻的挑战.因此,中国应该制定明确的海洋安全战略.本文认为,在宏观战略层面,中国要把海洋安全战略纳入国家的大战略之中;在微观战略层面,中国应妥善处理中美关系中的海权问题,妥善解决中国与日本、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海洋权益争端.     

澳大利亚-印尼海上安全合作:动因、现状与影响

澳大利亚和印尼作为海上近邻,共同面临着海上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威胁,如非法捕鱼、人口走私与恐怖主义等,加之两国顶层海洋战略设计的契合,两国开展了海上安全合作。澳印尼的海上安全合作兼顾双边战略框架与多边安全架构,同时在务实领域密切合作。两国的海上安全合作已取得一定成果,在海上安全能力建设领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形成了常态化合作机制。两国的合作关系呈现出合作领域主权敏感性低、供给不对称以及机制化程度低等特征。总体来看,澳印尼的海上安全合作对中国周边海上安全并不构成直接威胁,但中国仍需密切关注其发展。     

论东北亚地区新海洋秩序与我国的对策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生效 ,极大地推动了国际新海洋秩序的建立。随着中国、韩国、日本等东北亚各沿海国对“公约”的批准和 2 0 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宣布 ,新海洋秩序在东北亚地区逐渐形成并完善 ,这对我国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它既扩大了我国的海洋管辖领域 ,又加剧了各国竞相争夺各自海洋权益的矛盾。根据“海上圈地运动”及其东北亚的新形势 ,现提出我国海洋事业所面临的、包括海洋国土观念在内的现代海洋观念薄弱等问题和相应对策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与中国—东盟共建地区和谐海洋秩序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蕴含着和谐海洋秩序观,实践和谐海洋秩序观对于中国和东盟发展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和东盟海洋秩序观相同、发展战略契合、合作机制众多以及为地区提供公共产品的意愿和能力较强,这为双方共建地区和谐海洋秩序提供了可能。中国和东盟可以通过海上发展战略的对接,实现该地区的合作共赢,建立基于合作而非武力之上的和平秩序;利用现有的多边和双边机制,加强沟通、消除误解,扩大共同认知,真正将一种合作观念及行为规范植入本地区;搭建高级别、综合性的海洋安全和管理合作机制,探讨和推进和谐海洋秩序的建设;努力平衡包容性与排他性制度安排、海上自由与海上安全、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人类正义与国家正义四对关系,追求海洋利用的公平公正秩序。     

论后冷战时代世界海洋战略格局中的中美海权合作

海洋是人类的第二生存空间,其战略地位不断提高。作为传统的海洋强国,美国充分认识到其霸权是建立在对海洋控制的基础上的。进入后冷战时代,美国强化了对海洋的控制。作为一个新兴大国,中国认识到海权的重要性,并开始大力发展海权。作为连接中美两国的唯一地理媒介,海洋事务成为双边关系的重要议程。两国在海权领域不仅有矛盾,也有合作。由于太平洋成为世界海洋体系的轴心地带,中美两国成为世界海洋战略格局中的主要国家,这种合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中美海权合作主要包涵科技、经济、安全等领域,并且由于主客观因素,中美海权合作有深化的趋势,未来有可能成为推进双边关系稳步发展的动力。     

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矛盾：演变与逻辑

近年来,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矛盾持续发酵,逐渐形成安全利益、理念和地区安全秩序构想的全面对立态势,成为影响中美和平共处的重要因素。秩序疑虑与热点问题的对立是中美在亚太地区安全矛盾的主要表现。中美亚太安全矛盾的全方位突显,根本上源于两国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权力转移态势,是中美总体力量差距背景下局部力量平衡的表现。这种力量平衡表现为:中国作为地区经济中心与美国作为地区安全中心的“二元结构平衡”;中国作为陆权大国与美国作为海权大国的“陆海权力平衡”;在中国近海区域,中美权力均衡态势初步形成。在此过程中,中美对既有安全矛盾管理的失效以及彼此安全威胁认知的反复塑造,客观上增强了矛盾对立的烈度,安全困境逐步形成。随着权力消长和政策互动,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困境,逐步呈现出从经典安全困境转向“国家引导型的安全困境”加剧的趋势。未来,中美亚太安全矛盾仍然会受到结构性因素的影响,而经济相互依存趋势、技术发展引发的军事威慑变化、意识形态竞争以及非传统安全合作等因素,则将决定既有安全矛盾是否会走向冲突。     

海洋战略视野下的苏联海权兴衰研究

苏联是一个传统的陆权国家。基于对国际形势、时代主题以及自身安全威胁的思考,苏联着手发展海军力量;而随着海军实力的发展,苏联又逐步由被动防御走向主动防御,海洋战略也从近海防御转向远洋进攻;在进攻性海洋战略的牵引下,苏联又进一步加强远洋海军的建设,同美国在全世界进行角逐,缓解苏联本土战略压力,强化了苏联的国家安全。以强大的海上武装力量为核心的苏联海权由于缺乏经济动力的支撑后劲不足,且消耗了大量的宝贵资源而得不到补偿,使其本身成为纯粹的消费者,一旦国力衰落,其衰落就变得不可避免。作为一个以建设海洋强国为目标的大国,中国很有必要吸取苏联的经验教训,建设与国力和国家战略目标相匹配的海权。     

印度尼西亚海洋边界管理中的挑战:对马来西亚的启示

印度尼西亚地域广袤,人口总数达2亿4千多万。当前印尼正面临着来自政治、经济、社会和海洋边界方面的诸多问题。本文重点关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约束下印尼与邻国的海洋边界问题,并阐述了印度尼西亚海洋政策的主要发展,特别是政府在解决划界问题和其他海洋相关问题上采取的措施。虽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意在提供一个有效的海洋安全机制,但本文认为它非但没有利于海上问题的解决反而使其更加复杂。本文总结出印度尼西亚在处理海洋边界问题上运用逐案分析、各个击破的方法。这一方法目前来看比较合适于印尼管理其漫长的海洋边界,维护其国家利益。印尼政府处理海洋安全和其他相关海洋问题的能力及其成果对马来西亚政府开展相关工作具有指导意义。     

论中美之间的海权矛盾

近来中美两国在海洋领域的摩擦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本文认为,中美海权矛盾主要源于美国。美国基于国家安全、地缘政治和军事战略考虑,企图在海洋领域对中国进行限制,以延阻中国和平崛起。中国海洋利益的拓展则加深了中美之间在海洋领域的矛盾。中美海权矛盾有逐步深化、规模加大、从黄海向南海转移的趋势,但不至于爆发全面海上武装冲突。中国在发展海权时,应处理好与美国在海洋领域的竞争与合作关系。     

去霸权化:海洋命运共同体叙事下新型海权的时代趋势

海洋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倡导的一种海洋叙事。海洋叙事是塑造海洋秩序与海权及捍卫海洋权益的话语体系。中国的海洋叙事一直较为式微,特别是中国海权在世界海洋叙事体系内常常处于被西方海权"代表"的状态。这严重影响着中国对历史性海洋权益的维护。海洋命运共同体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及其在海洋领域的发展,叙述着一种去霸权化的新型海权与新型海洋秩序,是海权从垄断走向共享、从传统走向新型的分水岭。在海洋命运共同体叙事下,中国海权的发展趋向是有别于传统海权的新型海权,是一种去霸权化的治海权,而非零和式海洋霸权。由于传统海权的惯性以及美国海洋霸权的主导,新型海权及其观念若要形成普适性共识,尚面临诸多挑战,但去霸权化的新型海权必将成为未来海权的时代趋势。     

韩国海权观:力的谋求与逻辑转换

韩国对海权概念的表述和对海权概念内涵的认识历程独具特色。韩国将海权译为"海洋力",也存在着将海权概念内涵要素从传统的"海军力""海运力"扩展至"海军力""海运力""水产力""海洋开发力""海洋环境保护力""海洋治理力"等等的趋势,表明韩国海权观从传统海权观向综合海权观的过渡。韩国海权观凸显了对"力"的谋求。随着韩国海洋实力由弱转强,韩国海权观经历了从海洋弱小国家的海权观到谋求建设海洋强国的海权观的逻辑转换。目前,韩国海权观仍存在诸多局限性。     

澳大利亚海洋安全战略研究

澳大利亚是亚太地区重要的中等国家,海洋安全战略是其国家安全战略的基石。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和亚太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尤其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澳大利亚加紧了海洋安全战略的调整,即不仅要维护其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而且要充当地区性海上领导力量,其海洋安全战略所涵盖的地理范围远远超过了澳大利亚本土,进攻性色彩日益浓厚。为达到这一战略目标,澳大利亚一方面建设强大海军,要成为海上强国;另一方面开展广泛的海上安全合作,加强与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海洋安全合作关系,以取得作战经验,扩大自己的国际影响,战略措施上也呈现出积极、主动的特点。尽管澳大利亚海洋安全战略的实施存在一些制约因素,如国家综合实力的有限以及对待中美的矛盾心态等,但澳大利亚海洋安全战略的进攻性特点以及与美国军事关系的加强无疑会对西太平洋地区的海洋安全形势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体现在:加大了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海洋安全优势,增添了中国与澳大利亚关系中的不稳定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亚太地区的海军军备竞赛。正在建设海洋强国的中国应当对此给予适当的关注,并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制定出自己的对策。     

美国对海权的再认识及其政策影响

受全球化、科技革命、中国海上力量快速发展等因素影响,近年来美国国内对海权进行新的反思,海权终结论让位于海权不可或缺论,马汉与科贝特的海权理论受到新的审视,技术创新对海权的影响被格外关注。与新认知相伴的是美国海军战略及相关政策的调整,从"由海向陆"转向"重返海洋控制",扩大海军舰队规模,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军事部署,确定"全域进入"新职能,将中国作为西太平洋海权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对海权的再认识及政策调整,是其维持海洋霸权的自然逻辑发展,将加剧大国间的地缘战略竞争。     

中国-东盟合作与南海地区和谐海洋秩序的构建

近年来南海地区海洋问题日益严峻,极大地影响着地区和谐。中国和东盟作为南海地区两个举足轻重的行为体,应成为构建南海地区和谐海洋秩序的主导力量。中国和东盟经贸相融,观念相似,提供公共产品意愿强烈,并建有多层次安全对话机制,共建南海地区和谐海洋秩序具备现实可行性。中国和东盟需在海上务实合作中增强相互理解与认知,夯实构建南海地区和谐海洋秩序的基础;完善海上合作机制和架构,扩大双方对海洋安全和海洋秩序的共同认知;统筹与东盟及其成员国的海上合作关系,推进双边与多边海上务实合作;加快"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提供具有约束力和法律效力的规范和准则。     

印度尼西亚建设“世界海洋轴心”战略和对南海争端的态度

在2014年印尼新科总统佐科的国家发展战略中,建设海洋强国和成为世界海洋轴心是核心之一。在其就职演讲中,他强调"重塑印尼作为海洋大国的辉煌"。印尼是群岛国家,拥有17508个岛屿,海洋面积(不包括专属经济区)3166163平方公里,海岸线长54716公里,历史上一直是海洋大国,居民谋海为生,蔚为风尚。同时,印尼部分海域毗连南海,与周边国家有海洋管辖界限的争端,但印尼当局历来强调,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不存在冲突。本文摘编印尼部分政要和专家关于建设"世界海洋轴心"的论述及印尼政要对南海问     

印尼“海洋强国战略”与对华海洋合作

印尼总统佐科将海洋作为未来国家经济、外交和防务发展的根基,但在实践中面临民族主义、周边海洋争端、施政效率低下与资金短缺的挑战。中国和印尼海洋合作成果显著,"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想的提出为两国海洋合作创造新的机遇,双方需进一步加强政策沟通,妥善处理海洋权利主张分歧、印尼民族主义负面影响以及来自其他大国的竞争等挑战。     

印度-澳大利亚海洋合作:动力与制约

印度和澳大利亚近年来不断加强海洋合作。这主要表现在举行联合海军演习、建立海洋对话机制、推动地区海洋治理等方面。两国之所以不断加强海洋合作,主要因为双方都调整了海洋战略、均希望制衡中国、促进经贸合作以及应对海上非传统安全威胁。另一方面,由于双方全球外交战略存在差异、对中国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印度不满澳大利亚发展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以及印澳距离较远和经济关系不密切,两国在进行海洋合作时会受到一定制约。不过,由于双方不存在根本性矛盾,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两国未来还会进一步加强海洋合作。     

试析21世纪初的中国海洋安全

海洋安全是中国国家安全在地理空间上的重要构成部分,随着“海洋世纪”的来临和国家安全环境的变化,海洋安全在中国国家安全中的地位日益凸显。21世纪初,中国海洋安全面临的挑战可概括为三大现实问题、两大外部威胁和一大潜在隐患。要有效维护中国的海洋安全,必须实施综合安全战略,并确立以台湾问题为龙头、以中美关系为关键和自主安全与合作安全并举、立足近海与走向远海相结合的原则和方针。     

当前我国海洋安全形势及建议

我国是一个海陆兼备的大国。当前,我国海洋安全形势不容乐观:军事安全压力有增无减,军事测量对我海洋安全威胁加剧,海上通道安全问题日益突出,海上跨国犯罪对我海洋安全威胁上升。21世纪中国的和平发展能否得到保障,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海洋方面的安全。为维护国家海洋安全,应树立正确的海洋安全观、加强海防安全建设、研究并制定海洋安全战略。     

莫迪执政以来印度海洋安全战略的观念与实践

2014年莫迪在印度执政以来，引领印度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印度其对外贸易、国内民生与国家安全对海洋的依赖越来越高。莫迪政府清醒认识到海洋特别是印度洋对印度的安全与发展的关键意义，并于2015年起适时调整海洋安全战略，将2007年确立的以“自由使用海洋”为主题的海上军事战略在有所继承的基础上调整为以“确保安全的海洋”为主题的海洋安全战略。这说明印度在自由使用海洋的过程中，遭遇了多样的海上安全挑战。来自海上以及发生在海上的安全风险直接影响到印度的对外贸易和海上运输、海洋经济活动的展开、海岸和港口城市的安全、海外资产与海外公民的安全，最终危及印度的国家安全。印度调整海上安全战略，明确以印度洋地区为首要利益区，同时加强以印度海军为主体的海上安全保障力量，为之确立多样任务目标下的军事战略，并积极采取有针对性的海上军事行动。同时，印度政府还通过外交手段，与周边邻国、关键的地区大国或国家集团以及全球大国建立双边和多边海上安全机制来应对多样的海上安全威胁，维护海洋安全，最终服务于印度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并为印度寻求印度洋的主导地位积累资本、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