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视阈下水权制度之检讨与重构

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关系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构建和完善水权制度已成为推进水资源管理体制改革和解决用水危机的关键。我国水权理论尚未形成成熟的、具有普遍共识的理论体系,尽管实践中的水权具体明确地指向取水权,但其无法有效地激励人们节水,进而解决用水危机。在民法典视阈下,分析水资源管理制度与水权制度的内在联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水权制度应当包括以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红线为约束的取水权制度,以用水效率控制红线为约束的用水权制度和以水功能区限制纳污控制红线为约束的排水权制度。     

对水权与水权交易法律制度构建的思考

我国水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分布严重失衡,水污染和破坏事件时有发生,导致我国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形势极为严峻。水权交易制度契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能够有效改善水资源供求关系。我国水权交易实践存在已久,但我国水权交易理论和相关法律制度还不完善。本文详细阐述水权和水权交易的基本理论,分析我国水权交易制度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简述国外水权交易制度及对我国的经验启示,结合我国具体国情,提出完善我国水权交易制度的建议。     

论水权的优先权

水权优先权具有重要功能 ,是我国水权制度和水市场建立的重要一环。在水权取得方面主要有河岸权原则、先占用原则和所有权绝对原则 ,而在水权优先位序规则的确立上 ,各国因具体情况不同 ,采取的方案也不尽相同。我国在遵循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兼顾公平与效率及遵从习惯、因地制宜三大原则的前提下 ,应确立先占用原则为主的水权取得优先权原则 ,同时承认习惯水权 ,进而构建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水权优先位序规则。     

水权制度运行涉税问题研究

在我国水资源日益匮乏的今天,特别有必要建立能够平衡各方利益的水权运行法律制度,这种水权运行法律制度中,核心问题就是国家利益在水权制度中的体现.研究水权制度运行中的涉税问题,不仅关系到水权制度的良好运行,也关系到我国的可持续发展.     

公民水权的宪政之维

公民水权的内涵和目的决定了其性质,即公民水权是一种人权。可持续发展和环境正义理论及《关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等人权条约为公民水权的人权性质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和法律基础。公民水权的尊重、保护和实现需要从宪法的角度来加以规范,并使其具有可裁判性。印度模式和南非模式为其他发展中国提供了通往可裁判性水权之路。比较而言,南非模式的优越性和其广泛的适应性给我国提供了制度移植的可能。宪法对公民水权和其他经济社会权利的承认、尊重和保护必须以其具有可裁判性为中心。因此,从长远来看,建立宪法诉讼制度或违宪审查制度,南非模式的可裁判性水权在我国才能通过法院获得有效执行。     

论水权习惯

水权习惯属于物权或私权习惯,对于调整农村地区水的利用、流转等基本关系具有重要作用,其存在于山泉、河沟、静态水环境及地下水系统等相对独立的水环境系统之中。在水之利用方面有饮水权、灌溉水权、储水权、引水权、汲水权、排水权、河岸权和水利权等诸多内容。总体上,农村水权习惯大部分与国家法律相协调,其构成了国家水事法律制度的有效补充,形成水权二元法律制度安排。水权习惯具有相当重要的生态价值、环境价值和法律价值。只有认识到传统水权的价值并使其与水法律制度相互调适起来,才能更好实现两者的"双重合法化"。     

水资源资本化的法律规制:理论逻辑与制度建构

水资源资本化是水资源市场化的高级形式。现行水资源资本化法律制度存在总体制度供给不均衡、基础性制度和核心制度缺失等缺陷,使水资源资本化法律规制的完善具有必要性;同时,现行水资源立法体系较为系统、水权交易方面较为成熟的实践基础以及国外水资源资本化的可以借鉴的有益经验为我国水资源资本化的法律规制提供了可行性基础。水资源资本化的法律规制包括基础性法律制度即多元化主体的管理机制、可交易水权法律制度的建构与完善,以及核心法律制度即水资源资本化法律监管机制的建构与完善。     

水权利体系构建

水权制度建设的基础是构建完整与科学的水权利体系。水权利是一组涉水权利,由水资源所有权、水权和其他水权利构成。水权制度建设的目的在于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重点在于建设水权。明晰水权,必须明晰各种水权利的含义与内容。水权是指水资源使用权,包括取水权与用益水权。     

水权制度结构的比较法分析——以“功能性原则”为中心

摘要：在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世界各国都面临着水资源短缺和完善水权法律制度的压力。依据比较法研究的“功能性原则”,水权法律制度有两个基本问题,一为利益分配问题,二为风险负担问题。由此,水资源利益分配规则和风险负担规则共同构成了水权的制度体系。借助“利益分配一风险负担”这一理论框架,即可对水权法律制度进行更为深入之研究。     

关于取水权限制的若干思考——以我国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为背景

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将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列为一项基本国策。2011年中央水利工作会议提出要“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这是基于我国国情、水情作出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举措。这一时代背景提出了对取水权从严限制的问题。取水权限制应注重遵循“勤俭节约”的民法公序良俗基本原则,严格取水权获得的证件制度,改进取水权行使效力规则,强化环境权对取水权的约束。     

论“水权”概念在美国的界定

水权是我国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但对其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却一直未有定论,这就需要我们回到“水权”概念的源头——美国,对其加以深入考察。根据美国学者和立法实践对于“水权”（waterright）的界定,水权是对流淌于天然通道的江河、湖泊、溪流、泉水、地下含水层等公共水体的权利,水权只是指水资源使用权或水使用权（包括水资源使用权和商品水使用权）,而不包括水资源所有权或水所有权。这是由美国所具有的法律文化、法律思维、法律理念、法律传统所决定的。     

水权及其交易

狭义的水权指水资源使用权 ,是一种特殊的物权。我国水资源分布的地区不公平导致水权交易的必然出现 ,水权交易实质上是经济手段在水资源开发利用及保护中的运用 ,水权交易将在南水北调工程中及西部大开发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水权交易不应威胁生态安全 ,不应忽视国家的利益。     

水权的界定及其法律性质分析

随着水资源在人类生产、生活以及生态、环保等方面重要作用的日益凸显,随着人类对水资源需求量日益增加与水资源总量相对有限的矛盾的日益加剧,随着人类对水资源危机认识的不断加深,人们越来越重视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与管理,水权制度因其在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上的重要作用,尤其成为人们关注和研究的焦点.文章通过对水权概念的分析,将水权定义为水资源的使用权,并将水权的性质界定为他物权及准物权,进而认定为公法性私权.     

法律视角下的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

在水资源日益紧缺的客观形势下,我国需要建立市场机制的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水权制度是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的前提和基础,而《水法》从法律上确立了水资源的有偿使用制度。在完善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制度中,水资源价格是水资源配置市场化的基础和条件。水资源的开发利用要与生态环境保护相结合,做到节约用水和生态用水。     

水权制度在治理农村面源污染中绩效的检讨及对策

农村面源污染存在着独有的特征。在应对农村的水资源和水环境问题中,很多学者对于水权制度的适用寄予厚望,我们详细探讨水权制度在应对农村面源污染中的作用,发现其存在着一定的效果,但同时也存在着诸多困境。我们既要寻求应对面源污染的环境法途径,还要全面寻求面源污染的应对之策。     

浅析可交易水权的初始分配

我国长期以来,水权市场一直处于一个缺位的状态,由水权引起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用水者之间根本不可能通过私下解决的方式自行调节,只能由政府依法在各用水主体之间进行初始分配,形成初始水权市场。而根据经济学理论,只有允许自由交易,才能更好地实现资源高效配置。完善水权的初始分配制度是由水资源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同时也为水权交易打下坚实的基础。     

水权与水权交易体制的理论分析

水权由水资源所有权派生而来。为解决用水冲突、节约用水和提高用水效率 ,进行水权分配和建立水市场是一种有效的经济手段。本文重点研究了水权的产权特性 ,水权的分类 ,水权的交易形式及原则等 ,为水权交易及水市场的建立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     

试论当代农村水权纠纷之解决

及时、有效、合理地解决水权纠纷对农村社会秩序的稳定十分重要。解决水权纠纷的方式主要有民间方法和国家方法。前者以民间调解为主;后者以行政处理、行政复议和民事诉讼为主。国家法律、地方法规、水权习惯是处理水权纠纷的主要依据。水利自治组织水利协会在水权纠纷的解决过程中既发挥着专业组织的作用,又起着预防纠纷,化解纠纷的作用。     

论《抗旱条例》的完善——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为指引

现行《抗旱条例》存在欠缺,应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的相关理念及政策措施为指引,于《抗旱条例》中吸收"利益导向理念"与"风险管理理念",为防旱抗旱管理体制与国家旱情监测系统的完善提供具体路径,并补充防旱抗旱财政预算保障制度、特殊地区防旱抗旱援助制度及水权(利益)协调与补偿制度等规范内容。     

职务犯罪案件证人保护制度的完善

在职务犯罪案件中,证人证言地位非常突出。我国证人、举报人受报复案件层出不穷,已经严重影响反腐制度和反渎制度的长足发展。目前,建立证人保护制度已经成为国际趋势,我国职务犯罪案件证人保护制度的完善具有迫切性。我国新刑诉法规定了证人保护制度,但是仍具有一定局限性。在借鉴国外有益制度的基础上,在新刑诉法框架下,建立职务犯罪案件证人保护制度,具有深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