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和谐社会的新视角:从个体理性走向公共理性

和谐作为一种社会状态,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础不是天然形成的。和谐社会包含着理性的因素,它是对非和谐社会的那种个体非理性贪欲的一种抑制与理性的缓解,它期望全社会走向公共理性,实现互利共赢。     

信息社会中行政官僚组织变革的思考

长期形成的等级式的行政官僚组织有其理性一面 ,也有其非理性的一面 ,在信息化的背景下 ,这种非理性不断加剧 ,面临变革的要求。对于全新的社会应对有几点想法 :首先 ,以集成为原则 ,重构组织的一体化 ,改变过去条块分割的鸽笼式结构 ;其次 ,以交流为手段 ,促成知识联网 ,形成全新的网络化的层级形式 ;最后 ,以分权决策为趋势 ,确立组织规模理念 ,形成理性化行政组织的规模。     

官僚制历史与理论的再思考——基于行政伦理的视角

公共行政的合理化过程主要就是公共行政体系构建和完善的过程，而作为公共行政体系主要承载体的官僚制，在充分彰显理性价值的同时，也不断陷入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的困局。从官僚制生长的政治、社会、组织与管理背景出发揭示公共行政体制的变革逻辑，需要对官僚制历史与理论进行伦理定位和价值反思，从而避免把问题的根源归结于人，并突出制度设计在公共行政发展中的作用，为未来的行政改革辨明方向，即从政治路向出发通过对政府与公民间关系的重构，形成一种以社会公共事务为中心的多层次的复合治理体系。     

把握“三大阶段” 加强旅团级单位政治机关干部建设

旅团级单位政治机关兼有机关和基层的双重功能,是"机关的基层""基层的机关"。加强旅团级单位政治机关干部建设,对于提高政治机关干部个体能力素质和巩固政治工作生命线地位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其中着眼旅团级单位政治机关干部建设综合性、政治性、业务性的特点,区分实现初任政治机关干部角色转换、提高既任政治机关干部全面素质、推动满任政治机关干部分流三个阶段,论述如何加强旅团级单位政治机关干部建设。     

破解新阶段社会管理创新几大难题

有组织的理性比非组织的个人行为更有利于社会和谐与社会稳定。有组织就可以谈判、协商,规范发展民间组织,形成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的协商对话机制,远比非理性的个体行为要规范得多、好得多     

有“限制”的考试与有限度的公正

考试是我中国古代的一大传统。然而考试所能带来的公正是有限度的,这分为几个方面。首先,考试作为一项处理人与知识的关系的特殊制度,其本身是通过"限制"一定的答题条件而生,所能带来的公正是仅限于制度本身。其次,考试的公正与政治的公正不同,与教育对公正的追求不同,与对知识获得公正的追求不同。第三,考试作为一种普通制度,所带来的理性也可能影响到诸如社会道德、个体人格等非理性的但对社会有重要影响的因素。根本原因在于考试有考试的逻辑,考试之外的事务也有各自的逻辑。这三方面造成了考试所能带来的公正是有限度的。     

试论技术建构中的理性与非理性

技术虽然具有其自然属性,但同时也离不开作为主体性人的能动作用和社会因素的影响与制约。所以,在技术建构过程中,理性和非理性都同样不可或缺,但关键是一方面要坚持以逻辑思维为基础的理性,进行明智的技术选择;另一方面,又要坚持以非逻辑思维为基础的非理性,在理性的支配下发挥非理性的动力调控的积极作用,弱化其抑制、否定的负面影响,在理性与非理性的协调统一中建构技术。     

形式公正理性引领下法治变革的价值取向——以韦伯形式理性法治模式为分析框架

马克斯·韦伯经典的形式理性法治观以理性行为理论和正当支配理论为基础。理性行为观以人的行动取向为视角,把社会行为分为工具理性的行为和价值理性的行为,为法律思想的分类提供理论依据。正当支配理论提出三种正当支配类型,即官僚制、家产制和超凡魅力统制,为形式理性法的构建提供制度基础。通过阐释两大经典理论对形式理性法治形成的影响,韦伯肯定形式理性法对现代国家的独特价值。形式理性法具有可计算性和可预测性,且离不开理性教育培养的非人格性官员从内部维护法律体系的理性程度。韦伯的形式理性法治观对受实质非理性的传统社会影响的现代中国法治变革具有启发价值,但绝对的形式理性法也存在弊端。因此,我国法治建设既应追求实质正义的实现,也应充分汲取形式理性法治的合理成分。     

小城镇公民政治期待现状与基层政治发展对策——以孝感市6个小城镇的个案调查为例

所谓政治期待是指人们基于对实现自身利益之途径及其与政治系统和政治生活之关系的认知,所产生的以政治系统为手段、以政治生活为平台而实现其自身利益的愿望。小城镇公民政治期待现状显示:人们对政府全方位发挥其功能具有相当的依赖性,对利益分配按公平原则进行调整、对提高基层政治组织之服务效率及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也有着不同程度的渴望。上述期待又集中地体现为对基层政治文明建设的期待。因此,在充分尊重民意的同时,我们必须着力于增强基层政治组织的服务功能,完善基层干部的行政形象。     

当代青年爱国实践的理性思维及其培育路径

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既是个体对国家、民族之爱和文化认同的情感表达,更是国家、民族的先进政治和优秀文化对个体内在情感、价值理性深层激发之后的自觉之爱。但是,有一种"爱国",它过于偏重情感而忽视理性约束和制约作用,属于直观的非理性民粹式爱国,主要表现为爱国主体的狭隘化、行为的极端化、情绪的媒体化。当代青年在表达爱国情感时,容易沦为非理性民粹式爱国的主体。新时代青年的爱国主义教育,要解决好理性与感性的冲突与矛盾的问题,用理性主义对非理性民粹式爱国行为进行约束和提升,使之成为理性爱国,从而使新时代的爱国主义精神真正成为民族精神的核心。     

论现代女性婚姻策略的困境——基于经济理性的视角

经济理性是分析婚姻家庭策略的重要视角之一,"理性人"从婚姻的选择、家庭的分工与决策、婚姻危机的处理乃至婚姻的破裂都在权衡成本与效益,力求婚姻双方以及家庭效益的最大化。作为婚姻主体之一的女性在一系列选择与权衡中会自觉不自觉的遵循"最大化效益"原则,其权衡涉及两个层面:由婚姻组成的家庭整体效益和作为婚姻一方的个体利益。由于女性作为妻子与作为个体"我"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因此所做出的选择并非始终一致,甚至可能相互矛盾。加之现代社会中女性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参与度的不断提高,女性自主意识不断增强,而现代婚姻又有太多的不确定性,这一切使得女性在婚姻决策中常常陷入种种困境。     

马克思的理性思想与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

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揭示了市场理性原则导致的资本主义社会非理性的异化现实,20世纪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正是把马克思的研究方法运用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结果。与法兰克福学派所不同的是,马克思认为理性导致非理性体现的是理性本身的"二律背反"。因此,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必须通过社会实践扬弃理性的异化而不是抛弃理性。     

情绪主导型群体事件的机理研究

根据群体事件中个体的心理状态,本文将群体事件分为有组织的群体事件、自组织形式的群体事件以及情绪主导型群体事件三类。其中情绪主导型群体事件具有突发性、极强的破坏性与容易被利用等特征,具有“非直接利益冲突”的特殊现象,是最值得关注的群体事件。个体在形成情绪主导型群体的过程中要经历情绪积累、情绪激发与接受暗示三个阶段,融入情绪主导型群体后的个体具有典型的非理性特征,所以要以理性、宽容的态度对待情绪主导型群体事件。     

西南边疆的内部差异及南京国民政府治策的调整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西南边疆地区的社会政治结构大致呈现出"全国性的、官僚制度的上层结构"、"由各种不同的地方团体组成的广大基层"以及土司、政教合一等多元边疆民族政治结构等三种类型。它们既有同质性,但也存在着极大差异。南京国民政府治理西南边疆的政策,既要考虑到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层面政治因素的影响,也不能忽视西南边疆各省区内部社会政治结构差异性。这些因素导致了西南边疆各省地方实力派与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各不相同的政治关系形态,南京国民政府对各省的治策自然呈现出不同之处。     

大学生涉法行为的法经济学分析

行为法经济学研究关注在现行法律规则下人的各类涉法非理性行为,试图通过制度设计对个体行为决策的影响以助其实现经济理性。大学生涉法行为的成本分析包括青春成本与人生经营、机会成本与发展成本、法律成本与道德成本、个体成本与社会成本分析。引导大学生进行人生规划和经济收益最大化的进路在于利益激励机制、成本效益分析、坚持理性选择、培育法治信仰。法经济学分析的价值考量在于提升个人经营效益、倍增家庭收益、减轻社会税负、催生阳光教育。     

论政治理性的现代转换及其对政府治理理念的影响

政治是对社会资源进行权威性分配。在分配社会资源时要遵循一定的理性精神。按照现代化理论,通过对前现代国家(包括氏族社会的分配组织)、现代国家、后现代国家政治理性的考察,可以看出政治理性从等级、神权、王权理性转换到现代国家理性,现代国家理性正逐步转换到后现代的公共理性。这种转换带来的结果是促使政府治理理念从现代官僚管理型政府转换到公共服务型政府。     

人性·德性·品性——兼评亚里士多德的道德哲学

对人性观的考察,是一切伦理哲学研究的理论起点。亚里士多德的人性观包括求知乃人之本性、人是理性动物、人是政治动物等三个重要命题,这三个命题分别从人的感性认知、理性认知和社会政治认知等三个层面对人的本质作出了哲学解释。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理性实现对人类实践的规约,理性规约的结果形成公民之"德性"、城邦之"善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亚里士多德的人性论是一种以德性论为核心的道德哲学。当下,正值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历史的使命要求大学生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更加注重自身道德品性的培育,这是亚里士多德道德哲学的品性之思。     

从边界的视角看宗教与认同

作为一种社会组织范畴存在的宗教认同有着自身的边界,这种认同的形成过程也是宗教群体不断对自身认同边界进行阐释、构建和维系的过程。在认同结构中,边界是理解认同复杂性的有效途径。正如认同是在与社会他者不断比较、竞争和选择的互动关系中实现的,宗教认同的一般意义即社会中个体在理解某种特定神圣意义系统的基础上理性地通过个体行为和社会互动来表征自身认同边界的过程。在宗教认同体系中,边界在个体和群体认同形成和构建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功能,尤其是除"区别"之外如"表达""联系""整合"等其他功能。通过边界看宗教认同,不仅是探究现代宗教变化机制的关键视角,也是理解多元社会中文化间接触、融合和冲突的重要切入点。     

《论语》中孔子“归隐”思想的矛盾

参与国家政治以实现博施济众的抱负是孔子一生的追求,对于这种追求的执着使得《论语》中孔子关于归隐的思想表现出了诸多的矛盾。而孔子在归隐思想上表现出的矛盾根源于人类生存处境的本质困境,揭示的是政治社会中人的个体自由与人的社会群体性的深层矛盾,体现的是作为感性个体的人与作为理性的社会群体成员的冲突。孔子对于这种困境的解决是出于一种社会群体责任的理性自觉,正是这样一种理性自觉,使得孔子在归隐思想上表现出了种种的矛盾;而孔子人格的魅力及其思想的价值也在这种矛盾中得以充分展现。     

非理性群体行为中的个体理性分析——对安徽省X市"红T恤事件"的认识和思考

群体行为是由一系列的个体行为聚集和组合而成的.但个体行为的一些特征在聚集和组合之后有可能会发生质的变化.社会学中最著名的发现就是个体理性行为有可能导致群体非理性行为的发生.文章通过对发生在安徽省X市的"红T恤事件"的调查发现,正是由于事件中无数个体基于不同方面的利益考虑而采取的"理性"行为的聚集,从而导致了整个事件过程中,集体行为背离了所处社会的行为规范和科学准则,从而使得群体行为呈现出非理性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