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理性”下的“理性”——浅析后现代理论的核心议题

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国家出现了以对现代性解构和否定为基本特征的后现代主义.一些学者认为后现代社会思潮的本质是"非理性"的.笔者认为这一思潮是对现代社会所产生的"非理性"后果的"理性"反思."理性"、客观地对待后现代社会思潮对于中国当前社会的影响,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积极意义.     

从治理到善治:基层政府治理嬗变的现实图景与国家整合

治理与善治理论,既是一种新的政治分析框架,又是一种先进的现代管理模式。目前,我国基层政府权力运作内卷化突出,要将基层政府善治理论放在国家整合的视角下,动用国家可利用的资源,实现我国基层政府治理目标。在基层政府善治的过程中,要处理好善治目标与社会结构、财政汲取与国家分配、法制建构与制度保障、民主发育与国家资源四对关系。积极探寻善治的制度平台,转换基层公共政策制定模式,有利于政府公共权力合法性的重构与稳固。     

基于公共理性视野的政府信任流失分析

在现代国家治理中,政府作为理性的行为主体,强调政府理性,坚持维护政府利益和政府形象,却忽视了来自公众意见的表达;对于公众而言,更是以"理性人"自居,强调公众理性。两种理性逻辑彼此对立,缺乏沟通,最终导致政府信任不断流失。因此,应该嵌入公共理性,实施理性层面的逻辑改造,提升政府信任。     

政府价值转换的内涵、过程及内在原因

现代意义的政府作为一种对全社会实行管理和服务的公共政治组织,从社会历史的各个发展阶段来看,政府绝非仅仅是国家意志的手段和工具,而是作为主体存在,在某段时期内,有其自身追求的理性价值及其转换需要。因此,文章尝试以政府价值及其转换作为研究对象,从政府价值及其转换的概念入手,探讨与描述政府价值转换的过程和原因,以期对政府价值问题研究有所裨益。     

公共选择理论视角下的高等教育资源优化配置

所谓“高等教育资源”，顾名思义，就是各级各类高等学校用于维持高等教育活动正常运行和维护教育事业不断发展的一切资源。高等教育资源可以分为人力资源、财力资源、物力资源和无形资源等。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是指社会（政府、社会、企业、家庭及个人）对高等教育事业投入的人力、财力、物力在各种不同使用方向上的分配。高等教育资源从筹集到使用一般经过三次分配。首先，是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履行国家职权，把资源分配到不同的地区或高校。我们称这种政府行为的分配为资源的宏观分配。     

中国财政民主的缺失及其构建

无论近代社会还是现代国家，政府的运作必然是建立在一定的财政基础上。作为以公共权力主导的资源配置——财政，不仅仅是经济制度的组成，更是政治制度的集中体现。财政作为国家主要的经济来源，财政不仅是政府经济收入与经济支出的反映，更体现了经济资源在国家和公民之间的分配，涉及到一国基本的政治决定过程。因此，财政民主，不仅体现的是宪政主义与法治主义精神，更体现了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的统     

试析现代政府角色的谱系——基于行政生态学的视角

行政生态理论认为,行政模式及政府角色是由行政生态影响、决定和塑造的。行政生态中的主要要素有:经济要素、社会要素、沟通网络、符号系统和政治构架。在现代工业社会中,上述行政生态要素与传统社会和过渡型社会相比,有着自己显著的特征。这些要素直接或间接、单一或混合地影响、决定、塑造着现代政府的角色,要求现代政府扮演企业型政府、有限政府、有效政府、电子政府、服务型政府和责任政府等角色,使得现代政府角色呈现为一条“色谱”谱系。     

政治生活与政府信誉--对几则行政案例的分析

我国政府由于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还存在自身角色模糊问题,加之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尚未充分理顺,行政体制本身还不完善,这些因素造成现实政治生活中政府信誉出现了诸多危机。显然,政府信誉危机的出现不符合我国政府的基本价值诉求,也违背了世界民主行政的主流,更与现代政治生活的内在要求背道而驰,相反,追求完整的政府信誉才体现了现代政治生活对政府的伦理要求。     

关于地方人大财政预算监督实效的思考

一、基本概念财政预算可以定义为政府有计划地获得和使用的公共资源。财政预算是国家分配集中性财政资金的重要工具,是国家调节、调控、管理社会和经济的重要杠杆。在现代社会中,预算是政府实现政策目标最重要的工具,预算不仅是政府的财政计划,而且是     

现代政治生活与政治伦理

现代政治生活具有普遍性、程序性、公共理性、人类关怀性等等特征。现代政治生活也正是具有这些基本特征影响人类资源分配的活动。在现代政治生活中存在三大基本的政治伦理问题:传统政治伦理与现代政治伦理的冲突;现代国家建设与政治伦理转换;公民教育与政治伦理。完善与发展中国的政治生活,需要不断研究和解决这些基本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公共理性研究述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对公共理性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一方面表现在哲学、政治学领域对公共理性的概念、理论的探讨逐步走向深入;另一方面表现在公共理性作为一种阐释、解决社会问题的有效方法论被广泛运用到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之中。近年来,西方公共理性与时俱进地同我国的政治现代化、党的先进性、执政党执政能力建设、现代国家建构,特别是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研究紧密结合起来了。目前学术界对公共理性的研究还存在着一些不足和需要进一步努力的地方。     

近三十年行政改革的回顾与反思——政府公共性的理性回归

行政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从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机构精简、职能转变到高效行政、责任行政、服务型政府的构建,我国行政改革已经走过了近三十个春秋。回顾与反思这三十年的改革历程,贯穿行政改革全过程的一条主线就是政府公共性的不断回归。政府公共性的理性回归必将加快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对构建服务型政府有重要的意义。     

政府民生治理:公共权力的合法性运作与演进谱系

合法性运作是公共权力理性化对民生治理的政治贡献,民生作为考量公共权力合法性运作的重要向度具有整合政治生态的价值意蕴。民生治理是善治与公共理性的价值厘定,也是公共权力理性化的有效运作形式。行政善治回应了政府角色定位的民生纲领,政府公共权力合法性运作的民生导向有效诠释了执政之基、服务嵌入与回应性治理的三重面向。因此,政府民生治理既是政府责任与民心资源的利益救赎,也是公共权力合法性运作的价值基础。政府民生治理的发展理路呈现了政治话语到法治论域的民生治理景图,公民社会与人民社会互构的民生治理逻辑,民生治理到民权保障的制度规约,民生改善到政治认同的价值依归等四维演进谱系。     

理性妥协: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推进社会前进的动力,除了斗争,还有理性妥协。理性妥协应成为社会共识和公共理性,成为化解社会冲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性选择。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体等各方治理主体的理性妥协和积极互动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理性妥协社会共识化和制度化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效途径。     

观点

2014年12月15日《学习时报》法治中国需要公共理性对于法治中国建设来说,我们缺乏的并不仅仅是法律在数量上的扩充和制度在文本上的优化,更为缺乏的乃是对法律的敬畏和遵循。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同当前法治建设过程中公共理性的匮乏直接相关。这种公共理性具体表现为政府的"政治理性"和公众的"社会理性"。就政府的"政治理性"而言,它意味着作为公共权     

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冲突理性变迁路径的诠释——对鄂西北D村的个案延展分析

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先后从"捆绑式社会"变迁到"现代市场要素与传统因素二元对立并存"的社会,再到整体全面转型的"裂变自致性社会"。在这一社会形态和结构变迁的大背景下,农村社会冲突理性也有一条鲜明的变迁路径,即从价值型理性为主转向价值型理性与工具型理性交错并存,再到工具型理性的扩张。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冲突理性变迁的路径,是对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关系和结构变迁的深刻反映,是农村社会冲突行动变迁的"隐藏"思维依据。     

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政府改革

党的执政能力问题的提出有着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提升政府能力是提升党的执政能力的关键,构建现代服务型政府、以理性官僚制的精神重塑行政组织、打造高回应性的无缝隙的电子政府、建立完善的危机管理机制是提升政府能力的主要方面。     

中国初步建立起现代政治制度

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政治领域的成就是中国不断地在往现代国家、现代社会和现代政党的方向发展，三者归结到一点，就是现代政治制度的建立。政治制度的中心内容是规范公共权力的运行。1978年以前，权力过分集中，从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来说，是权力集中到国家；从政府与政党的关系来说，是权力集中到政党：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来说，是权力集中到中央；从领导集体与个人的关系来说，     

电子政府:现代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实现形式

全球化的风暴使传统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同时以政府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电子政府”的提出和构建对于传统的官僚体制而言,不仅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而且是一种新的政府管理模式。它的缘起既是信息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更应是廉洁、高效与民主相统一的政府形象再造的理性选择,是现代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实现途径。     

科层化：科层制组织的理性与非理性

现代社会中的科层制是建立在马克斯·韦伯的组织社会学的基础上的,现代国家的管理就是科层化的管理。韦伯把科层制看作是理性化的重要方面,而从价值理性的角度看,我们就可以看到科层制非理性的一面,也就是说,科层制在形式上的理性程度越高,则其在实质上的理性程度就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