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侦查行为可诉性

公安机关依法承担绝大多数刑事案件的侦查工作。实践中无法拉笼公安机关违法侵犯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赋予被追诉人程序性救济权利，或者赋予侦查行为一定的可诉性，将侦查救济纳入诉讼化的轨道，则成为法治社会的必然。     

论职务犯罪的特殊侦查

在职务犯罪中使用特殊侦查，是因应当前此类犯罪复杂性的应然之举，符合现代社会公民权利的非绝对性特征且服膺于保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秩序和避免紧急危难的社会实际，也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国际公约所认可。规范特殊侦查行为应该明确遵守程序法定原则、审查和监督原则、比例原则、保密原则等，并就实际侦查中的违法行为进行制裁。与此同时，还应赋予相对人一定的救济权利。     

论侦查阶段对被害人的司法救济

我国目前在侦查阶段没有确立对被害人的司法救济制度,被害人也无法援用司法救济的方式对抗侦查阶段发生的不当司法行为。然而,被害人对侦查阶段司法行为的不满,却是导致被害人涉法上访的重要原因之一。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确立我国侦查阶段对被害人的司法救济途径,通过赋予被害人在侦查阶段知情权、参与权、控告权的方式,促使司法机关在侦查阶段正确履行法定职责.     

论我国技术侦查措施的法定化

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增加了"技术侦查措施"一节,技术侦查措施法定化是控制犯罪的需要,同时也体现了人权保障的价值。但是应当规范技术侦查措施的名称、种类及实施方法,建立审查监督制度,对技术侦查措施予以审查监督,对获得的材料的证据资格严格审核,赋予当事人获得救济的权利。     

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权配置与运行的缺陷及其完善

与国外职务犯罪侦查权配置和运行情况相比,我国现行职务犯罪侦查权在权力配置上趋于分散;侦查程序上初查地位不明确、立案程序异化和虚置;侦查手段单一,缺少特殊侦查措施;人权保障缺失,未能建立有效的权利救济途径。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应当从赋予检察机关统一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赋予其特殊侦查权力和特殊侦查手段,完善职务犯罪侦查的启动机制,强化职务犯罪侦查中的人权保障等方面入手。     

程序法视野中的诱惑侦查

诱惑侦查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已为许多国家的立法认可.由于犯意诱发型的诱惑性侦查手段会导致本无犯意的公民犯罪,机会提供型的诱惑性侦查手段会影响被告人的量刑情节.因此,从立法上对前者应该禁止,对后者则应从程序上进行严格控制.诱惑侦查一旦被滥用,即构成警察圈套,赋予被告人无罪辩护权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警察圈套成立后的救济措施.     

刍议特殊侦查手段——秘密监控

特殊侦查手段——秘密监控,如电话监听、手机定位、窃听、普通邮件与电子邮件的检查、监视、跟踪、密拍密录等作为查清犯罪事实的一种重要的犯罪侦查形式,已经在各国的刑事侦查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随着现代社会犯罪形式的日趋智能化、多样化,传统的侦查方式显得有些力不从心,秘密监控的优势较为明显。国外的立法与实践均赋予秘密监控合法地位,承认秘密监控作为侦查的一种重要手段,同时也予以一定的限制。我国立法几乎没有关于秘密监控的规定,应该予以立法完善。     

强制性侦查与令状主义

令状主义产生于英国普通法,旨在通过令状的方式实施法律上的强制处分,并对个人权利给予适当的救济,本质上是一种权利救济原则。目前许多国家对强制性侦查采取令状主义原则。广义上的令状主义,是指侦查机关在强制性侦查过程中,获得许可,可以通过法律允许的手段进行,并不限定颁发许可令状的机关一定是排除侦查机关本身的其他机关。狭义的令状主义是指侦查机关在侦查一定范围内的犯罪时,原则上可以根据法官签发的令状进行监听。我国没有实行狭义的令状主义。令状主义是追求实体真实和正当程序结合的中和产物,在诉讼的过程中要保障实体真实,同时又要注重程序的正当性,以保护人权。     

强制性侦查与令状主义

专制时代的人权保护观念薄弱,侦查过程中经常侵犯被侦查人的权利。现代诉讼文明的理念中,人权的保护是正当诉讼的应有之义,所以强制侦查手段的运用一般需要使用证件,紧急情况或法律规定的情况除外。强制性侦查手段本身就是对人权保护的例外规定,因而各国法律几乎都对强制性侦查做出专门规定。令状主义原产生于英国普通法,旨在通过令状的方式实施法律上的强制处分,并对个人权利给予适当的救济,本质上是一种权利救济原则。目前许多国家对强制性侦查采取令状主义原则。广义上的令状主义,是指侦查机关在强制性侦查过程中,获     

职务犯罪适用技术侦查措施之制度构建

职务犯罪日益呈现技术化、高智能化乃至有组织化态势,传统的侦查手段和措施已难以适应当前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需要.我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已明确赋予了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侦查中适用技术侦查措施的权力,但该规定过于原则,亟需我们对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措施适用的基本原则以及它的适用范围、适用条件、适用程序、所获材料的管理、救济途径等方面作出严格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