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环境治理公众参与中的社区介入:必要、可能与实现

农村环境治理中公众参与已上升为国家意志,多元共治已成为农村环境治理共识。现阶段政府主导下的环境治理公众参与在实践操作层面存在参与意识薄弱、参与过程模糊以及参与机制缺失等参与失灵困境。不同于政府主导下的环境治理公众参与,社区介入依托于社区自身具有的激励优势、民主优势与自治优势为公众参与提供有利契机,有助于化解公众参与失灵困境。农村环境治理实践中通过社区介入推动公众参与的经验诠释了公众参与的动力系统、运作系统与强化系统等关键问题。有别于西方社会自下而上的公众参与模式,我国农村环境治理需要在政府推动下借助社区介入从宣传认同、公开互动与授权合作等方面提升农村环境治理公众参与度。     

环境治理中的公众参与——授权合作的“嘉兴模式”研究

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已经上升为国家意志,但从当前有参与失灵转变为有效参与缺乏细致的可操作性探讨。本文选取浙江嘉兴的"环境民主"为对象,运用案例研究方法,总结了嘉兴在推动公众参与过程中的实践做法与相关经验,诠释了"嘉兴模式"中三个关键问题:为什么参与(动力系统)、参与什么(运作系统)及如何保证参与有效(强化系统)。有别于西方国家自下而上的参与模式,我国的公众参与需要地方政府的积极推动,提出了宣传认同、公开互动及授权合作的应对之策。     

农村发展进程中的环境问题

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代价之一是生态环境的破坏,城市的环境问题已经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但是对农村环境问题的认识还不足。农村面临着面源污染、污染从城市向乡村转移和农村生态环境退化等三个方面的环境问题。导致农村环境问题加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仅在于经济发展初期的粗放式经营,更重要的是由于城乡不平等的二元结构和现在项目式的环境治理模式。如果不能改变环境治理模式、实现城乡统筹,农村环境问题不会随着经济发展而自然改善。因此,改善环境的核心问题是在生态文明的背景下实现环境治理模式的创新,即实现城乡统筹和公众参与的环境治理。     

中加环境治理协调模式比较研究

加拿大在环境治理中面对日益突出的协调问题,发展出跨界合作模式,强调环境治理主体间的平等协商,并在众多环境领域创设出许多绩效显著的典型治理机制,解决了制度供给问题。而我国传统的行政调控模式,强调上下级间的权威性调解和控制,并弱化政府之外的利益相关者和公众参与,虽然具有高效权威的优点,但在实践中并不能有效化解环境治理主体间的恶性博弈,不断酿成公地悲剧事件。加拿大模式具有奥斯特罗姆提出的多中心自主治理理论特征,为我国环境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虽然我国借鉴加拿大模式时在制度供给上受到了体制制约,但仍有制度创设空间。     

环境治理中政府对公众参与的信任问题探析

针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学者们提出了众多参与模式。通过对不同模式的理念、制度设计和具体操作三个方面进行对比,发现中国环境治理中存在着政府对公众不信任的境况。在当前政府主导环境治理的语境下,其他参与主体能否参与进来,以及在治理中处于何种地位由政府给予其的信任程度所决定。因此文章建议政府应从信息公开制度、公众参与决策制度和司法补救制度等方面增进对公众的信任;而公众则应提高参与的专业化与组织化,赢得政府信任。只有政府和公众共同努力,才能消弭政府对公众在环境治理中的不信任状况。     

中国环境治理中政府对公众参与的信任问题探析

针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学者们提出了众多参与模式.通过对不同模式的理念、制度设计和具体操作三个方面进行对比,发现中国环境治理中存在着政府对公众不信任之境况.在当前政府主导环境治理的语境下,其他参与主体能否参与进来以及在治理中处于何种地位由政府给予的信任程度决定.因此本文建议政府应从信息公开制度、公众参与决策制度和司法补救制度等方面增进对公众的信任;而公众则应提高参与的专业化与组织化,赢得政府信任.只有政府和公众共同努力,才能消弭政府对公众在环境治理中的不信任状况.     

试论环境法中的公众参与制度及其完善

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危机日益加深，环境问题成为当下人类生存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环境问题处理的好坏，关系到社会的发展，甚至会影响到社会的和谐。所以，公众有责任也有权利参与到环境治理中来。在环境法中，加入公众参与的制度，充分赋予公众参与环境管理的权利，将大大有助于环境法的实践操作。在国外，许多发达国家已经在环境法中确立了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制度，并且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认识到环境保护中公众参与的重要性。研究公众参与制度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意义，一方面可以丰富理论内容，另一方面还可以提高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文章首先分析了我国环境法中公众参与制度存在的问题。紧接着研究了国外相关国家的先进经验，最后提出了完善我国环境法公众参与制度的一些措施，以求实现环境立法的目的，并最终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     

环境信息法立法探讨:背景、内涵及时代使命

环境信息法是调整环境治理主体在环境信息活动中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调整对象是因环境信息活动而产生的法律关系。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下,环境信息法立法应肩负新的时代使命,在立法范式上,要实现从压制型法向回应型法转变;在立法理念上,要实现从环境信息公开监督向环境信息服务保障转变;在制度构建上,要实现从单向度的环境信息公开监督制度向环境信息流"全过程"民主参与制度转变;在信息规制模式上,要实现从行政主导的环境信息公开模式向多元主体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模式转变;在权利尊重与保障上,要实现从公众环境知情权向公众环境信息权转变。     

中国公民环境税费支付意愿实证分析

随着人口增长和消费行为的变化,公众成为环境影响的重要主题。同时,全球环境治理也逐步从管制-命令向公众参与转变,公众成为环境政策过程的重要参与者。借助"世界价值观调查"2007年的数据,研究中国公民的环境税费支付意愿,从而揭示出影响环境政策工具民意基础的重要因素。逻辑斯蒂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环保意识、发展观和政治信任是左右人们支持政府环境经济政策的重要因素,并且三者相互联系,在政府与公众的互动当中不断变化。     

民主与环境治理关系研究

我国的一系列政治报告，都非常重视民主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民主建设与环境治理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民主对环境治理的作用取决于许多因素。民主通过选举、审议和参与，表达了公众对政府和企业环境行为的意见，从而影响到环境治理的效果。要研究民主在环境治理过程中的作用，需要重视公众的环境意识、民主制度真实效果和民主制度的运行机制对环境的作用，同时，也需要重视司法制度环境治理中的作用。     

西方公众参与立法历史沿革之分析——从民主理论的进路出发

立法是对法律所欲规范主体间的"权利资源"和"权力资源"进行制度化的配置.而在立法活动过程中,唯有使各个利益主体能够在公正、平等的基础上充分地参与博弈,才能使制定出的法律达到各方利益主体间相关权利和义务的有效协调和平衡,此亦凸显出公众参与立法的重要性.而本文即从民主理论的进路出发,来分析探究西方公众参与立法的历史沿革,以期能为我国当下日益兴起的公众参与立法模式,提供理论层面上的参考与借鉴.     

环境法中公众参与的缺失及其完善

公众参与是环境法的一项基本制度,其在实践中的作用越来越被世界所公认,对环境资源的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公众参与制度不健全,参与途径不多、不畅诸多原因,使得这一制度并未在实践中得到充分的体现。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倡导用法律手段保障公众参与环境权利,是世界各国环境保护的通则,完善公众参与的立法规定刻不容缓。     

中国公众环境治理参与群体的分类及其影响因素

文章旨在研究中国公众面对环境污染威胁时潜在的环境治理参与群体类型及其影响因素。根据居民的环境风险感知以及环境治理参与行动两个维度,划分出潜在的四种参与群体类型,同时,结合保护动机理论以及社会认知理论,从行动成本与收益、个人资源禀赋以及政府信任与环境治理评价三个方面,分析四种群体类型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环保行动成本与收益、个人资源禀赋以及公众对政府信任与环境治理评价对于公众选择积极的环境治理参与均具有显著的影响。突破居民资源与能力限制,培育公民素质以及建立居民对政府的信任机制,应成为未来环境治理的重要思路。     

城镇化扩张与居民空气污染治理支付意愿

培育居民环境偏好,提高居民支付意愿是打破政府依赖,构建自下而上多中心环境治理模式,提高城市化质量的重要路径。文章利用辽宁省调研数据,运用Logit模型分析了城市居民空气污染治理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建议应提高居民环境认知程度,完善环境公众参与制度,建立空气污染暴露-反应与居民医疗保险联动机制以提高居民支付意愿。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中的公众参与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是一项重要的环境法律制度 ,公众参与是环境影响评价程序的关键。公众参与能保证决策的民主和科学 ,保障决策的行之有效。我国的《环境影响评价法》对公众参与的主体、对象、范围、方式所做的规定还不能令人满意。借鉴西方国家和港台地区立法的先进经验 ,我们应当通过使法律具有可操作性、协调好国家干预和公众参与、赋予公众提起环境诉讼的权利、加强公众宣传、保证信息透明等方式对其加以完善。     

协商民主视域下公众参与环境立法的思考

协商民主是20世纪80年代西方学术界开始关注的民主理论和实践,它提倡在多元社会背景下,通过公民参与,就决策和立法达成共识。公众参与环境立法从实际上来说就是通过协商交流,最后达成共识的过程,充分展现了协商民主理念。本文试图从协商民主的角度分析公众参与环境立法的重要意义、现存问题、并提出在协商民主视域下如何促进公众参与环境立法的对策和建议。     

保障公民环境参与权的困境及进路

在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伴随着政府管制型这一环境治理模式出现了环境治理困境,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构建新的环境治理体系。在新的环境治理体系中,特别强调要吸纳公民的环境参与。然而在公民的环境参与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阻碍公民环境参与权实现的难题,如何破解这些难题,值得深入思考。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机制的比较与借鉴——以《奥胡斯公约》为中心

《奥胡斯公约》是目前为止对公众参与权保护最完善的国际公约,公约全面涉及了有关公众获得环境信息权、参与决策权以及诉诸法律的权利等内容。我国的《环境影响评价法》也规定了公众参与机制,但其对公众参与的主体、方式及保障机制等方面的规定存在不少问题和缺陷。借鉴《奥胡斯公约》所确立的机制,我们应当明确"公众"的范围,确立NGOs的法律地位,充分保障公众参与权和环境知情权,赋予公众诉诸法律的权利,完善我国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制度。     

乡村宜居环境"多元共治"的实践困境与对策 ——以广东省新兴县"三清三拆三整治"为例

乡村宜居环境治理是当前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的重要抓手,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2018年以来,广东省全面开展"三清三拆三整治"乡村宜居环境治理行动,政府、企业、村民及乡贤理事会共同参与,其中,政府是"主导者"、企业是"守护者"、村民及乡贤理事会是"参与者"。同时提出要通过强化政府的组织与引领作用、优化企业环境绿色发展模式、切实发挥村民及乡贤理事会的主体作用等实践举措,为广东省甚至全国其他地区开展乡村宜居环境治理提供了有益借鉴。     

当代参与式民主的复兴及其对我国民主建设的启示

代议制民主长久以来都是西方主流的民主模式,但是它却已背离了古典民主理论中的"民"、"主"的原意,十分警惕大众参与和分享权力的民主维度,这种以选举为标志的民主模式把民主政治的重心从公民转向了职业政治家,从公众参与转向了选举竞争,民主政治成为了政治家的统治、精英的统治,而非人民的统治。参与式民主理论则复活了古典民主的主权在民精神,有助于孕育和培养公民德性,保障公众权利与落实公众的政治社会义务。因此,参与式民主理论对我国当前的民主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与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