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治理中政府对公众参与的信任问题探析

针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学者们提出了众多参与模式。通过对不同模式的理念、制度设计和具体操作三个方面进行对比,发现中国环境治理中存在着政府对公众不信任的境况。在当前政府主导环境治理的语境下,其他参与主体能否参与进来,以及在治理中处于何种地位由政府给予其的信任程度所决定。因此文章建议政府应从信息公开制度、公众参与决策制度和司法补救制度等方面增进对公众的信任;而公众则应提高参与的专业化与组织化,赢得政府信任。只有政府和公众共同努力,才能消弭政府对公众在环境治理中的不信任状况。     

中国公众环境治理参与群体的分类及其影响因素

文章旨在研究中国公众面对环境污染威胁时潜在的环境治理参与群体类型及其影响因素。根据居民的环境风险感知以及环境治理参与行动两个维度,划分出潜在的四种参与群体类型,同时,结合保护动机理论以及社会认知理论,从行动成本与收益、个人资源禀赋以及政府信任与环境治理评价三个方面,分析四种群体类型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环保行动成本与收益、个人资源禀赋以及公众对政府信任与环境治理评价对于公众选择积极的环境治理参与均具有显著的影响。突破居民资源与能力限制,培育公民素质以及建立居民对政府的信任机制,应成为未来环境治理的重要思路。     

农村环境治理公众参与中的社区介入:必要、可能与实现

农村环境治理中公众参与已上升为国家意志,多元共治已成为农村环境治理共识。现阶段政府主导下的环境治理公众参与在实践操作层面存在参与意识薄弱、参与过程模糊以及参与机制缺失等参与失灵困境。不同于政府主导下的环境治理公众参与,社区介入依托于社区自身具有的激励优势、民主优势与自治优势为公众参与提供有利契机,有助于化解公众参与失灵困境。农村环境治理实践中通过社区介入推动公众参与的经验诠释了公众参与的动力系统、运作系统与强化系统等关键问题。有别于西方社会自下而上的公众参与模式,我国农村环境治理需要在政府推动下借助社区介入从宣传认同、公开互动与授权合作等方面提升农村环境治理公众参与度。     

环境治理中公众参与模式的战略性认知与建构

当前,世界各国都面临各种各样的环境问题。从根本上看,环境问题不仅仅是简单的自然问题,而是包含错综利益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20世纪以来的各类环境公害事件使西方各国将环境治理放在国家治理的重要位置,并逐渐形成环境治理的不同模式,而公众对于环境治理领域的广泛参与是西方各国环境治理呈现的共性特征。在我国,政府几乎成为环境治理的唯一主体,而作为环境污染直接受体的公众却被严重边缘化,这是造成我国环境治理"局部好转,整体恶化"局面的重要原因。为此,必须加深对我国环境治理中公众参与模式的认知,构建良性的模式运行基础,以改变愈发严峻的"环境赤字"局面。     

中加环境治理协调模式比较研究

加拿大在环境治理中面对日益突出的协调问题,发展出跨界合作模式,强调环境治理主体间的平等协商,并在众多环境领域创设出许多绩效显著的典型治理机制,解决了制度供给问题。而我国传统的行政调控模式,强调上下级间的权威性调解和控制,并弱化政府之外的利益相关者和公众参与,虽然具有高效权威的优点,但在实践中并不能有效化解环境治理主体间的恶性博弈,不断酿成公地悲剧事件。加拿大模式具有奥斯特罗姆提出的多中心自主治理理论特征,为我国环境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虽然我国借鉴加拿大模式时在制度供给上受到了体制制约,但仍有制度创设空间。     

治理能力现代化视域下地方政府权责清单制度实施研究

权责清单制度契合了推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性机理,是实现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必然的价值选择。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在权责清单制度实践方面做出积极探索,现已取得初步成效,但从实际运行角度来看,仍然存在政府公职人员对权责清单重视程度较低、社会组织及公众参与程度较低、权责清单制度实际落实情况不透明、权责类别分类不科学等问题。为进一步促进权责清单制度有效落实,未来我国地方政府权责清单制度建设应从建立权责清单+激励约束清单"双单并轨"机制、培养社会组织及培养公众参与意识和能力、完善权责清单制度动态调整机制等方面入手,积极完善政府权责清单制度建设,加快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步伐。     

公民参与视野下的政府信任差序化危机及应对

在西方的语境下,"距离悖论"问题广泛存在,即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高于中央政府;相较于西方,中国公众对政府的信任随着行政层级的降低而降低,即存在所谓的"塔西佗陷阱"。公众对基层政府的低信任度,不仅使得基层政府难以达到善治的目的,而且会增加改革的成本,增加改革被拖延或终止的风险。面对这种情况,吸收公民参与治理活动,监督治理进程,了解治理信息,分享治理成果,是修复信任障碍的有效路径。为此地方政府亟需通过公民参与,提高公民政府治理的制度信任、情感信任、过程信任和理性信任。     

城市环境治理制度创新的主体、原则与影响因素研究

城市环境治理制度创新就是对传统城市环境治理有关制度进行改进、完善与创建的一种行为过程。“城治创新”的主体可以是个体，也可以是群体。城市环境治理制度创新应当坚持协调发展与互惠共赢、互补共促与整体发挥、社会公众参与及民间组织推动等原则。影响制度创新的因素既有信息不完全与信息不对称、创新动力机制问题，也有政府的重要作用与相关制度因素。     

基于公众参与的我国排污权交易制度完善研究

公众参与是环保长效机制之根本,但在我国各地排污权交易试点的制度设计中公众参与被严重忽视.目前完善我国排污权交易制度的重点在于不断提升公众参与水平,应着眼于排污交易制度的几个关键环节,从保障公众知情权、参与环境决策权、社会监督权等方面,不断推进排污权交易中公众参与的制度化、程序化和实效化,不断完善排污权交易制度,从而实现...     

论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公众参与制度的构建

公众参与是协商民主理论的实现形式,是现代民主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内容。政府信息公开的实施,尤其是政府信息公开范围和事项的确定,关系到知情权、隐私权等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和公共利益的实现及其相互之间的平衡。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引入公众参与制度是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需要,也是合理认定公共利益的需要。然而,综观《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我们可以发现,公众参与制度在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缺失。为贯彻参与民主理论和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的要求,应当在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引入公众参与制度。其具体的制度框架应当包括:建立政府信息公开听证会制度;设置独立的政府信息公开审查咨询机构。     

城市规划公众参与的理论与实践

我国已引入城市规划公众参与逾十年,已到应当也可以反思之时.在此时期,其制度设计建构、运行情况均备受关注,但在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较大落差.因此通过理论基础的寻找、评判,确定适当的政府与公众、国家与社会关系定位十分重要.随着公众参与的不断深入,应妥当设置城市规划公众参与制度建构,改进参与所赖以运行的沟通中介机制,在制度内进行自主、理性的公众参与.     

城市社会公共安全市场的制度安排——以社区治安与犯罪预防为例

随着新型集体消费单位--社区的兴起,公共安全的需求出现了多样化和个别化,政府职能的转变也使公共安全市场形成并有所发展,对这一市场的制度安排面临着对不同治理结构的选择,同时也是传统公共安全管理体制的制度变迁.公共安全市场的制度安排应当是政府集中控制提供更多的间接服务,由市场中的企业提供多样化、个别化的直接服务,公众和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的运行模式.新型社会公共安全模式特别是在社区治安和犯罪预防方面突出体现公共安全市场的特点.     

社会资本影响农村环境治理的逻辑、困境及策略

农村环境的有效治理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社会资本是影响农村环境治理的重要因素。研究发现,社会信任、社会规范与社会网络分别是农村环境治理的价值基础、行动准绳与现实载体。现实中存在社会信任的破坏导致环境治理意愿不足、社会规范的失效致使环境治理效果不佳和社会网络的缺失造成环境治理程度不深等困境,需要通过构建社会信任体系、优化社会规范共识和扩大社会参与网络来提高村民参与农村环境治理的意愿,进而提升农村环境治理成效。     

制度信用:执法公信力建设的关键

执法公信力建设的根本目标是提高执法美誉度,直接目标是建立执法制度信用,基础是促进公众知情与参与,前提是权力控制。在社会多元化与法治建设背景下,制度信任是维系社会成员之间、政府与公众之间信用关系的前提。除了结果正义、执法效率之外,执法主体还应重视制度信用的基础性作用,建立程序正义与权力可责的执法制度。     

重建信访制度关键在民意表达

信访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参与制度和治理制度。近十年来，信访制度被过度政治化，产生了两个不容忽视的消极后果。第一，作为一种政治参与，信访应该培养依法维护权利的公民，增进从事信访的公民对各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信任。事实上，信访往往培养出介于公民与政治人物之间的超级访民，这些人在地方政治中可能成为专门利己的反对派。第二，作为一种治理制度，信访制度应该有助于中央政府依法监督各级地方政府，同时保障各级地方政府领导的正当权利，从而保持他们对中央政府的基本信任。事实上，信访制度成了中央对地方单向施压的工具，不能保障地方政府向中央反馈信息和提出建议的权利。过度政治化的信访制度迫使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干部为上级政府“买单”、“背黑锅”甚至“顶雷”，必然削弱乃至瓦解他们对中央的信任。     

基层政治信任流失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目前我国"级差政治信任"格局中表现出来的"央强地弱"的政治信任结构与以往一以贯之的高度政治信任相比,最大的差异是基层政府的政治信任流失严重。其原因,宏观层面来是利益分化导致社会不公和制度缺失导致政府对社会问题回应滞后引发公众不满;微观层面是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偏差、政府官员贪腐和政府行政行为异化严重侵蚀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从制度层面重建社会公正、推进制度反腐,从社会治理层面加强矛盾化解,从规范行政行为层面重塑政府形象是重建政府管理权威,提升公众政治信任度的有效途径。     

他山之石：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公众参与社会管理是我国政府当前的一个新的重大议题,国际社会已有这方面的成功模式和经验。从巴西、美国和北欧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模式中可以看出,一定程度的社会民主、政府信息的公开透明和公民社会组织的存在与发展对公众参与社会管理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些成功经验对我国政府推动公众参与,完善社会管理格局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开放政府数据中公民参与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开放政府数据的过程,也是政府授权于社会的表现。本研究以赋权理论作为基础,从个体层面探讨影响公民参与开放政府数据的因素。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促进因素中,心理赋权的意义和自我决策会正向影响开放政府数据中的公民参与,而自我效能和影响力对开放政府数据中的公民参与行为则无显著影响;在削弱因素中,怀疑和不信任中的恶意对开放政府数据中的公民参与具有负向影响,而不信任中的无能力则会产生正向影响。提高开放数据的完整度、透明度,加强政府自身能力建设,提升公众对政府及政府在推动数据开放上的认同感和信任感,是激发公民参与开放数据的意愿、提升公民参与有效性的方法。     

网络时代政治信任的价值与培育途径

网络的兴起构建了一种新的政治生态,它给政治信任的重塑带来了新的挑战。为更好地培育政治信任,政府要通过网络来扩大公众的有序理性政治参与、增强权力运行的透明度,同时,注重公平等价值的实现,并推动公众的政治信任从人格信任走向制度信任。     

协商民主:中国环境治理的新方向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的环境治理力度不断加大,而现实中环境质量却不断停滞甚至倒退。其中政府主导的权威主义的环境治理、有限的公众参与、倒置低效的激励结构以及不健全的监督机制都是主要诱因。笔者认为,当前政府单中心、权威主义的环境治理后继乏力。协商民主作为一种多元主体的民主参与机制,能更好地整合多元化社会下不同利益主体的诉求,实现环境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有效地规制政府行为,提升政府的治理绩效,从而为环境治理的优化和提升提供有效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