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公共危机事件中政府对网络舆论的引导

在互联网信息时代背景下,作为公共危机事件管理主体的政府如何有效引导网络舆论,充分发挥网络媒体在公共危机事件处理过程中的积极作用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本文从网络舆论涵义及特点入手,分析了目前我国公共危机事件中政府应对网络舆论存在的主要误区,提出了政府在公共危机事件中有效引导网络舆论的具体方法。     

公共体育设施特许经营立法的博弈分析

公共体育设施特许经营需要通过立法予以规范,从博弈论的角度分析,认为立法的过程就是政府满足公益和经营者追求私益博弈的过程,通过在立法参与、主体定位、监管主体、经营模式选择等方面的追求平衡,使得公共体育设施特许经营法律达到政府公益和经营者私益的均衡。     

经济立法中地方部门利益倾向问题的新思考

经济立法中的地方部门利益倾向问题 ,是一个带有一定普遍性 ,需要重新理解的世界性问题。在国际学术界 ,公共选择理论对此做出了颇有启发意义的解释。尽管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与公共选择理论赖以建立的制度背景有较大的不同 ,但经济立法活动本身无疑属于公共选择的范畴 ,因此 ,我们应该而且可以运用公共选择理论的方法对经济立法中的地方部门利益倾向加以分析。作者认为 ,对于经济立法 ,需要增强的是人们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分歧与冲突的理解 ,应当消除的是不切实际的关于利益的观念     

政务微博与政府治理改善

在中国的政治舆论生态中,政务微博是一个第一次跨越阶层和地域的公共领域。其向导国民、监督政府、批判、立法的价值理念,对社会民主政治建设、国家政治系统的运行以及政府治理改善起着重要作用。政府部门和官员运用政务微博,只有在心态、语言、行动、观念等方面遵循必要的原则,才能真正有效地做到政府治理的改善。     

论现代公共法律服务多元化规范体系建构

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是满足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日益增长的法律服务需求,为实现共同富裕发展目标提供全方位的法治保障。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地方立法例中,均集中体现出对公共法律服务基本概念和调整范围的反思与分歧,为此亟待厘清公共法律服务应然规范构造理论,这是未来形成公共法律服务全国统一立法的法学理论基础。公共法律服务专门立法在整个公共法律服务规范体系中具有纲领性地位,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改革实践不仅具备基本服务与非基本服务二元结构架构特征,而且越来越多地呈现出多元和多维架构的本质特征。现有二元规范构造理论已经不能全面解释和解构现有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实践发展的全样本和多维度、多元化样态,只有建构多元化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规范体系才能根本解决现有公共法律服务地方立法例实践及理论研究中出现的关于基本概念、规范类型、规范属性、调整方式、权利属性等诸多基本争议,从而确定公共法律服务的权利义务主体、事项范围、模式与程序、标准与评价指标、监督管理等主要体系建构的基本规范要素,进而归纳整合公共法律服务立法规范构造的本质特征,为将来形成区域协同一体化立法或全国统一立法提供立法规范要素的基本构造理论支撑。     

网络公共事件舆论引导问题研究

近年来,网络公共事件连年攀升,"双刃剑"效应愈发突出。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在网络公共事件舆论引导工作中存在许多不到位、不适应的问题,必须继续强调和落实政务公开,完善相关机制,加强行业自律,并探索建立网络发言人制度,以进一步提高网络公共事件舆论引导能力。     

互联网时代的媒体信息和立法决策——以《校车安全管理条例》为例

对公共事件的报道,媒体扮演了信息生产者、信息加工者和信息传递者的角色,通过发挥议程设置和议程引爆功能对立法议程产生压力性影响。由于立法决策信息收集和处理能力受限、立法议程设置阶段公众参与渠道不畅,立法决策者借助媒体获知公众立法需求,并在其压力影响下做出突击性回应决策。这使得立法决策可能面对一系列不利后果:信息失真、信息不对称现象加重、信息结构失衡进而导致信息使用策略的失败。我国立法决策者应当正视媒体信息和公众舆论在互联网时代给立法决策带来的新约束,转变立法规划和立法计划制度的现有功能定位,公开立法议程创建环节的相关信息,增强对代表提案和立法项目建议的科学论证,以保证公众参与在立法资源分配源头环节发挥实质性影响。     

略论网络舆论的法律规制及其理论前瞻

网络舆论的正向功能和负面效应揭示了法律规制的必要性。互联网和网络媒体的特殊性又决定了网络舆论法律规制的特殊性,信息源审核等传统管理手段并不适合于网络舆论管理。我国网络舆论规制立法尚不能满足立法需求,特别是在网络舆论监管体制和监管措施及网络舆论监督的法治化等方面。应当对相关法律问题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以促进我国的相关立法完善。     

公共领域视野下知识产权制度之正当性

知识产权制度之正当性在于其能够有效地促进知识的学习和传播,激励创新,从而增加社会福利。知识产权劳动价值论、激励论、对价论等均蕴含着公共领域保留的理念。公共领域保留能够促进知识的创造、传播与学习,促进创新驱动发展有益循环。过高保护水平的知识产权制度对公共领域是一种侵蚀,不仅不利于知识产品的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反而会增加知识传播的成本,不利于可持续创新的实现。知识产权公共领域保留需要在立法中明确表明,以结合知识产权私权保护规范共同实现知识产权立法目的。公共领域保留也是知识产权司法实践中有效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方面。     

税 授权立法——税收立法权遭遇拷问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一份呼吁全国人大收回税收立法权的代表议案,引发舆论热议,由此展开的社会性反思,或将迅速推动税收立法权的改革。从更深的层面而言,这场公共讨论的真正价值,并不仅仅限于税收立法权,而是可以循此延伸至授权立法这一更本质的问题。回溯历史,中国的授权立法在改革的时代语境下引吭高歌,为国家改革和法制建设作出了特别贡     

强制拆迁中的私产观念及其冲突

强制拆迁的主要关注主体有政府主体、开发商、被拆迁人、知识界以及公共舆论,各方主体由于所站的立场不同,对处于强制拆迁中的私有财产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其中,政府和被拆迁人的观念之间、开发商和被拆迁人的观念之间、知识界与公共舆论和被拆迁人的观念之间以及政府、开发商和知识界、公共舆论的观念之间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冲突,就强制拆迁中各方主体的私产观念以及不同观念间的冲突,下文将以"宜黄事件"为锲入点展开具体论述。     

Inadequacy of China＇s Legislation on Compulsory Licensing of Pharmaceutics Patent and Its Improvement

面对艾滋病、SARS、禽流感等大规模传染性疾病对公共健康安全的威胁,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各国纷纷加强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立法,当然,我国也不例外。但是,我国现行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仍然存在立法层次过多、颁发事由不明确、申请主体过窄等不足,在今后进一步完善相关立法时,应考虑在专利法中对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做出专门的、完整的规定,并明确将公共健康利益需要作为颁发专利强制许可的事由,以及允许任何单位和个人成为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申请主体。     

税 授权立法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一份呼吁全国人大收回税收立法权的代表议案,引发舆论热议,由此展开的社会性反思,或将迅速推动税收立法权的改革。从更深的层面而言,这场公共讨论的真正价值,并不仅仅限于税收立法权,而是可以循此延伸至授权立法这一更本质的问题。回溯历史,中国的授权立法在改革的时代语境下引吭高歌,为国家改革和法制建设作出了特别贡     

论我国现行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立法的不足与完善

面对艾滋病、SARS、禽流感等大规模传染性疾病对公共健康安全的威胁,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各国纷纷加强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立法,当然,我国也不例外。但是,我国现行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仍然存在立法层次过多、颁发事由不明确、申请主体过窄等不足,在今后进一步完善相关立法时,应考虑在专利法中对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做出专门的、完整的规定,并明确将公共健康利益需要作为颁发专利强制许可的事由,以及允许任何单位和个人成为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申请主体。     

公共议题下的权力 “抵抗”逻辑——— “彭水诗案”中舆论监督与公权力之间的博弈分析简

近年来,公共舆论对公权力的监督日益呈现出多样化、博弈化的复杂态势,通过彭水诗案的分析表明,媒体舆论经过“公共议题”设置后形成了层级推进、多维质疑的追问方式,但公权力在这种强大的舆论监督压力面前,则往往会采取迂回“死扛”、暗渡陈仓的回应方式和策略,其中演绎着公权力的“抵抗”与“就范”逻辑,而这也是当下加快法治国家建设进程所需要认真反思和应对的。     

公共议题下的权力“抵抗”逻辑——“彭水诗案”中舆论监督与公权力之间的博弈分析

近年来,公共舆论对公权力的监督日益呈现出多样化、博弈化的复杂态势,通过彭水诗案的分析表明,媒体舆论经过"公共议题"设置后形成了层级推进、多维质疑的追问方式,但公权力在这种强大的舆论监督压力面前,则往往会采取迂回"死扛"、暗渡陈仓的回应方式和策略,其中演绎着公权力的"抵抗"与"就范"逻辑,而这也是当下加快法治国家建设进程所需要认真反思和应对的。     

公共采购强制招标法律制度研究

我国公共采购强制招标法律制度在招标的主体、对象和限额标准等方面既借鉴了国外的有关立法成果,又有所创新和发展;由《招标投标法》与《政府采购法》共同建立公共采购强制招标法律制度的立法模式在实践中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弊端;两法合一是解决有关弊端的根本途径,但在目前需要采取一些有效的法律对策。     

法官应当如何对待公共舆论——从富勒法治的八项原则谈起

法与道德既有共性，又有特性。道德在许多方面影响法的运行，在司法领域的表现之一就是公共舆论对法官审理案件的干预。富勒在其著作《法律的道德性》中也提及了法官应如何对待民意和舆论的问题。根据其关于法治的八项原则，不难看出法官对公共舆论的过度倾向和采纳，容易造成对法治原则的违背，也有其局限和缺陷。因此，法官在审理案件时，要正确对待公共舆论，将对法律的维护和道德因素的考虑通过正当的程序加以区分和利用。     

网络时代的舆论与司法——以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为视角

公共领域是一个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的空间.在网络信息时代,新媒体的出现使承载舆论的公共领域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导致了"公共领域的第三次结构转型".2009年以来,多宗演变成影响性事件的司法案件表明,当下中国的司法恰逢公共领域转型和社会转型的双重变奏,其运作的过程和裁判的结果深受舆论的影响甚至左右.为了在舆论与司法之间培育起健康的关系,必须既保障开放的舆论空间,又保障依司法独立运行,并通过司法的透明化赢得社会公众对司法的信任.     

公共信用立法的合宪性考察与调整

为提高社会诚信水平,公共信用立法授权政府建立专门机构,对公共机构履行职责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制作或获取的与信息主体信用状况有关的信息进行加工、处理、评价,形成档案式的公共信用信息,并对外公布或作为行政执法的重要依据。公共信用信息的收集、加工、评价、共享及应用等,可能严重影响公民的个人信息权益、人格权、平等权等基本权利,应当有立法上的明确授权。立法上应当明确公共信用的内涵,以防止公共信用信息的泛化而演变为一般性社会管控或促进执法的工具,偏离原初的提高社会诚信水平的立法目的。不合理的信用评价与应用,无助于社会诚信水平的提高,权利限制与立法目的应当合乎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