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权威与中国检察权的宪法复归

在中国的宪政结构中,检察权是与行政权、审判权并列的国家权力,担负着保障宪法统一和完整实施的法律控权功能。但在实践中,中国检察权主要是一种公诉权,人们以西方公诉权来理解和运作中国检察制度,使中国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功能难以发挥。另一方面,当人们用法律监督权来理解和实践中国检察权的时候,发现与法律监督相适应的规范和机制严重缺乏。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作为法律监督权的中国检察制度缺乏理论和实践的支持。因此,全面厘正和恢复中国检察权的宪法精神,建立科学的法律监督权的理论体系并在实践中形成法律监督的运行机制,不仅是中国检察制度建设的要求,也是全面贯彻和实施宪法,确立法律权威的基本要求。     

检察权配置的现状分析

我国检察权的配置是借鉴国外检察制度和我国古代御史制度的优良成果,并结合我国国情建立起来的,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当前法制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检察权在运行的过程中存在着法律规定不完善、缺乏强制力、各项权能存在漏洞等问题。优化检察权的配置,对于充分发挥检察机关检察职能,强化国家法律监督,保障法律统一正确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检察权的性质定位

人类历史上,产生过多种类型的检察制度:西式的、苏式的、中国古代式的,但各种类型检察制度都有法律监督的实质。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正是立足中国当代实践、继承本国历史传统,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创造性地构建中国特色检察制度的过程。与之相适应,中国检察权的性质也呈现出极富中国特色的法律监督性质。     

中国检察权及其权力配置

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权产生于上世纪中叶,是社会主义制度一项重要的宪政成果.前苏联的检察制度、西方国家的检察制度和中国传统的检察制度,共同成为了中国检察制度的经验材料和制度参照.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础上的"一府两院"制政权结构模式下,法律监督权是中国检察权的基本属性和制度特征.检察权的配置应当在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展开:在宏观方面,以监督行政行为和法院审判为基本理念,强调逻辑理性和制度理性;在微观方面,以监督诉讼为主要内容,关注监督的现实需要和操作需求.     

民事执行权制约体系中的检察权

针对我国民事执行制度中执行难与执行乱这两大问题,检察权的介入成为司法界和理论界求助的一种解决途径。但必须区分这两种检察权的不同性质。虽然都是基于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权＂,但针对外部干扰执行导致的执行难问题所进行的检察监督是守法监督,在性质上是检察执行协助权或检察支持执行权范畴;针对法院滥用执行权导致的执行乱问题所进行的检察监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执行监督。两种性质的检察权介入从制度功能目标,到应当遵循的原则,以及权力行使的主体、客体、条件、程序和救济途径等等均不相同。定义检察权和执行监督的概念,澄清执行监督与执行权制约、执行救济、执行协助等其他相关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以期实现检察权的正当介入在解决执行难、执行乱问题方面的预期功能,而不是事与愿违,甚至适得其反。     

检察一体与检察独立之分际与界限

检察一体与检察独立历来是检察制度理论的争论热点,盖因检察权兼具行政权、司法权双重属性或第三权属之故,检察权运作实质上是检察一体和检察独立的协调统一,厘清检察一体与检察独立的边际与界限,才是我国检察制度改革的关键。     

刑事诉讼中检察权的合理配置

检察权的配置,是检察制度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检察改革的核心问题。合理配置检察权,需要考虑现有的宪政基础和制度框架之要求,考量检察工作的法治功能和现实需要,平衡检察权能的拓展与限缩。这些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是检察理论乃至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问题,需要广大检察干警自觉、深入地思考和研讨,更需要系统内外的积极对话与推动。     

国家权力结构中的检察监督——多维视野下的法学分析

陈光中教授在给该书写的《序》中写道：“《国家权力结构中的检察监督——多维视野下的法学分析》从当下中国法学理论界对中国检察权的属性、检察权的范围、检察机关在司法体制中的定位等具有分歧的现实背景出发，以探求符合中国国情又能充分发挥制度功能的检察制度为目标，在掌握大量资料，详尽分析资料，理性思考的基础上，从历史考察角度、中西宪政考察与比较研究角度以及检察制度在司法制度中的实证研究等方面，对中国的检察权与检察制度的属性，     

论军事检察制度与国家检察制度的关系

军事检察权渊源于国家检察权的性质 ,决定了我国军事检察制度是国家检察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 ,因而 ,我国军事检察制度在根本目的、根本任务以及基本的军事检察职权等方面 ,与普通检察制度保持了一致。另一方面 ,我国军事检察制度有其独立存在所价值 ,其未来发展应在国家检察制度的总体框架内 ,突出军事检察制度相对于普通检察制度的个性特点 ,提高军事检察为军队建设、作战服务的水平 ,为军队全面建设和作战任务的完成提供强有力的军事法治保障。这种独立发展绝不是对国家检察制度的突破或悖反 ,而是一种补充和完善。     

中日检察权运行机制比较分析

中国与日本两国政治制度不同,两国的检察制度也是特性大于共性.中国检察权体现为法律监督权和司法权,日本检察权体现为一种行政权和司法权.政治制度的不同,使得两国监察权的运行机制也截然不同:中国的法律监督职能体现为监察职能、公诉职能、诉讼监督职能;日本的检察权体现为侦查权和公诉权.     

略论检察机关民事公诉权

检察权作为一种国家权力,从其产生就代表国家享有公诉权。公诉权包括刑事、民事和行政公诉权。这是研究检察机关民事公诉权的理论前提。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法律监督是对一切执法和守法活动的监督,包括对民商事、刑事、行政等法律行为和法律关系的监督。公诉权是行使法律监督权的一种重要形式。而检察权的法律监督本质和我国的实际情况,决定了检察机关有必要行使民事公诉权,但其行使范围有严格的限定。     

成文宪法中的检察权

检察权是各国成文宪法普遍规定的权力。通过对168个国家宪法文本规定检察权情况的考察,发现有104个国家宪法中有检察权的明确规定。这些国家对检察权的定位基本上包括司法权、行政权、独立权力、公共权力几种,其中司法权定位的国家最多。检察权的职权行使以刑事公诉权为核心,具有程序性特征,其法律监督带有权力制约性。我国宪法关于检察机关和检察权的规定应该体现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并从程序性制约的角度进行设计。     

简析我国检察机关宪法地位的合理性

宪法对检察机关的定位决定了检察机关的权力属性、宪法地位和在国家整体权力框架中与其他权力主体的关系。文章从政治理念、法律传统、政权组织形式、政党制度以及司法体制等诸方面对检察机关宪法地位的合理性加以研究和分析,客观地论证了检察机关宪法权力定位的依据、法理基础和现实要求,并对检察权的实现提出了建设性的设想。     

试论我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范围

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范围,既是检察学中的重要范畴,又是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的核心问题。欲完善我国检察制度,必须重视对检察监督范围的研究。本文针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范围理论与实践的现状,阐明具有中国特色的检察监督范围的确定依据,并提出建立我国检察监督范围的构想和建议。     

关于中西检察权本源和属性的探讨

西方检察权的历史本源是公诉权 ,而中国检察权的历史本源是职务犯罪的侦查权和诉讼监督权 ;西方检察权的权力属性兼具行政性和司法性 ,而中国检察权的权力属性就是法律监督权。依法治国必须强化检察监督权 ,中国检察改革应当具有自己的特色。     

检察权性质比较研究

对于我国检察权的性质,长期以来分别有法律监督权说、行政权说、司法权说等等不一而足。比较两大法系国家检察权的性质,从宏观层面上和微观层面上分别对我国检察权的性质进行比较分析,可见我国的检察权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检察权是与行政权和审判权平行并列、具有独立地位和特殊性质的权力。     

中国检察权建构模式下的实践形态反思

关于我国检察权的性质存在多种学说,将其定位于法律监督权属于目前较为统一的看法。在我国的权力建构模式下,检察权若作为法律监督权,在规范层面,将面临很多法律层面的缺位情况。在实际运行层面,则存在着法律监督被放置于刑事诉讼监督、行政机关掌控检察机关的资源、检察权宪法权能与法律权能运行不协调、公诉权是否属于法律监督权等解释难题。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细化路径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这拓展了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权,有利于节约司法成本、加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司法保护、合理配置司法资源和实现恢复性司法。为了实现这一制度的操作性,应当逐步细化具体规则,确定其法律效力,厘清其与相对不起诉之间的关系,规定附条件不起诉决定的法律效力,明确所附条件的标准,进一步完善法律适用程序,从而在实践中最大限度实现该制度的价值目标。     

构建和谐社会与当代中国检察官的职业定位

本文从政治学、社会学的视角对检察官的职业定位问题进行了剖析.认为:必须紧紧抓住中国政治权力构架下中国检察权这一权力设置的独特性,即其核心和本质是法律监督权;必须将检察官职业定位于职业法律守护人,即护法官;在此前提下,对于检察官职业进行科学客观的角色定位,在改进执法理念等层面上作出努力,以实现建设法治国家和和谐社会所要求的职业目标.     

公诉案件刑事和解的司法处置与检察监督

2012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将刑事和解制度正式纳入规范条款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刑事和解无法可依的局面。文章认为其所规定的适用范围仍有拓展空间,检察机关在刑事和解程序中对检察职权的运用尚需规范和完善。文章结合刑诉法的有关规定及检察机关的职权对刑事和解适用范围及依检察职权进行的司法处置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