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悲剧——西方悲剧与中国古代悲剧之异同

本文试图用平行比较的方法,对中国古代悲剧与西方悲剧各自不同的生成背景、思想倾向、艺术表现手法等进行分析研究,力求为＂悲剧＂找到一种更合理的解释。     

千古灵秀女儿身 亦悲亦完苦绛珠——浅析林黛玉形象的美学内涵

对于林黛玉这一悲剧形象,以前的论者大多探讨其不俗之处,但黛玉在其悲剧人生历程中所展现出的＂人＂的魅力也是令后人为之倾倒的。其悲剧精神之雅美、性格之挚美、爱情之凄美在她为人做事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边城》：牧歌与挽歌的双重吟唱

《边城》是一首充满天籁之音的优美牧歌,然而其中却又浸润着不尽的忧伤,它通过湘西儿女翠翠的爱情悲剧,反映出湘西在＂自然＂、＂人事＂面前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一代又一代重复着悲剧的人生,其中寄托了作家民族的和个人的隐痛。     

文变染乎世情--浅议考狄利亚与程婴

悲剧总是贯穿着一种民族的苦苦求索的理性意蕴,而这种理性意蕴就是一种民族精神,其本质特征引导着人对自身的本质及生存环境的深邃思考,从而在相当层面上让人们在悲剧的气氛中注意到善与恶的伦理观照.程婴在经历了惊心动魄的痛失爱子和育孤的千辛万苦之后,终于成就了他的壮举,唤起了人们对审美主体的崇敬;考狄利亚在苦难与不幸的展示中,以个性酿成的悲剧,揭示生命存在的根据,表现出对人的价值和对人类命运的无限关切,具有重要的美学意义.     

论《边城》中两个爱情悲剧在文本中的意义

沈从文的《边城》在世外桃源般的环境中,写了两个爱情悲剧：翠翠父母的悲剧和翠翠自己的悲剧。通过分析悲剧成因,我们可以看到,作品寄托着作者的理想和重构精神家园的努力,其＂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尤其具有超前意识,具生态文学意义和生态美学意义。     

圣境禁地与乡民——浅议地方性文化语境中的巴日村民和共有资源关系

共有资源并非没有＂产权＂。共有资源的利用和村民之间可以是一种良性互动关系,处理好这个关系,就可以摆脱传统理论假定的＂公地悲剧＂。     

制度变迁视域中的刑讯逼供——一种经济学的进路

刑讯逼供是社会历史发展和经济、技术约束的产物。历史上的刑讯逼供是国家在面对犯罪损失时,在国家财政和技术能力的约束下,为了最小化犯罪追诉和证明的成本而作出的理性选择,而且刑讯逼供也受到严格的制度约束,以最小化冤案概率,因此它并非从来就是＂恶＂的。只是由于历史的发展使人们有了更好的方式以更低成本证明犯罪,刑讯逼供才成为一种＂恶＂。遏制刑讯逼供关键在于努力创造条件化解犯罪追诉的压力,同时提高犯罪证明的能力,如此才能消除其生存的土壤。     

儒学的现代性意蕴

儒学自先秦到现代,经历坎坷,却充满生命力。古代虽有＂独尊儒术＂之荣耀,现代却有＂打倒孔家店＂的悲剧,而当今＂孔子学院＂又遍及全球。儒学对后世的影响深远而广泛,小至家庭,大至社会,更乃至世界,都有儒学的踪迹。     

从“推销员之死”看美国梦的破灭

《推销员之死》是美国杰出剧作家亚瑟米勒的代表作,是一出典型的现代悲剧,它粉碎了美国社会的＂人人可以成功＂的神话,向观众呈现了一个普通美国人梦想的破灭,走头无路,走上自杀之路的悲剧故事。作者用完全现实主义的手法刻画了一系列贴近生活的人物形象。他们和美国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一样,都过着平凡的生活,但也渴望发财,成功,飞黄腾达,而剧中的人物悲剧的结局,也引起了大众的共鸣。     

日本大日向分村移民述略

大日向分村移民在实行经济更生运动的背景下,在日本政府＂五族协和＂与＂王道乐土＂的鼓吹下,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来到中国东北,未曾想到这是一场噩梦,最终以悲剧结束。以大日向分村移民为研究对象,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从其政策制定、具体实施、建设过程到战败后的大日向村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较为详细地探讨。     

明星艳照事件对青少年成长的杠杆作用——从“艳照门”到“兽兽门”

＂艳照门事件＂和＂兽兽门事件＂等类似社会事件的本质属性为恶,在危害社会和青少年成长的同时,从反面起到了促进青少年成长的杠杆作用。通过青少年主体的自我反思和社会的合理把握,可以有效地促进青少年自我意识的形成、责任意识的明确、法律意识的强化和性教育的科学化等。     

从孔孟到荀子：法律的道德基础及其证定——从德与法的关系看先秦儒家法律观念之演变

在法哲学领域当中,道德与法律的关系乃是核心问题之一。在中国的传统中,由孔孟＂德主法（刑）辅＂之观念塑造而成的是国人重德轻法、重情轻理的处世态度和生活方式,法或刑在孔孟的思想体系中,是一种缺乏道德合法性的、消极无奈的存在。在荀子的观念体系中,孔孟的理论偏差得到了恰当的修正。荀子在＂人之性恶＂基础上对法律的道德合法性所进行的证定,使德与法之间达成了一种同质、统一的关系形态,德法同行,相辅相成,个体由此可化恶成善,社会据此可正理平治。     

论奥菲利娅的双重身份：女性/疯癫

《哈姆雷特》中的女性角色奥菲利娅在多个层面上加深了这部杰出剧作的悲剧性深度：她既体现出身为女性的悲剧———在父权制的钳制下,女性只能沦为＂沉默的他者＂,在男性家长语言的询唤声中塑型自我主体———更展示了身而为人的悲剧：人内在的中空昭示出人类在欲望着拉康所谓的＂他者的欲望＂的同时丢失了自我及其主体性。然而,疯癫却帮助奥菲利娅脱离了父权制及其语言控制的强力,使她获得了话语权,同时还奇异地跨越了表象和真实之间难以弥合的天渊。     

麦克白:权欲与野心的牺牲品--浅析悲剧《麦克白》

许多西方评论家认为,悲剧<麦克白>中的主人公麦克白的毁灭是女巫的蛊惑和麦克白夫人的引诱所致.这些看法都失于偏颇.麦克白走向毁灭的主要因素是其自身的野心和权欲.麦克白本来是一个受人尊敬的民族英雄,但是在人生道路上最关键的时刻,经不住权力的诱惑,一念之差,选择了恶,放弃了善,踏上了自我毁灭的不归路.麦克白的悲剧使读者从更广阔的人性的视角来看待人生.     

落魄莫还乡——谈《基尔希父子》中的“浪子”形象

施托姆在《基尔希父子》中,从市民家庭着手,探讨＂维系市民社会、同时又压制个人自然情感＂的市民规范：基尔希父子反目、家庭分裂的悲剧是作者对市民规范的文学性反思。同时,儿子作为市民规范的牺牲品,对与代表这种规范的父亲发生冲突深感后悔,这表明处于市民社会的作者施托姆,实际上仍认同当时的社会秩序。     

王符的司法思想

王符作为一个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思想家十分关注现实问题,也非常关注政治法律问题,对司法问题进行了全面思考。他从＂天人合策＂的角度论证了司法的形而上根据＂天道＂,认为用司法手段对犯罪的惩治不仅是恢复受损的人间秩序,同时也是恢复受损的自然秩序。他认为,司法的作用在于除暴安良、＂劝善消恶＂,司法的最高目标在于＂致太平＂。虽然他认为治乱世可用重刑,但仍将司法定位于辅助德化,即所谓＂尊德礼而卑刑罚＂。他认为,司法官员应当具有谨慎、正直、清廉的品质,做到＂平赏罚而无阿私＂,追求＂政平讼治＂的境界,通过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促成社会和谐。     

家不幸 谁之过——莫瑞尔家庭悲剧的成因

劳伦斯的《儿子与情人》讲述了一位品德高尚、举止优雅的女子嫁入社会底层,对生活没有满足感,所以当儿子们长大成人后,她把他们当作情人。这种病态的家庭关系致使莫瑞尔家每个人都如身陷囹圄。莫瑞尔家每个人的悲惨结局时常萦回在人们的脑际,使人不禁思索这样＂英勇的小妈妈＂怎么会对生活彻底失望;这样＂生性善良＂的父亲怎么会遭家人鄙弃;这样有爱心的威廉和保罗兄弟怎么会无法正常恋爱。沉思之后,我们不难发现阶级间的矛盾冲突和人物的性格缺陷对莫瑞尔一家人的命运有着致命的影响。就是这些毁灭性的因素造成了莫瑞尔一家人的悲剧。     

伊万·伊里因的以强力抗恶思想探析——兼论托尔斯泰的勿以暴力抗恶思想

伊里因以强力抗恶思想的提出源于对托尔斯泰勿以暴力抗恶思想的批判,源于对俄罗斯知识分子未能使俄罗斯摆脱恶的侵害后的反思。通过对善与恶外化本性的分析,伊里因论证了以强力抗恶的必要性;为了防止抗恶的强力变成滋生恶的暴力,他又严格规定了以强力抗恶的前提条件。与托尔斯泰不同,伊里因主张通过内在精神措施和外在强制措施相结合的方式去抵抗恶,这两种方法各有侧重、不可偏废。外在强制措施服务于内在精神措施,需要谨慎对待强制措施,但面对恶行要勇于应战。伊里因与托尔斯泰在如何抗恶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与他们二人不同的政治取向密切相关,托尔斯泰是否定国家政权的无政府主义者,而伊里因则是主张建立强大国家政权的国家主义者。     

莫里森长篇小说《秀拉》中死亡事件的艺术解读

莫里森的长篇小说《秀拉》探讨了关于黑人女性的自我成长和反叛精神、爱、婚姻、友谊、善与恶、社区、道德、传统等多重主题,然而对于这部小说中频繁出现的死亡事件却鲜有人分析,莫里森将死亡事件几乎描写于每一个章节里。本文通过对李子之死、＂小鸡＂之死、汉娜之死和夏德拉克的＂全国自杀节＂等主要死亡事件的分析,反映出黑人群体在白人物质精神高度控制下的社会中所遭遇的悲惨境地和渴望自由与平等的迫切要求。     

娱乐正弊的《伪君子》

作为欧洲贵族时代少数几部喜剧成就最高的经典之一,莫里哀的《伪君子》这部理性驱逐神权时代的讽刺喜剧通过笑来打击恶以纠正时弊,启迪观众在理性的笑闹中透过那些可笑对象的偏执行为与拙劣表现反思自身的劣性与敌人的可怕性;它具有一种“闹后趋静”、“乐极生悲”的艺术伦理效果,在理性透视里渗透着悲戚与阴沉,凸显了真理的相对游移,并使这部理性喜剧跨到了悲剧界限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