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维稳与民众维权的经济学视角分析

运用经济学思维和工具分析,当前政府维稳与民众维权存在以下现象：政府维稳的高成本与民众维权的低效用,政府维稳和民众维权零和博弈,资源配置不均衡下的维稳异化和维权增多;而政府的权力寻租、产权的不明晰、负的外在性以及信息的不对称是引发民众维权的主要原因。为此,从经济学思考解决政府维稳与民众维权矛盾,应优化资源均衡配置,建立合理的社会分配制度;引导政府与民众正和博弈,实现双赢;制约政府权力寻租与保护产权;开放信息资源,消除信息不对称等。     

维权与维稳的内在逻辑及相互促进机制

维权与维稳在深层关系上是相互促进的。没有对权利的保障,社会就会充满怨气,基本秩序失去根基;没有社会稳定,权利的保障也就成为无本之木。现实中出现维权与维稳的对立,主要是由于民众在表达诉求时,采取了法律所不允许的形式,政府在应对民众诉求时也存在诸多问题。依据诉求是否正当及表达方式是否合法两个维度,可以区分出四种维权行为,其中,诉求正当却采取了不合法的形式去表达是导致当前公共冲突频发和冲突能量无法规范的主导类型。从2000年以来25起典型案例来看,表达方式的非法化主要包括被迫无奈式、团体失控式、即时反应式、以牙还牙式、应急建构式、同类仿效式、特意泄愤式等七种类型。公共冲突治理的关键是要促进民众正当诉求的合法化表达,这就需要从抗议者的认知、情绪、意志、价值等主观方面综合施力,并对其行为边界加以有效约束。要增进维权与维稳的相互促进关系,需要在四个方面建立和完善机制体系:大力疏通现有制度中的民众表达渠道和改进政府及时回应机制;针对现有制度的空白和缺陷,构建具有针对性的纠纷化解机制;改革现存的不当的冲突管理思维和模式,建立合法、有效、科学的冲突截断机制;在不同的冲突管理阶段,完善冲突能量的体制内回流机制。     

调适公共行政过程中理性冲突的协商民主思维方式——以处理群体性事件为例

当前我国正面对日益严峻的社会矛盾冲突形势,处于转型期的政府为了维稳就必须制定应对方案。面对频发的群体性事件,要均衡社会政治稳定、发展与民众利益、诉求之间关系,政府在公共行政过程中自然经常面临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冲突。而协商民主这一新的民主理论范式,将原本局限于选举环节的民主拓展到公共行政和决策领域,有利于妥善处理群体性事件,既能充分维护稳定的社会政治局面,又保障了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的实现。     

当前中国地方政府维稳扩大化成本分析及其治理对策

在我国当前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矛盾和冲突频发、高发,维护社会稳定是地方政府的重要职责之一,也是社会走向和谐的主要支撑。但过去那种刚性维稳付出了巨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成本。只有科学维稳才能走出越维越不稳的怪圈,降低政府的治理成本。     

构建多元共治的基层维稳新机制

当前,我国的基层维稳机制在缺乏制度化顶层设计的情况下,存在一些缺陷,具体表现为：重视政府体制内维稳而忽视公众参与;重视策略性维稳而忽视制度性维稳;重视善后补救而忽视事前制度建设。这种维稳机制形成的原因在于基层政府与民众间的互动渠道不畅通、博弈过程中主体权利不均衡及公众利益诉求表达缺乏组织依托。要有效解决目前基层维稳机制存在的问题,应当在基层社会管理过程中塑造多元共治的维稳新机制,让民众从维稳的对象转变为参与基层维稳的主体。具体路径应当从强化民间组织介入、完善基层维稳问责评价体制和提升基层政府公信力入手。     

府际治理视域下中国维稳问题探析

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快，中国维稳问题日益影响政府效能与行政合力的发挥。府际间缺乏互动合作、政府预警能力和公信力下降，维稳思维的异化和领导方式的僵化构成了当前我国维稳工作的体制性困境。造成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保障制度和相关法律的不健全、服务职能的弱化和信访制度的局限，以及区域间行政信息的不完全公开和分配中的区域不公平。当前维护社会稳定、化解社会矛盾的最有效对策是加强府际治理、完善制度建设，其具体路径包括增强合作制度的容纳力，协调府际服务职能，加快政务公开和民众维权机制的建设，在多方治理的框架下优化资源配置、缩小地区间贫富差距。     

有限处置以平衡维权与维稳——警察处置维权型群体性事件方式的斗鸡博弈分析

维权型群体性事件是弱势群体为维护切身利益、避免或挽回损失的利益表达方式,正因如此,警察对此类事件的处置方式会对弱势群体的权益维护、警察形象、社会舆论评价等诸多方面产生影响。警察与维权民众的行为互动和斗鸡博弈在逻辑上是相通的,通过斗鸡博弈的原理分析,得出结论:警察对事件强行处置是不可取的,要么民众诉求受到压制,要么暴力冲突升级,警察难以成为最终的胜利者;警察应对事件有限处置,即警察实现与维权民众的合作,在共同利益基础上与民众达成合作共识,寻求维权与维稳的平衡。     

多元共治：基层维稳机制理性化构建之制度逻辑

处于权力意志与民意张力最直接连接点的基层维稳行动，被视为国家有效治理的前提和基础。当前基层维稳运行机制的缺陷主要表现为：维稳参与主体的单一性，维稳应对手段的单一性，维稳评价方式的单一性。这种非理性的维稳机制形成的原因在于社会组织与民众参与维稳的渠道不畅通、政府维稳与民众维权的力量不均衡及权力意志与民意的整合不到位。要有效解决目前基层维稳机制存在的非理性化问题，应当在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构建多元共治的维稳新机制，即：构建多元化的基层维稳参与机制、构建多元化的基层维稳应对机制及构建多元化的基层维稳评价机制。     

我国基层政府化解社会矛盾的范式困境与出路

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是当前地方政府的重大政治任务。面对大量的社会矛盾,地方政府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误区,采用运动式治理,追求刚性稳定,呈现非规则化倾向,导致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方式、目标和重心异化,形成一种"越维稳越不稳"、"越化解矛盾越多"的怪圈。法律的信任危机、网络媒体的过分渲染、政府信息公开不力、政绩考核功能的异化、问责制的信用危机、公众的法律意识淡薄是陷入这种困局的主要原因。培育法治思维、完善干部政绩考核机制、完善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形成社会矛盾多元化解新格局、引导群众依法理性表达诉求是构建化解社会矛盾新范式的理性化选择。     

基层信访治理模式之转换:从“压制型”向“回应型”

信访是彰显权力主体与权利主体之间的一种交往理性,是公众对政府能力信赖与期待的策略选择,反映了一定时期社会冲突的指数。随着服务行政理念的兴起和行政法治的深入推进,传统的压制型信访治理模式呈现维稳与维权的两难困境,公众的权利保障与利益诉求表达机制难以得到平等的维护与回应,已不适应现代国家的民主法治理念。要实现基层信访工作的实效性,就要革新治理模式,寻求维权与维稳的平衡点,建构以平等协商、参与回应为核心的回应型治理模式。健全信息公开制度,完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并引入第三方协同参与治理,为基层民众提供维护自身权益的有效机制,实现治理模式由压制型向回应型转变,由传统管理向现代治理迈进。     

我国基层维稳的理性化运行：语境、问题及路径选择

对基层官员维稳问责力度的不断强化与民众日益凸显的利益诉求的双重交织,导致基层维稳运行朝着非理性的方向发展。我国基层维稳运行面临着运行成本高昂化、运行行为暴戾化及运行目标短期化困境。建构我国基层维稳运行机制理性化的有效路径,首先需要改变目前基层政府直管的维稳模式,通过建立小政府的维稳模式实现维稳运行成本的理性化;其次改变基层维稳中的压力型模式,形成有效的激励型维稳运行机制,以此实现维稳运行行为的理性化;最后将基层维稳目标从静态稳定转变为动态稳定,以此实现维稳运行目标的理性化。     

创新信访维稳机制 构建基层政府“安全阀”——以成都市成华区的信访维稳工作实践探索为实证分析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的转型时期,也是各种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易发多发期。基层政府是上级政府决策的具体执行者和基层民众的直接服务者,处在社会矛盾交织的中心枢纽和社会矛盾调处的前沿阵地。信访维稳成为基层政府在社会管理领域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文章从调查分析成华区创新基层信访维稳机制的实践探索着手,研究从根本上更好地防范、化解、减少社会矛盾与冲突的方法与途径,为基层政府探索构建社会"安全阀"提供经验借鉴与实证参考。     

基层维稳中的协商民主:价值及其实现

体制转型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基于利益矛盾导致的社会冲突时有发生,维稳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工作内容。在民众与地方政府对社会冲突的异向认知境域下,协商民主可以使得民众与地方政府做到经济上的牺牲或让步,并使双方达到程序性的同意,通过将程序性同意上升为普遍利益,最终解决了利益矛盾,维护了社会的相对稳定。但必须考量启动协商的主体、时空等条件,在理性选择协商代表下实现充分的讨论,才能发挥基层维稳中协商民主的应然价值。     

社会稳定常态化：从法治理念、制度到方式的演进

当前，一些地方维护稳定工作仍然呈现出运动式治理模式，存在一种明显的非法治化倾向，形成一种“越维稳社会越不稳”的悖论。培育与提高领导干部法治思维，形成以法治促稳定的良好制度环境，以行政复议为主导促进社会稳定，以依法行政推动法治政府建设，以司法公正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从法治理念、制度到方式的演进是社会稳定常态化的必由之路。     

基层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随着国内各项改革纵深推进,社会群体利益日益分化和冲突,公民的民主权利和法治维权诉求往往不能够通过有效途径实现,使得各地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突出问题。基层政府作为有效预防和稳妥处置群体性事件的首要应对者,其应对是否及时和治理能力的强弱决定了群体性事件演变的方向。研究群体性事件的问题,掌握群体性事件的应对策略,对提升基层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减少和防止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尤为重要。     

基层公安机关信访维稳与维权困境解决路径探讨

稳定的社会秩序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在社会发展和改革推进过程中,由于民众权利意识和心理的变化,社会涌现出各类合法非法信访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信访压力,给维护社会稳定的基层公安工作带来了挑战。由于相关法律的不完善、考核机制的不科学和治理体制的不健全,公安派出所在信访维稳工作上出现难题,如工作机制不顺、工作强度增大、占用时间过多等。这些难题的存在,既阻碍了对违法问题的顺利解决,也影响了维稳工作的最终效果。只有完善相关法律,理顺工作机制,摆脱传统综合治理路径依赖,提高社会治理能力,才能使公安派出机关在维稳和维权方面实现平衡。     

我国政府落实稳定价值中的问题及对策探究

政府为了实现目标性价值,在公平、正义、民主、稳定等工具性价值的指导下,制定公共政策,执行公共政策。但是政府在追求稳定价值中出现了失范问题,完全脱离了目标性价值的方向。它们主要表现在维稳思维和维稳模式两方面。从这两方面的问题出发,我们可以找出相应的对策来解决维稳悖论和越维越不稳的恶性循环。     

协商民主:维稳长效机制构建的新思维

作为协商的民主治理模式与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具有内在一致性,它体现出新时期国家治理从高压管控向平等协商的转型趋势。多元社会和利益分化引发的分裂与对立对稳定局面带来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在维稳实践中,需要走出传统维稳模式的怪圈,以巩固党和政府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维稳工作必须转变治理思路,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以协商民主新思维包容利益诉求和规范利益均衡。从理论和实践上走出传统维稳模式的悖论,构建一元主导、多中心互动治理的维稳长效机制,有利于政府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提高治理能力,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冲突和维护社会政治长期稳定。     

我国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现状、难点与对策

近年来,我国社会结构呈现日益分化和固化的趋势,公众诉求更加多样化,新媒体技术日新月异,传统的维稳模式陷入困境。建立健全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是我国地方政府摆脱维稳困境的一个重要突破口。但是,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基础理论研究缺乏,评估缺乏科学系统的理论支撑;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主体单一,评估主体的权威性和中立性不足;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程序前后不衔接,评估结果难以应用。地方干部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还存在认识上的障碍和误区,在风险点的识别与科学测量以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责任追究等方面的操作性难度较大。本文提出了如何在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进一步完善我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对策建议。     

对非公企业劳资纠纷群体事件的若干思考

非公企业工会在维护职工权益、促进企业发展和稳定社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职能和作用。只有高度关注一线劳动者劳动收入、建立健全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共决机制、保证职工利益表达诉求渠道畅通无阻、积极应对企业经营者的人员变化所带来的客观影响,才能在维权维稳工作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中取得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