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探析

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是行政法治的必然要求,而我国的行政公益诉讼在理论与实践上均有欠缺。因此,应借鉴西方国家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结合我国的现状,建设符合我国国情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重点应解决原告资格、受案范围等问题。     

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

近年来,人们愈来愈关注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囿于此制度在我国刚刚起步,各项规定还未成熟。文章对实践中相关案例进行分析,并通过发放调查问卷方式,发现该制度存在许多难题亟待破解。为解决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有必要完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包括适度扩大行政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明确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举证责任、加强行政公益诉讼与相关法律的衔接等。     

中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刍议

行政公益诉讼已成为当前我国法学界的一个热点论域。行政公益诉讼概念有四个方面的涵义。我国的社会实践呼唤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确立 ,同时 ,我们也已具备了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现实条件。本文从受案范围、受案标准、举证责任等方面提出了关于构筑中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几点设想     

行政公益诉讼实证探析与制度完善

我国行政公益诉讼是公益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践中,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实效已初步彰显。该制度在行政机关与公共利益之间矛盾冲突凸显,司法审判权、检察权与行政权之间权力协调机制失衡,行政机关对公共利益的维护力度不足。文章在现有的行政公益诉讼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和检视,提出了制度规制完善的建议。     

论行政公益诉讼

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在国外已经发展的相当成熟,然而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在我国还仅处于理论探讨阶段,公共利益在受到侵害时,难以得到及时有效的司法救济.因此,应当在明确行政公益诉讼内涵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国外行政公益诉讼的相关规定,论证我国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对我国构建这一制度进行理论设想.     

论行政公益诉讼

行政公益诉讼是行政诉讼法修改之际众人关注的一个话题。本文集中论述了行政公益诉讼的内涵和特征,从比较法的角度考察了罗马法、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行政公益诉讼的历史发展和制度特点,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提出了关于构建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设想。     

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问题探讨

近年来,随着对行政公益诉讼问题研究的深入,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是否设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这一问题大体上取得一致的看法,但对立法应否及如何赋予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职权的问题,则见解不一.通过对其他国家和地区行政公益诉讼的相关制度、我国的立法现状及行政公益诉讼实践的分析可以看出,立法赋予我国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与现实必要性.对于检察机关在行政公益诉讼中的职能设置,应以遵循行政诉讼的基本规律和契合检察权本身的法律性质为原则,同时兼顾保障行政权的正当行使(依法行政)和保证行政机关的效率两种价值诉求.     

行政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论证

我国行政公益争议司法化已成必然,但它遇到了现行行政诉讼制度的各种制约,其中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制度应该改革,重新确定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条件,确定各种行政公益诉讼原告。检察机关不应作为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社会团体应成为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主力,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继续成为行政公益诉讼基本的原告。     

检察机关作为行政公益诉讼原告的可行性探讨

目前,行政公益诉讼在我国还未被立法者所承认,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行政活动领域的违法事件也日益增多,在我国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成为必然趋势。综合国外行政公益诉讼经验和我国现实基础,检察机关作为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原告具有可行性。     

我国反恐的行政公益诉讼解决方案

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是我国的两种公益诉讼形态,反映了不同的理念和诉求。通过公益诉讼的方式督促有反恐职责的行政机关依法履行其反恐职责是我国在反恐问题上的有益尝试。其扩大了公益诉讼等外受案的范围,在理论上有可行性,在反恐实践中也有成功的案例。考虑到公益诉讼的制度设计和反恐的特殊性,行政公益诉讼是目前比较合适的解决方案。反恐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还需要从检察建议的格式、效力,涉恐线索的发现,行政公益诉讼被告范围的适当扩大等方面进一步完善。     

对公益诉讼原告的诠释

一般意义上的公益诉讼涵盖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两大领域。公益诉讼制度的一个重要的制度特色就是公益诉讼的原告制度。与传统私益诉讼的原告制度相比,公益诉讼的原告具有原告资格的多元化、原被告双方力量的差异性、原告处分权的限制性等特征。     

理念·制度·实践:完善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三维路径

针对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存在的不足,应从理念上弱化原告资格防止滥诉的价值,明确其兼具程序性和实体性;以法律利益为基础构建行政私益诉讼原告资格标准,同时设立公益诉讼,赋予公众和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充分发挥法院在司法实践中的能动性,灵活把握原告资格的立法标准.     

完善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几点建议

法治国家的建设必然要求行政诉讼的建立和完善,这是由法治国家的内在要求所决定的。而要进一步完善我国行政诉讼制度,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构建行政诉讼简易程序和允许行政诉讼和解都是有效的途径。     

高等学校是否适格行政诉讼被告的思考

高等学校是具有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是行政管理的相对人。高等学校与学生的关系是一种管理关系,其对学生作出的惩戒行为,是一种内部管理行为,不同于行政机关对外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学生认为学校的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将高等学校作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不符合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律制度的规定。因为高等学校不具有行政法律意义上的可诉性,故高等院校作为行政诉讼法之被告不适格。     

关于行政公益诉讼的思考

传统的行政诉讼只针对法律保护的权利受侵害的相对人,这样当行政行为危及社会公共利益时,利害关系人便无法通过司法手段矫正行政行为。从保护权利与公益角度出发,在综合参考其他国家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基础上,应完善建立行政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以在我国建构该制度。     

公权力优位文化对我国检察制度改革的影响

公权力优位是中国权力文化的特点之一。尽管当代社会在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及伦理基础方面均发生实质性变迁,但公权力优位的传统文化至今仍然深刻禁锢并影响着现代人特别是广大官员的思维模式、行为习惯和交往方式。比如过度适用刑法解决民事行政事务、“官本位”思想及公权力过度介入市民社会等都是典型例证。当前,检察制度改革应当以公权力优位传统文化为突破口,在刑事诉讼中要注意宽缓刑事政策的适用和加强人权保障;要进一步强化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侦查权力;进一步拓展和加强检察机关对行政权的检察监督,把行政权力“装进”制度的“铁笼里”。     

对公诉机关追诉犯罪动力的探讨

公诉机关被称为“法律守护人”,其对于公诉案件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但公诉机关与案件并无直接的利害关系,因此,如何才能确保其为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尽职尽责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公诉机关追诉犯罪的动力在于民主的制约、对犯罪所产生的恶的抵制、对法律的信仰以及严格的准入机制。     

法治一体建设视域中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

作为一项极具中国本土特色的实践探索,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在24年间经历了依托文件推动的初创期、制度正式入法的生长期和司法解释实施的拓展期三个阶段。置身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时代,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制度功能应当得到全新阐释。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视域中,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具有以官员守法带动全民守法、以官民沟通促进实质化解、以个案处理实现诉源治理的时代价值,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典型案例为此提供了有力佐证。遵循法治政府建设要率先取得突破、带动法治 社会建设的法治发展逻辑,应从必须出庭案件范围划定中的司法裁量、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取向的应诉表现和负责人出庭应诉实际效果的公开评价三个方面进一步予以完善。     

论公安机关初查制度

公安机关初查制度作为刑事立案的前置程序,具有打击犯罪、保障人权、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重要意义。初查制度已成为公安机关刑事侦查权的重要方式,但其制度基础却亟待构建和完善。从法律性质上看,初查为行政执法行为,而非刑事侦查行为。初查制度的构建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初查制度原则的确立,初查制度程序的设计,初查行为证据的效力。同时应通过监督程序和机动侦查权的设计,对公安机关初查制度进行法律监督。     

侦查程序性质浅议

公安机关的刑事侦查行为既不是刑事司法行为 ,也有别于一般的行政执法行为。刑事侦查行为不受司法机关监督的局面是不正常的 ,但完善这种监督又不能采取提起行政诉讼的事后监督方式 ,而应当采取同步监督 ,即贯彻令状主义的方式 ,使侦查程序成为真正的司法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