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族群形成探析

本文在综合有关族群形成的原初论和建构论的理论架构下 ,探析台湾族群形成过程。认为 :台湾四大族群的形成与其是个典型的移民社会有着密切关系。文化认同是它形成的基础 ,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 ,经过竞争对立、反抗的过程 ,随着族群意识的不断强化而逐渐塑造而成的。它的形成过程说明了原来的省籍二分类 ,原住民与汉人 ,客家人与福佬人的对偶性的二分类 ,已不再适用于台湾新的社会政治现象。它是台湾社会政治多元化过程中的新产物 ,反映了台湾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和结果。最后 ,鉴于族群形成的历史文化渊源 ,对今后做好台湾人民工作的努力方向提出几点思考。     

“洪素珠事件”暴露“民粹政治”在台没有停歇

正高雄"二二八公园"里"洪素珠事件"在台湾内部和两岸间炒得沸沸扬扬的,这一波看似已经终结已久的省籍冲突,又因为"洪素珠事件"爆发出来,全台蓝绿政治人物无不强烈谴责,但到底为何因为"洪素珠事件"又再次挑起台湾内部"省籍冲突"乃至两岸网民那最敏感的神经呢?台湾政治的"省籍冲突"由来已久,自从"解严"以来,每一次的选举都是台湾"省籍冲突"的撕裂。随着时光的演变当眷村也已经成为记忆时,台湾内部     

透析台湾选举文化

台湾地区选举频繁,选举过程中呈现出劣质的选举文化,已遭到诸多媒体的质疑和非议。台湾选举文化的劣质性台湾是一个选举型的社会,几乎每年都会有或大或小的选举。近年来,台湾的选举文化屡为人所诟病。一、挑拨省籍矛盾,撕裂族群。李登辉主政初期,为了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依靠制造和利用本省人与外省人的矛盾,     

台湾政治的"省籍-族群-本土化"研究模式

作者提出一个研究台湾政治的模式 ,即“省籍 -族群 -本土化”研究模式。这个模式可以用来解释当代台湾政治的种种现象。为此 ,先对“省籍”“族群”“本土化”的概念加以明确的界定 ,详细论证“省籍、族群”是台湾社会的一大特点 ,接着说明和论证这个模式的 7个基本要点 ,并用当代台湾历史和现实的社会实践进行验证 ,证明这个模式有助于对台湾政治做出“简化”的解释。此外 ,为了进一步证明这个模式的适用性 ,还提出若干预测 ,留待历史的检验。     

分类械斗与省籍矛盾——台湾社会的旧伤与现代病

正听者诸君可以发现,本次主题和副题各是"双元结构":分类械斗/省籍矛盾,旧伤/现代病。为了讲述的方便,我依次解读如下"双元结构":移民社会/定居社会,地缘组合/亲缘组合,分类械斗/宗族械斗,民间私斗/政治操弄,旧伤/现代病、分类械斗/省籍矛盾。移民社会/定居社会台湾在历史上经历过移民开发的阶段,即移民社会的阶段。大约在清代咸丰年间(1851—1861),台湾社会逐渐从移民社会转型为定居社会。移民社会的人口增长约等于移民     

台湾的“二二八”研究述评

1947年,台湾爆发了官逼民反的"二二八事件".国民党官方将事件定性为"奸党煽动"、分裂国土、追求独立的"叛乱"事件.这一定性严重背离了历史的真实.70年代后,岛内外"台独"势力利用国民党官方的错误定性,把"二二八事件"歪曲成为"台湾人反抗大陆人","中国人镇压台湾人"的省籍矛盾甚至是民族矛盾.80年代,台湾统派学者为反驳"台独"势力对"二二八事件"性质的歪曲以及国民党官方的错误定性,掀起了搞清历史真相的"二二八"研究的热潮.这一研究也促进推动了对"二二八事件"的平反.然而,今天台湾的省籍矛盾与族群冲突不是弥合、消除,反而愈演愈烈,这是和李登辉上台后台湾的社会大环境分不开的.     

台湾南部的社会政治环境与民进党的政治版图——兼对“南方政治”定义的探讨

台湾的政治版图已出现所渭"北蓝南绿"的格局,台湾学界有人将南部稳定支持绿营政党的情形命名为"南方政治"。实际上民进党在南部的政治版图从1990年代中期就已经显形,台湾南部由于本省人占多数的"省籍-族群"分布、具有更厚重本土味的性格与社会经济状况等的耦合,再加上绿营耕耘多年,引导和激发了较浓厚的"本土"价值,目前民进党在南部的政治版图虽收缩,但这种社会政治环境使其仍有一定的根基。不过,研究者多数从民进党或泛绿在南部的得票率和政治版图等来分析"南方政治",这种定义是狭义性的,就"南方政治"与南部的社会政治环境相关性,从广义上其更应定义为地域意识或地方性在政治上的表现,它虽与民进党的关联颇深,但在蓝营方面也会有所体现。     

族群性的陷阱与族群冲突

族群冲突是社会和政治冲突的延伸 ,冲突双方往往以“族群”来定义自我和相互定义。族群认同构成不仅包括客观特征 ,还包括主观情感与信仰 ,这些主观因素有助于凝聚特征 ,甚至创造或构建特征。冲突不会由于群体的差别而自然发生 ,而是由附着于这些差异本身的特殊意义所致。     

台湾建构公民社会的“协商民主”之实践状况以“选票民主”的反思为背景

台湾政治转型以来,其民主政治的步伐基本上还处在以“选票”为中心的阶段,“选民文化”强过公民文化,而“省籍-族群-本土化”的政治进程更加剧了这些倾向,造成了“省籍-族群”间矛盾的激化,政治文化偏重于对抗,政治悲情被滥用,不仅在重大的价值与政治问题上而且在很多社会议题上也无法达成共识,政治陷入空转。为改变这种情况,台湾建构公民社会的力量进行了相当的努力,推动“协商民主”的实践,如提出公共新闻学、公民论坛、公民会议、社区协商等,尤其是进行“省籍-族群”间的沟通与和解活动,希望以此厚植台湾的公民文化,匡正“选票民主”的疏失。     

台湾当前的政治危机与“省籍-族群-本土化”进程

台湾当前的政治危机不仅与民进党和陈水扁的贪腐与执政无能有关,在深层更与台湾政治的“省籍-族群-本土化”进程相关。这种进程已经造成了“国家认同异化、省籍-族群撕裂、民主止步不前、两岸关系恶化”的巨大代价。此次倒扁运动展开以来,汇合了公民社会的进步力量,第一次超越了“省籍-族群”式的蓝绿对抗,也促使社会对“本土化”与“民主化”之间的关系有进一步的反思。但以亲绿学者的思路来看,这一反思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人肉搜索”与公民隐私权保护

"人肉搜索"原是网络社区一种高效率的实现信息、资源共享的互助行为.由于网络行为引导与规范法律制度的欠缺、公民隐私权保护法律制度的不健全等原因,"人肉搜索"正成为极易侵犯公民隐私权的行为.为实现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促进网络新技术的健康发展,有必要进一步确认隐私权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独立地位,加快对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制度的建设;健全和完善网络行为的规范立法,明确与细化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法律责任制度;建立以案例为中心的网络行为规制和引导的宣传体系以及较为便捷的网络侵权责任追究实现机制.     

关于民事诉讼中“新的证据”之思考

"新的证据"是民事诉讼证据制度中备受争议的问题,也是与举证时限制度具有密切联系的概念。理论界和实务界在说明新的证据之内涵时常常脱离举证时限制度,只按照法律规定生搬硬套,未能明晰其立法缘由,导致"新的证据"被滥用。从大陆法系之新的攻击防御方法来看,"新的证据"之功用在于平衡失权制度所带来的实体与程序之矛盾,其内涵应当从逾期举证与诉讼迟滞之因果关系以及当事人逾期举证之可归责性的视角进行界定。     

论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不知陈述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未规定当事人不知陈述的效力,只是规定了拟制自认.我国在构建民事诉讼当事人不知陈述制度时,应注意是否允许当事人作不知陈述不应该完全取决于陈述的事实是否涉及当事人本人的行为或认识范围内的对象,而应考虑当事人对该事实是否履行了探知义务.当事人只要履行了探知义务,就应许可该当事人为不知陈述.法官在认定当事人不知陈述的效力时应充分行使释明权,并公开其心证,以保障当事人的程序利益.     

民事法律行为“合法性”之批判

从法律行为的制度价值与本质出发,以合法性作为民事法律行为的本质或评价标准背离了法律行为的制度价值与本质,使民事法律行为成为徒具工具功能而失却制度价值的＂躯壳＂。从民法调整方法角度观察,民法对法律行为的评价表现为效力性评价,而不是合法性评价;合乎法律行为的生效规则与一般法理意义上的合法并不等同,两者的作用机制、制度目的各异。最后,基于民法的自治法性质,法律行为为＂法律允许的行为＂,具有一般法理意义上的＂合法性＂。故而,以＂合法性＂作为民事法律行为的本质特征,并根据民事表意行为是否与民法规范的规定一致,采用一般法理意义上的合法性、违法性标准对该行为进行评价是无意义的,甚至可以说是错误的。     

公务员制度创新的公共选择路向——对我国《公务员法》实施近5周年的若干思考

目前有关公务员制度建设的研究多为管理学的、法学的、政治学的或计量经济学的工具视角，而鲜有理论经济学的分析。为此，笔者尝试从理论经济学的视角，以公共选择理论为分析工具，对我国公务员制度创新及作为载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建设作出宏观与微观结合的分析。结论是：创新我国公务员制度，必须巩固公务员制度建设中的“合公共选择性”及其成果，纠正或弥补“背公共选择性”或“欠公共选择性”的偏差与缺漏。     

对"被就业"说"不":民法视野下的救济之道

大学生“被就业”现象的出现，是各种利益背后博弈的结果。虽为无夺之举，却也掩盖不了其违法本质，在涉嫌就业率欺诈的同时，尚构成对受害大学生姓名权、就业自主权等权利的侵犯，需追究相关责任主体的民事责任。     

公务员"经济人"角色抑制与行政裁量权的控制

公务员认识的局限性和追求其公民身份所代表的利益与其行政主体代表身份所代表利益的不协调,是行政裁量权滥用的根源。应当以提高公务员的法律道德素养和行政业务能力,并引导和控制其公民身份所代表的利益追求为重点,防止行政裁量权的滥用。     

《民法典》对新时代公安工作的影响研究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的人民法典.如何准确把握《民法典》精神和主要内容,认真履行《民法典》赋予的新职责新任务,积极回应平等保护广大人民群众各方面权利的法治需求,是当前公安工作的一个重要课题.公安机关要站在法治公安建设高度推动《民法典》实施,从转变执法理念、建立完备的权责体系和监督体系、加强对《民法典》的学习、推动《民法典》的贯彻实施等四个方面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建立以《民法典》为标尺的更高水平的法治公安.     

论侦查程序中"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

对于人民法院已按照民事程序受理或裁判的案件,一些公安机关即使认为涉嫌犯罪,也不敢立案侦查,导致有不法分子故意借民事诉讼逃避刑事处罚。实际上公安机关有权力、也有义务自行决定对“刑民交叉”案件立案侦查。但不宜对所有的此类案件一概另行立案侦查,应当区分案件的具体情况,并履行严格的审批和通知程序后才能立案,还要妥善处理好立案后的相关问题。     

建设绿色文明的理论思考——贺州市建设“桂东文明绿洲”的实践与启示

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有一个良性循环的生态环境和生态系统.建设绿色文明,走绿色文明之路,能使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得到最优化和良性运行,实现可持续发展,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是加快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正确选择和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