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韩国国家战略的调整与评估

冷战结束后，朝鲜半岛的“冷战孤岛”地位反而愈加凸显，这促使金泳三、金大中、卢武铉、李明博四届政府继续奉行“富国强兵”战略的同时，也对安全、发展、外交、统一四大战略维度进行了调整和“提升”。总体来看，在安全方面，依托韩美同盟，发展自主国防，以应对多重威胁；在发展方面，对内改革，对外合作，力求成为东北亚经济中心国家；在外交方面，试图扮演“平衡者”角色，谋求发挥地区主导作用；在统一方面，通过缓和求安全，以安全促发展，希望在民族共荣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统一。从韩美、中韩、韩日、韩朝四组双边关系，对四届政府国家战略的设定与运作进行空间审视和绩效评估后指出：韩国的国家战略目标宏伟，而战略资源不足，导致其战略成果有限。     

日本岸田政府“印太战略”新动向及中国应对

岸田政府的“印太战略”是日本前首相安倍“印太战略”总体构想的延续与发展。岸田政府“印太战略”旨在限制中国发展，实现印太地区力量平衡，促进“新资本主义”政策的实施，提升战略自主。岸田政府上台后从政治、经济、外交、防卫等方面全面推进“印太战略”。政治上，岸田政府继续巩固美日同盟，构建中日关系新框架；经济上，创造经济增长新动力，强化经济安保；外交上，强调价值观外交，组建民主联盟；防务上，聚焦印太地区军事安全，提升自主防卫能力。然而，岸田政府的战略实施仍面临诸多挑战。第一，岸田政府“印太战略”将受到日本国内问题的牵制。第二，日本伙伴关系不稳固，东盟国家不愿追随日本“印太战略”。第三，日本“印太战略”难以摆脱美国影响而实现战略自主。第四，“印太战略”框架下的中日合作难以实现。此外，中国影响力的扩大将制约岸田政府“印太战略”的实际效果。岸田政府的“印太战略”对中国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中国应稳妥应对，管控分歧，将中日关系纳入良性发展轨道。     

日本外交的“钟摆”现象

日本民主党上台执政以来，在对美、对华政策上发生了一些明显变化，概括起来说，这些变化其实都是小泉下台以后的历任内阁对日本外交战略调整的继续。关于小泉以后至管内阁以前日本外交战略调整的过程，具体可以分3个阶段来考察：第1阶段是安倍、麻生的价值观外交所体现的“疏美防华”倾向；第2阶段是以“新福田主义”为特点的“亲美返亚”倾向；第3阶段是以鸠山的“友爱外交”为中心内容所表现出的“脱美入亚”倾向。其中，安倍的“疏美防华”仍然未消除冷战思维的阴影；鸠山的“脱关入亚”略带理想主义色彩；只有福田的“亲美入亚”具有现实性，预示着日本21世纪对美、对华外交战略的发展方向，也是菅内阁外交政策的方向标。     

言行一致还是言行背离：俄乌冲突中日本对俄外交逻辑

俄乌冲突中日本对俄外交鲜明地体现了日本外交中的矛盾性与实用性特征，外交言语与外交行为间既有一致之处又有背离之时。综合温特提出的物质主义与理念主义因素，通过分析俄乌冲突中日本对俄外交言行，得出结论如下：物质主义因素与理念主义因素共同决定日本国家利益认知，包括经济财富利益认知和集体自尊利益认知，两项利益认知存在冲突与否决定日本外交言行一致还是背离。当两项利益认知一致，或不一致但物质主义因素并非直接关系国家安全时，日本对俄外交保持言行一致。当两项利益认知发生冲突，且物质主义因素直接关系国家安全时，日本对俄外交言行发生背离。鉴于此，中国在与日本交往中，不仅要“听其言”,更应该“观其行”,观察其外交言行的内在逻辑，才能洞彻日本外交的真实诉求。     

日本对东地中海地区外交：表现、原因、挑战及走向

鉴于东地中海地区地缘战略位置非常重要，日本近年来不失时机强化对东地中海地区的外交。日本的东地中海地区外交，着重聚焦于推动解决该地区热点难点问题、海洋合作、能源合作、难民救助与非传统安全等领域问题。在继续巩固深化与东地中海地区重要国家关系的同时，日本近年来也逐步拓展对突尼斯、利比亚与叙利亚等影响力较小国家的外交。日本不断加强对东地中海地区外交，可以从谋求地缘战略利益与彰显全球影响力等多方面来分析与解读。日本的东地中海地区外交，由于受限于各种因素的制约，今后将会面临着一些挑战与问题。     

资源民族主义语境下日本能源外交的新策略

在石油价格高企时代，资源民族主义日益膨胀。比邻而居的日本在能源外交之路上推出了诸多新举措：一是快速提升与中亚国家的合作关系，以期进一步拓宽能源进口源；二是在保持与中东传统友好关系基础上，通过合作方式和合作项目等方面的策略创新，寄希深度强化双方关系；三是积极与中、印等能源消费大国合作，以求提升国家形象。日本能源外交战略上的新策略，既非一朝一夕的构想，亦非既定方针，而是其外交经验的“积渐所至”。     

外交身份框架调整影响下的德国对美同盟政策变化

在德美同盟中，德国并非完全追随美国，其对外政策呈现出在“战略协调”与“外交对抗”之间动态变化的特点。根据本体安全理论，德国动态调整对美同盟政策的动力机制源自于德国维护其“文明国家”“西方国家”和“正常大国”复合型外交身份稳定性的需要。德国在“战略协调”和“外交对抗”之间的策略选择，取决于美国外交政策对德国复合外交身份稳定性的冲击程度。当美国对外政策调整严重威胁到德国外交身份的稳定性时，本体安全机制会推动德国调整其对外身份的叙事结构，指导德国采用外交对抗或战略平衡的方式应对由此导致的身份危机。不过，德国的对美政策调整被限定在外交身份框架的范围之内，因而两国间的分歧不会造成德美同盟关系的根本性破裂。     

日本外交发生变化:志在“回归亚洲”

在明治维新后不久,日本即提出了“脱亚入欧”的战略;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又提出“脱亚入美”的口号,极力摆脱自己作为亚洲国家一员的形象以“入欧美”为荣。在战后初期日本处于美军占领下,日本无外交可言,一切由美国来包办。旧金山对日和约签订后,日本虽获得“独立”,重新回到了国际社会,但由于受日美安全条约的制约,日本政府在外交上一直以“日美关系为基轴”向美国一边倒。可是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日本外交也开始逐步发生变化,由过去的追随美国,向美一边倒,转向“重视亚洲”主张“自主独立”。冷战结束后,日本外交更加重视亚洲价值,全力“构筑亚洲新秩序”。     

国际开发援助与韩国的外交战略：以国家利益为中心

开展国际援助首先要具备发达国家水准的经济能力，而且还要具备能成为受惠国楷模的制度健全性。近来，随着韩国有关国际援助预算的急剧增加，政策决策者和普通人都很关注国际援助，但似乎并没有入从韩国外交利益和外交战略的角度分析和考虑国际援助。现在，不仅要充分尊重国际援助意向的纯粹性，同时也要从外交战略角度，即从“与国家利益的结合”出发，认真思考国际援助。我们应以战略性的高度，把国际援助提高到与韩国的国家实质性和根本的国家利益相互依赖的层次上。     

日本文化外交战略中的青年国际交流——以内阁府青年国际交流事业为中心

文化外交战略是战后日本恢复和平民主国家形象、推广日本文化的国家发展战略之一。青年国际交流是日本文化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内阁府主导下的青年国际交流事业拥有丰富的交流内容、严格的招募选拔机制和官民协作的运作模式。半个多世纪以来,实现了文化外交和培养日本青年的双重目标,建立了世界性"事后活动组织"。不仅促进了日本文化和价值观念向海外传播,而且在塑造日本国家形象、提升国家软实力中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试论法国的文化外交

"文化外交"是国际文化关系的一部分,指一国政府主导下的、以实现某种战略意图为目的的对外文化活动。法国是最早有意识地将文化手段付诸外交目的的国家之一,也是最重视、最善于开展和运用文化外交、并形成了显著特点的一个国家。本文将对法国文化外交的历史演变、主要特点和政策工具做一个系统的阐释,以期通过这一个案来展示当代西方国家在外交实践中打"文化"牌、利用"文化"软实力优势扩大自身影响、谋求国家利益的战略意图。     

从对俄政策调整看日本周边外交的困境

日俄关系在日本的周边外交中占有重要位置,近年来日本试图通过调整对俄政策彰显外交的自主性,改善周边外交状况,推出了一些新的政策措施。首先,日本建议绕开领土问题,扩大与俄罗斯的经济合作,为两国关系的彻底改善,也为最终解决领土问题奠定基础。其次,提出日俄在争议领土从事"共同经济活动"的建议,旨在与俄罗斯在争议领土进行"共同"开发,获得俄罗斯默认日本对争议领土具有主权权利,以便打开日俄关系的大门。第三,日本试图通过调整对俄政策改善周边关系,维护日本在周边外交中的有利地位。但是,日本的对俄政策依然受到内外因素限制,俄罗斯不会轻易在领土问题上让步,日本国内舆论也不可能支持政府在领土问题上让步,日俄之间也不可能在领土问题上达成共识,日俄之间的经济合作也很难脱离政治环境而有所扩大,特别是在日美同盟的框架下,日俄合作具有局限性,日本的周边外交仍然陷于困境之中。     

韩国公共外交的主要途径及制约因素

为提高韩国国家形象和国际地位,适应国际外交环境的变化,李明博政府确立了文化外交向公共外交转换的发展战略,并通过各种途径,积极开展公共外交的实践活动,其中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但是,近些年韩国与中国民间关系龃龉丛生的现实,却折射了韩国公共外交进一步发展的深层障碍。如何超越障碍是韩国公共外交面临的重要课题。     

Why Japan's Development Aid Matters Most for Dealing with Global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t is evident that Japan has made global environmental issues a top priority in its foreign policy agenda since the early 1990s. Although Japan's “environmental ODA” decision-making copes with numerous hurdles arising on both external and internal fronts, this world's largest donor nation has already shouldered a great financial responsibility to help resolve such problems on a global scale. Moreover, Tokyo has played a prominent role in efforts to establish major legally binding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on environmental issues. This study argues why Japan with its economic prowess, extensive experience, and modern technologies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e environment, despite the recent withering trend of Tokyo's ODA volume. Although the environment is just the kind of global dilemma the UN is perfectly positioned to address, there is actually a startling array of environmental concerns in which enhanced participation and cooperation by Japan could really make a difference. Therefore, as Japan has the goal of attaining a niche in world environmental leadership, the country needs to elevate the strategy,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of its aid diplomacy in the days to come.     

日本对华公共外交实施困境分析

鉴于日本对华公共外交因中日两国间的历史问题和海洋权益争端问题而逐步凸显出相应的实施困境,长期以来日本对华公共外交处于持续低迷的状态。日本对华公共外交的实施困境表现为内外制约性、迟滞性、顽固性与整体失调性。随着日本对华公共外交实施困境的长期延续,其在对华政策与中日关系方面的作用随之显现,并伴有扩散效应。对于实现日本对华公共外交的破解,日本需要积极改善对华政策中的相关节点,为中日关系真正的发展做出必要的准备与贡献。     

浅析新加坡的公共外交

作为一种新的外交形式,公共外交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新加坡自独立以来,在对外关系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近年来更是重视公共外交,使公共外交在其对外战略中发挥着特殊作用。通过开展公共外交,新加坡这一小国的国际形象进一步得到改善,国际影响力也得到提升。但也由于小国的限制,新加坡的公共外交也存在着巨大局限。     

Sino-South Korean economic cooperation: An analysis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entanglements

One of the most explicit manifestations of post-Mao China’s pragmatic foreign policy has been the significant shift in Beijing’s position vis-à-vis Seoul from a “non-policy” todefacto economic diplomacy. Despite the extent of cooperative endeavors, Sino-South Korean economic relations have been circumscribed by various domestic and external factors. While a further intensification of the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is projected for the second decade of Sino-South Korean economic diplomacy, the actual materialization of such prospects depends on how China and South Korea are going to maintain economic complementarity. More importantly, it also depends on when and how China is going to accommodate politically its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South Korea by resolving the issue of “two Koreas,” thus maximizing the potential benefits from its ties with Seoul and simultaneously minimizing the negative effects from the entanglements of various domestic and foreign factors.     

从模式演变看冷战后公共外交的转型

从跨学科的视角出发研究公共外交,公共外交既有其国际政治的特征,又有其国际传播的特征。世界主要公共外交强国在进行这项活动的时候,往往是以国家利益为主体,借助新闻传播手段取得了巨大的效果。本文主要就公共外交的主要模式进行了研究:首先梳理了公共外交研究的主要模式演变,试图探索公共外交的学科框架构建;其次结合公共外交实例,根据不同的传播目的,对公共外交的传播模式进行了归纳,将其划分为修复模式、建构模式、影响模式、渗透模式和颠覆模式,并对每一种模式的传播主客体关系、传播渠道、传播过程以及传播效果的有效性进行了分析。     

冷战时期美国对东南亚的文化外交

二战结束后,随着冷战的逐步展开,美国政府通过对文化外交行政主管机构的整合、国会的一系列立法,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展开了"文化冷战".冷战时期,美国在东南亚开展的文化外交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即以富布赖特项目为代表的教育交流外交、以图书馆建设和图书翻译及传播为特征的图书外交,以及文艺表演外交.美国在东南亚地区开展的文化外交活动促使该地区部分国家的国民(尤其是社会精英阶层)了解并接受了美国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培养了一批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亲美"人士,进而推动了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文化渗透.另一方面,美国的文化外交在某些情况下也给东南亚国家的统治阶层带来了一些麻烦,同时也引起了企图延缓东南亚非殖民化、希望继续控制东南亚地区的英国、法国等老牌殖民地宗主国的反感.此外,美国文化外交的扩张主义本质,以及美国在该地区的政治、军事行动与其在文化外交项目中标榜的国家形象显著冲突,也使得美国文化外交影响力的发挥大打折扣.     

论卡特政府时期美国全球战略发生历史性转变的内在根源(Ⅰ)

吉米·卡特是美国历史上少有的在执政期间真正有意致力于推动世界和平的总统之一。他为抑制美苏军备竞赛,裁减军备和缓和当时的国际紧张局势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他的这些努力是他后来荣膺诺贝尔和平奖的原因之一。然而,由于卡特的这种外交方针触犯了当时美国国内某些极端保守势力的利益,在国际上又遭到苏联霸权主义的扩张带来的冲击,使他在执政期间屡屡遭受外交政策上的挫折。分析美国外交政策史上的这一特定时期的种种内在和外在的因果联系,对于我们今天更深入地了解美国外交政策的内在动因具有极为重要的参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