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汉语训诂材料中词的词义层次

黄侃先生在其《训诂讲词》中谈到训诂内容时 ,提出了“本有之训诂”、“后起之训诂”、“独立之训诂”、“隶属之训诂”、“说字之训诂”、“解文之训诂”、“小学训诂”、“经学训诂”诸概念 ,是对古汉语训诂材料或从发展演变角度作动态分析 ,或从词义特征角度作相对静止的分析而进行的分类。这样的分类 ,反映了黄侃对词义系统要素的不同属性的分析 ,也反映了他对词义的基本特征的认识。借助现代语义学的研究成果 ,尝试把古汉语训诂材料中词的词义纳入层次框架进行分析 ,我们也许能使这些认识更加丰满一些。在语言研究中 ,不同层次的语言单…     

谈古书版本的内部差异

古籍传播愈广、愈久,其版本就愈多。不同版本总有许多差异,这大致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纸张、行款、字体、装帧等书籍的外部形式差异,这只需将不同版本对照便一目了然;二是文字内容上的差异,这比较复杂且不易发现,必须从校勘、文字、音韵、训诂等多方面综合考察,方能得其果。本文拟跨出版本学的范围,从校勘学,文字学等多学科、多角度地对古书版本内部差异作一些考察。 一、从校勘学看古书版本内部差异 校勘学概括地说,就是勘同异、定是非。定是非便如段玉裁所说的定底本之是非和定立说之是非。定立说之是非,须先定底本之是非,而定底本之是非,必须先勘众本之异同。勘众本之异同,就是勘定底本的倒、脱、衍,即所谓“整齐脱误,是正文字。”(《后汉书》卷五“安帝记”) 1、倒文 倒文便是原文前后被颠倒,包括倒字、     

《淮南鸿烈集解》跋

先师叔雅先生尝谓余曰:古籍汗漫,流传千载,转钞之讹误,刊刻之错简者,时或有之.如不加以校勘考证,则句读难通,文义失真,以讹传讹,贻误后人,故校雠之学兴焉!然校雠之学,涉猎甚广,需博览古今,傍通经史,通晓音韵、文字、训诂、版本诸多学问.纠一字之差,正一句之误,往往穷年累月,呕心沥血,旁徵博引,方得确证.亦有毕生求证,竟无所获而宁可存疑者,何耶?盖考证之术,无巧可取,尤忌望文生义,主观臆断.即有证也,亦不可凭孤证下结论,两证可以立议,三证方可定论.师训凿凿,记忆犹新,其治学谨严如此,诚乃学界之楷模也.余不敏,未敢专攻校勘之学,然从中悟得学问之道,亦受益匪浅.     

说“一”论“壹”

正著名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说过:"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说明文字的内涵及分量之重。当代书法展作品中经常出现文字混用不分、以讹传讹的现象。这种现象不是个例,是普遍存在的。不是学者、教授、书家没文化,即使他在某一方面的研究享有盛誉,但写错字也难以避免。因为,文字学在当代教育中的缺失,特别是在书法教育中的缺失,是造成文字使用混乱的主要因素。     

《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叙录

历史资料是一定社会环境的产物,人们在生活实践中,进行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全部过程,都是历史资料;但时过境迁,所能得到的资料,只有一些口传、遗迹、遗物,更多的是文字记载,为研究历史的重要依据。如何认识、研究和应用这些资料,成为专门科目——史料学,是研究历史的基本工作,为历史科学辅助科目之一。做好这项基本工作,有助于研究历史作出成绩;而这项基本工作是复杂繁重的,是要费气力的。历史资料的方面虽多,主要是文字记载,凡涉著作之林,莫非史料,有浩如烟海之叹。为研究问题,需要史料,非随手可得。要了解史料存在的情况,当利用专门科目;如:目录和版本之学,分题、分类著录名目,求其完备,以供翻阅;而众本杂陈,众说纷纭,为求确解,有校雠和训诂之学,阐明其内容。此外,有文字(语言)之学、器物(金石)之学,以及年代(谱录)学、图书(文献)学等,各方面的知识综合应用,来了解现存历史资料的情况。从而考究史料的来源、流传,辨别抄袭、审改、真伪,分析史料的社会性以及史事的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做好此项基本工作,可使历史研究收事半功倍之效,这是历史工作者所迫     

试论百年来文字学通论性著作的类型

百年来,汉语文字学通论性著作出版了近百部之多,对这些著作进行类型的划分,并总结出各个类型的特点,对于研究文字学史和文字学理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根据这些通论性著作的内容和理论框架,可以把它们划分为四种类型:综合派文字学、《说文》派文字学、新《说文》派文字学和理论创新派文字学。     

历代巴蜀学人的文字学研究——以汉、唐宋、明代巴蜀学人为例

巴蜀学人的文字学研究,距今已有两千余年的历史,肇始于西汉时代的司马相如、扬雄,著述内容摹仿秦代的《苍颉》而成文。此后历代绵延不绝,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状态:唐五代两宋时较有成就,在石经文字、《说文》六书、隶体文字诸方面都有涉及;而在元明时代却处于相对低落状态,仅杨慎一人对《说文》、金石古文、经籍文献文字进行较广泛的探究,其成果值得称道,其余学者则无甚建树。     

公道办事 正派做人

何谓公道?《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公正的道理。”《辞源》解释为“至公至正之道”。《荀子·君道》中说:“公道达而私门塞矣。”何谓正派?《现代汉语词典》解释:“(品行、作风)规矩、严肃、光明”。把公道和正派合起来理解,即至公至正,光明磊落是也。追溯我们国家历史发展的长河,公道正派的社会精神无不贯穿于各个历史时期。林则徐在他的一首诗中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其人生态度溢于字里行间,他一生的言行和政绩,也为此作了很好的注释。在当今共产党人的队伍中,公道正派的领导干部更是高风亮节,灿若星河。焦裕禄、孔繁…     

张舜徽与20世纪后半叶的国学研究

张舜徽是 2 0世纪后半叶中国大陆研究国学的重镇 ,在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经学、史学、子学、集学上都有广泛的研究 ,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本文探讨了张氏“文献学”名目下的国学实质 ,以文言与札记为主、以白话与章节为辅的学术“话语” ,由小学入史学、从微观到宏观的研究路向 ,以及作为 2 0世纪后半叶国学大师的学术地位。     

大学之“学”

“大学”乃“大”与“学”之和。关于大学之“大”，著名教育家梅贻琦先生曾有过精彩的论述：“大学之大，非大楼之大，乃大师之大。”那么大学之“学”与其他学问有何不同？大学之“学”又有什么丰富的内涵？我的认识如下：     

为学与为道之辨

为学与为道之辨,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先秦儒家“尊德性而道问学”,德性与学问构成儒家通向理想人生境界的两条进路,而学问与德性合一,则体现了儒家的价值理性特征。道家老子讲“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突出了精神修炼(为道)与经验知识(为学)之间的本质差异。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天台宗主张止观双行,定慧双修。禅宗有“南顿北渐”之争,北宗神秀主张渐修,南宗慧能提倡顿悟。宋明理学中,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对峙难以调和。     

文字、声韵、训诂之学是研究我国文史学的基础──纪念张舜徽先生逝世五周年

张舜徽（1911．8．5－1992．11．27）先生是我国著名文史学家。他一生独著45种，主编7种，论文、演讲辞150余篇，总计800余万字，其内容涉及文字、声韵、训治之学，史学，经学，周秦诸子，清人文集笔记，校做学，文献学等诸多领域，使他成为一位“淹贯博通，而不限于一曲”①的文史大家。他在总结自己的治学道路和介绍自己的治学经验时，常常强调：研究本国文史之学，先要打好文字、声韵、训治之学的基础，如他在1981年8月5日写的（自强不息，壮心未已——略谈我在长期治学过程中的几点体会沪一文中说：前人称文字、声韵、训桔之学为小学，…     

当前人大学首要的是完善人大制度的研究

建立“人大学”(全称应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学”,下同)是一个好的设想。一部《红楼梦》小说尚且可以形成“红学”,关系全民权利与权力的国家根本政治制度,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自然是不成问题的。西方就有“议会学”,美国一些大学政治系就开有“美国议会”的专门课程。关于议会制度的研究与专著更是浩如烟海。虽然迄今国     

论学之道

总结或归纳出学习或做学问或传授学问的成功或失败的正反经验,让后学之人从中获益,就是“为学之道”的宗旨。成功的为教之道或为学之道,都是把“学”与“习”有机地结合起来。因此,平常必须注意“学养”的培养,逐步形成良好的学识修养或学问涵养和良好的学风,以学促教,教学相长。     

格物致知:一种方法论的知识——以食物为例兼说叶舒宪的四重证据法

“格物致知”是中国学问传统(知识)中问学(求知)的方法论表率.而在“抽象”成为人类思维的一种认知霸权后,“格物”的认知方式已经与人类渐行渐远.从认知角度而言,“物”始终存在于人的视野中,成为“人类”(human)审视和认知自我(self)的“镜像”(mirror-imago).人类学对“物”的研究,可以说是以“物”为“标本”的研究,不仅体现着人类独具特色的“文化叙事”,也包含着“制造”的因素.“品尝民族志”研究范式的提出,是对传统“六经注我”式民族志研究范式的挑战；而我国的饮食传统中的“格”(度量)是更接近于宇宙观之方法论问题.近年来叶舒宪教授在践行“格物致知”问学方式后提出的四重证据法,既是其学问之问学的整体性方法论的归纳,也是其对表述范式的深刻反思；同时也体现了当下人文社会科学所出现的新学科整合态势.     

我为蒋维崧先生拍照片

蒋维崧（1915--2006）字峻斋，精于书法、篆刻．文字学研究成果显扬，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文字语言学家和书法篆刻家。蒋维崧是江苏常州人．1938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他从教60多年．主要工作在山东，用他自己的话说，“山东是他的第二故乡”。蒋维崧曾任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新闻传播学院汉语言学专业文字学博士生导师、山东...     

“卡通”——卡而不通

近几年来,少年儿童图书市场颇盛行一种名为“卡通”的小画册,画面上是一些或彩或素的画幅和夸张了的人物图像、再加上一些简短的文字,串成一个故事情节。 何谓“卡通”?从中文字典词典里无法得知。换句话说,中文里根本没有“卡通”一词,确确实实“卡”住了不“通”。 然而,从图书市场上销售的“卡通”的表现形式来看,它毫不陌生,中     

“与时俱进”考

“与时俱进”一词,使用频率越来越高,而对其渊源之考证,似乎尚未见到。笔者查阅手头的字典辞书,并无“与时俱进” 这个词。查阅相关词条,发现其似应从“与时俱增”发展而来,根据《汉语成语考释词典》第1418页“与日俱增”条,摘录如 下:“[与日俱进],进:增进。《太平广记·五八·魏夫人》引《集仙录》:夫人因得冥心斋静,累感真灵.修真之益,与日俱进。     

“掩耳盗铃”解

“掩耳盗铃”,怎么讲?倒没仔细想过,因为一向不求甚解。陶渊明,他的诗,没法学,他的“不为五斗米折腰”,学不了,所以,就学他的“好读书不求甚解”吧。其实,什么叫“甚解”,我压根儿也不甚解。还是从郭沫若那儿听说,指过分求深之解。《现代汉语词典》是面向一般读者的,应该没有刻意求深之病了。那上面的解释是:“把耳朵堵住去偷铃铛,比喻自己欺骗自己”,似乎简单得很。     

学科的传统与趋势

中国的传统学术以“经史子集”分科。西方的传统学术,也有相应的划分,12世纪的欧洲中世纪大学,有所谓“七艺”(辩证法、修辞学、文法、算术、几何、天文、音乐)之说,但这大致相当于中国古代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不可将之与四部之学相比并论。可以比较的是在中世纪大学兴起后逐渐形成的学术体系。应该说,大学的出现为学术发展提供了最好的机构阵地,一般形成“文学、神学、医学、法学”四分天下,但有的国家自有特色(如19世纪的德国柏林大学就设四部:哲学部、神学部、法学部、医学部,哲学部代替了文学部。参见黄福涛主编《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