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番＂到＂现代原住民＂——专访台湾原住民发展协会理事长华加志

台湾原住民过去被称作“番”，“番”字带着强烈的中原汉人的沙文意识。原住民生生世世在台湾的延续和传承，成就了台湾文化的多元。前不久，就台湾少数民族的保护和发展等话题，台湾原住民发展协会理事长华加志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出草”：一个猎头习俗的文学社会学旅程

“出草”猎人头，是一种消逝了的先民习俗，并非台湾原住民独有，但对“出草”的书写，却是台湾近代以来活生生的文化载体。“出草”在战后台湾文学中被呈现的面容，或诉说了几百年间原住民族的生存、抗争历史；或寄托着知识者缘少数族群问题进行的社会批判与反省，甚而，对萎弱的现代人格之出路的想象；或在当代意识形态与文化消费的背景下，成为某些主流论述——譬如多元文化主义——的注脚。本文追寻“出草”的文学旅程，一以探求战后知识者响应其时代、探寻思想出路的多重样貌；一以理解台湾的文化生态与现实政治。     

关于“高山族”的族称

历史上关于台湾少数民族的称谓一直在变化之中，时至20世纪中期出现了“高山族”的提法，进而是“山胞”和“原住民”，如何科学、准确、实事求是地给台湾少数民族以确切的族称，是一个要谨慎对待又急需确认的难题。     

台湾原住民头目参访团北京、云南之行

2007年4月19日至4月26日．北京市台联邀请“2007年台湾原住民头目参访团”一行22人，赴北京、云南等地交流参访。访问团由“中华两岸少数民族文化经贸交流协会”、“台湾原住民族头目协会”组团，“交流协会”理事长陈文龙（巴湃．拉拉格狮）先生任团长，“头目协会”理事长林明发先生任副团长，     

第一章 原住民的起源与族群分布

在中国56个民族中，高山旅是我们对台湾少数民族的统称。在台湾当地，这些少数民族被称为原住民。原住民又分为十几支族群，他们有自己的语言，但是没有文字。口口相传的述说中，铸就了原住民文化的传承，但也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各族群文化表述的不同，甚至因此而造成许多文化细节的缺失。经过长期的繁衍生息，各个族群风俗习惯差异逐渐显现，各族群的文化独特性也随之形成。但随着对现代生活的普遍接受、与其他民族长期的同生共融，原住民的民族特色正在逐渐消融。     

漫谈台湾的“槟榔文化”

最近几年来,随着本土意识的高涨,台湾本土文化抬头,小小槟榔竟然成为最具代表性的本土食物而出尽风头,身价暴涨。围绕着槟榔所衍生的消费者行为与文化也成为台湾最具本土意义的象征之一。 台湾近年来在“福佬(泛称台湾人)、外省、客家、原住民”四大族群之外又兴起一个人为的第五大族群,即有一支人口数超过200万的“红唇族”迅速崛起。“红唇族”指的并不是女性族群,或演艺圈中的新潮少女族,而是指那些因吃槟榔而染得满口血红的人们。目前的台湾,由于社会风气的变迁和生活习惯的多元化,槟榔成了各种交际应酬场合中的上品,在全台各地公共场所中,每天槟榔的消耗量惊人,它已和香烟、茶水一样,成了人们公关必备的礼品;更是台湾大小选举中必备的消耗品,被谑称为“中国口香糖”。槟榔在市场上已成为畅销的食品,买卖兴隆。     

台湾族群形成探析

本文在综合有关族群形成的原初论和建构论的理论架构下 ,探析台湾族群形成过程。认为 :台湾四大族群的形成与其是个典型的移民社会有着密切关系。文化认同是它形成的基础 ,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 ,经过竞争对立、反抗的过程 ,随着族群意识的不断强化而逐渐塑造而成的。它的形成过程说明了原来的省籍二分类 ,原住民与汉人 ,客家人与福佬人的对偶性的二分类 ,已不再适用于台湾新的社会政治现象。它是台湾社会政治多元化过程中的新产物 ,反映了台湾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和结果。最后 ,鉴于族群形成的历史文化渊源 ,对今后做好台湾人民工作的努力方向提出几点思考。     

祖灵之歌·器乐之美

音乐的发展可以说是语言的延申。台湾原住民的音乐多元，且充满族群性及地域。在过去，原住民音乐也代表了“传递”的意思，山区中彼此呼喊做讯息的交换；同时它也是情绪抒发与节庆、生活的一部分。台湾原住民深信“祖灵”，同时也认为“歌声”是一种彼此联系的桥梁。     

从老兵悲歌到眷村史乘——有关族群关系的一个议题

在近年日益高涨的族群论述中,有论者提出当前台湾社会存在着闽、客、“原住民”和1949年前后迁移台湾的“外省人”等四大族群.这一提法的科学性或许尚需斟酌,但如果承认一个社会不仅有基于血缘、文化等关系的“族”的区分(如汉族和高山族之分别),而且有缘于其它因素的“群”的组合(如汉族内部的再划分),那上述说法在某种意义上提示了当前台湾社会“族群”关系颇为复杂的状况.如何调整族群间的利益关系,化解其矛盾,使之和谐共存,共襄繁荣,显然是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从人道的立场出发,所有族群,无论它属于强势的还是弱势的,其生存环境和命运都应得到社会的关注,其中自然也包括40年代末随国民党涌入台湾的“外省人”在内.     

台湾“高砂义勇队”考论

台湾被割让给日本后,原住民一直是日本殖民主义者严酷镇压和杀戮的对象,在被杀戮与反抗的过程中,“蕃人”(原住民)被改造为“高砂族”。由于太平洋侵略战争的需要,日本殖民主义者多次征召原住民组成“高砂义勇队”奔赴南洋各个战场,充当战争的“炮灰”。随着日本的战败,台湾回归中国,这些原住民组成的“高砂义勇队”也便成了历史难以体认的存在,因为他们从被屠戮者转变为受人驱使的杀戮者,这成为了历史的吊诡。历史学者有责任拨开迷障,揭示历史的真相并给予正确的评判。     

清代民族边缘地区宗族组织的形成与乡村社会转型——以鄂西南土家族为中心的考察

以鄂西南土家族社区为例考察民族边缘地区的宗族组织,清代中后期,宗族组织在土著大族的基础上正式形成,并呈现出与汉族社会趋同的特征,在乡村社会中发挥着基层控制的作用,体现了民族边缘地区乡村社会转型的进程。     

从贞元会盟看西南民族关系的发展与变化

西南地区自古是多民族聚居区 ,在历史发展进程中 ,西南各民族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 ,在这一过程中 ,汉民族对其影响较大 ,因而中原汉族与西南各民族的关系发展成为西南民族关系发展的一条主线。唐朝时期 ,中原汉族与西南民族关系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贞元会盟又是其中的重要事件。     

中国汉族女性"名"的语言文化分析

姓名是一个符号体系 ,它蕴涵着丰富的社会文化意义。中国字是最形象的文化符号之一 ,每个字的产生和运用都有着特殊的作用 ,因而中国人对于取名非常重视。不同阶级和家族在取名时 ,不仅注意到姓与名的结构和组合 ,还要考虑到其中的寓意 ,包括富贵荣华、升官发财之类的世俗意义。此外 ,有的名字还要考虑木、火、土、金、水的搭配 ,有的名字考虑到笔划的多少与生辰八字是否吻合 ,有的名字考虑到阴柔与强刚等。而中国女性的名字具有明显的象征和期盼性。如以花为名 ,希望如花似玉 ;以德为名 ,希望贤淑温柔等等。如果从人类学的角度来分析 ,这些名字的构成更有其深奥的内涵。     

三苗、荆蛮与瑶族来源问题

在文献记载和考古学材料相结合之下，作为三苗文化遗存的长江中游史前考古学文化，应是包括瑶族先民在内的各古代部族在远古时期的文化遗留。商周时期荆蛮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在与■、越、巴、卢戎等族的交错杂处中，经过长期的民族融合和文化整合，孕育形成新的古代民族族群，这些族群在秦汉以后被史籍按分布地城称为长沙蛮、武陵蛮等．并最终从中分化出莫徭。瑶族的民族来源和文化渊源由此有了比较明确的线索。     

华南族群的互动与认同

华南地区少数民族族群来源复杂,结构多样.早在远古时代就有许多原始族群活跃在华南,族群之间不断互动、涵化,到清朝基本定型为三个层次.华南族群中既包括少数民族族群,也包括汉族族群.各族群的认同基本上都是从族源认同和语言认同两个方面来概定,其中,语言认同方面汉族族群的方言比少数民族族群的方言种类更多,内容更丰富.     

明朝时期的琉球、鸡笼--台湾

明朝时期史籍对台湾的记载有不同的称谓 ,“琉球”指的是今台中以南地区 ;“鸡笼”指的是今台北之基隆市 ;台湾的称谓则出自闽音“台员” ,指的是今台北。这一时期 ,台湾与明中央王朝有着亲密的“封贡”关系。有明一代 ,台湾的历史是一部日本“倭寇”及荷兰、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入侵和大陆与台湾人民反抗侵略的历史。至清顺治十八年 (16 6 1年 )郑成功收复台湾建立政权 ,此后台湾得到更进一步的开发和发展。     

唐代和亲政策述论

和亲政策最早始于汉代,是统治阶级的一种外交工具,是国家间在敌强我弱的特殊情况下采取的权宜之计,以有限的牺牲来换取整顿内政、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积蓄力量的时间.到了唐朝,和亲政策进一步发展,成了广泛运用的安边政策,唐王朝与突厥、吐谷浑、吐蕃、奚、契丹、宁远、回纥、南诏8个族(国)共计和亲28次(其中有一次未获成功),为唐朝的稳定和繁荣起了较大的作用.     

论贵州在汉帝国的历史地位

今贵州区域在汉代绝大部分属于牂牁郡辖治,两汉时期牂牁郡是汉王朝与西南夷地区联系的重要边郡,郡治设在安顺宁谷一带,都尉治一度曾设在赫章可乐。牂牁郡既是汉帝国控制西南夷和"制越"的前沿阵地,又是汉朝廷通滇、通身毒的"南方丝绸之路"的要区,在汉帝国的版图中占重要地位。通过稳定夜郎区域,汉帝国可以协调西南各族之间纷争的矛盾,可以制约和便于平息反叛,可以加强夜郎区域与周边及中原地区的交流,并且在政治上达到形式上的全国统一,从而保证边郡的稳定。     

西方之眼——论《看见十九世纪台湾》的知识生产

本文以《看见十九世纪台湾——十四位西方旅行者的福尔摩沙故事》（Curious Investigations：19th-century American and European Impressions of Taiwan）为主要分析对象,将西方人讲述的台湾故事当做西方对东方的观看和关于台湾的知识生产,探讨何种事物被选择为讲述对象,考察来自西方的“凝视”（gaze）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台湾图景.首先,将西方旅行者对台湾自然事物的发现与19世纪西方的科学发展相联系,说明对未知世界的探险、科学化的叙述和世界范围内的知识传播是由西方主导的.而旅行者对台湾人文景观的记录则表现为观察与被观察、控制与被控制的权力关系,是西方主体对东方他者的认知投射.第二,借用文化与社会关键词的论述,将旅行者对台湾人文与社会的讲述集中于一些有代表性的词汇中,如“野蛮人”、汉人与儒家文化等,这些词汇体现了西方主体的意识与观念,呈现了当时西方眼中的台湾知识地图.原住民被作为讲述中心可能与西方眼中的文明位阶相关;汉人和儒家文化受到贬抑是中华文明衰落和西方文明崛起的世界格局所决定的.     

论汉王朝在贵州的行政建置

汉武帝开通西南夷,先后设置了犍为、牂柯二郡,贵州被纳入汉王朝的行政区划。其中牂柯郡共领十七县,有的在今贵州境内,有的只辖及贵州的部分地域。且兰是牂柯郡治所在地,汉阳县治曾为南部都尉治所。在汉代的牂柯郡内,现今发现了大量的汉墓群。这些汉墓群所分布的区域,与历史文献中的牂柯郡的范围基本一致。出土的众多文物,从一个侧面说明汉代的牂柯郡主要在贵州境内,而牂柯郡治应在安顺宁谷一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