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数据持有者权 构建数据流通利用秩序的新范式

数据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副产品”,数据经过不断加工处理成为了人类认知世界的原材料，也成为了数据经济时代新的生产要素。数据的社会化流通利用是人类进入数据智能时代的新问题，不能援用传统的产权范式，而需要根据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特点，配置最大化实现数据社会价值的新型产权规则。数据权利配置不是对数据控制(支配)的保护，而是旨在保护数据加工使用(价值创造)和流通利用之利益，本文称之为数据持有者权。相对于传统产权，数据持有者权本质上是构建数据流通利用秩序的一种财产治理范式。数据持有者权以价值或利益识别区分保护为基础，并不消灭数据上叠存的合法利益，以实现数据社会化流通利用为目标，需要配合适当的数据治理体系才能有效运行。     

数据产权“三权分置”的私法逻辑

“数据二十条”首创“三权分置”的数据产权制度，该制度的构建需从私法角度证成数据产权“三权分置”的正当性，为数据产权运行提供法治保障。基于产权结构多元化和民事权利确权授权理论，数据产权“三权分置”所蕴涵的私法逻辑在于——数据产权“三权分置”从淡化所有权观念出发，创造性地提出数据资源持有权，并在数据资源持有权与数据加工使用权“二权分置”的基础上提出数据产品经营权，由此构建了数据产权“三权分置”的框架。三重授权成为数据产权“三权分置”的基本实现路径，而适应数据要素特征的登记新方式有利于数据产权及其交易的保护。     

数据产权的法律表达

数据具有客观实在性、可确定性和作为劳动成果的财产属性，可以作为独立的交易客体进入市场流通，设立财产权性质的数据权因而具有正当性。为数据生产与交易提供充分激励，维系围绕数据生产加工所形成的社会分工合作和按劳分配格局，亦需要法定权利的设置。综合来看，将数据权初始配置给数据生产者最为合适。原始取得的数据权应为一种总括性权利而非分散性的权利束。国家政策文件中列举的数据产权类型重在揭示经济生活中数据生产和利用的不同形态，其在法律属性上则为数据权或从数据权中派生的权利。结合数据的电子形态和传播特性以及数据利用的方式特点，对数据权内容较为贴切的区分是访问权、复制权、使用权和处分权，并以访问权为数据权的首要权项。相应地，数据侵权规范的构建宜以保护权利人对数据访问的控制为中心。     

公共机构的数据持有者权——多元数据开放体系的基础制度

在我国，越来越多的地方立法呈现出以公共数据开放替代政务(政府)数据开放的制度趋势。公共数据被定义为公共机构在履行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过程中所形成的数据。凡落入公共数据范畴，就应当汇集于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以向社会开放。但公共数据不是被事先界定的，而应当依据数据开放行为的性质来定义所开放数据的性质，既充分实现数字政府的公共数据服务职能，同时使公共机构所持有的数据资源对接数据要素市场，满足社会对高质量可再利用数据要素的需求。在数据成为生产要素，数据持有者权成为数据基础制度核心的背景下，应当分别确立社会主体、政府和其他公共机构的数据持有者权，以清晰界定数据治理、流通利用的权责边界，从而构建多元的数据开放体系。     

从数据生产到数据流通：数据财产权益的双层配置方案

数据财产权益的配置应以数据的“生产—流通”为分析框架，分别进行数据生产环节的数据控制权配置和数据流通环节的数据利用权配置，以统筹数据流通与利用中的秩序目标和效率目标。数据生产环节，数据控制权配置应以数据生产为依据，承认数据生产者对其生产的数据享有一般数据控制权。应明确数据生产的内涵，界分数据生产环节与其他投入性生产要素的生产环节，界分数据生产与数字劳动，避免数据控制权主体的泛化。数据流通环节，数据利用权配置可依意定和法定两种模式展开。数据利用权的意定配置包括数据控制者授权他人使用数据和公开数据两种形式。数据利用权的法定配置包括为保护特定利益所必需和为促进数据流通所必需两种典型情形。     

数据确权的中国方案：要素市场语境下分类分级产权制度研究

分类分级的数据产权制度是数据确权的中国方案,其中不仅包含中国对于数据产权制度的价值判断,即数据产权有利于数据流通利用、利益公平分配、数据安全保障,同时也蕴含了类型化法律思维。在对数据产权路径的分析中可以得出,行为赋权与人格权赋权难以实现数据的积极利用,财产权路径下将数据归属于企业的做法既为数据安全保护带来挑战,也无法体现数据利益的公平分配。只有在多元产权模式下以差异性制度安排对数据产权进行设计,才能兼顾数据确权需考虑的多重因素。分类分级数据产权是对数据产权进行类型化解析,建立结构性分置制度。在人格与财产二分的基础上,以主体为标准划分个人、企业、公共数据,依风险对个人数据进行分级,除部分数据构成知识产权外,其他数据通过“所有权+用益权”的数据权利结构,赋予处置、收益的积极权利以及排除妨害的消极权利等财产权。     

企业数据确权与授权机制研究

面对企业数据新型法益，以责任规则为主的传统保护模式捉襟见肘，财产规则逐渐成为符合政策导向和市场发展现状的选择。洛克劳动赋权理论和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为财产规则的建构提供了学理基础。以劳动程度为依据，可将企业数据的客体类型区分为原始数据、数据资源和数据产品，还可依据数据来源、匿名脱敏与否和数据产品形态对三者进一步细分，由此确定企业数据权利的客体框架，进而将权能差异化配置的思路应用于该框架之下，构建起完全支配绝对排他、完全支配无排他性、有限支配有限排他的分级分类确权规则。以确权规则为基础，可以根据不同的场景为企业数据的流通设计一重或二重授权原则，并由数据登记、数据经纪、数据信托、数据交易所等配套制度提供外部助力，构建出可信的流通环境。     

论数据产权登记

数据产权登记是一种新型的财产权登记，其具有证明数据权利归属和内容的功能，降低数据权利转让或数据交易成本的功能，以及保护数据权利与维护数据交易安全的功能。数据产权登记以实体法明确规定数据上的权利类型、内容、效力等为前提，故此其不具有确认数据产权的功能。数据产权登记的标的物是数据，而非数据资源或数据产品。至于数据产权登记能力需要由实体法作出相应的规定。数据产权登记簿应当采取人的编制主义，其上应当记载用以描述数据的相关信息，从而使被登记的数据被特定化或者可得特定化。为了保证数据上权利的稳定与促进数据交易，应当赋予数据产权登记以转让效力，即数据权利的产生、变更、转让和消灭以登记作为生效要件，未经登记的，不发生权利变动的效果。此外，在数据产权登记簿能够与真实的数据权利状况相一致的情形下，还可以赋予数据产权登记簿以推定效力和公信效力。     

论数据产权的构成要件基于交易成本理论

数据产权的规范方案存在三项争议：采用何种规范模式;归属如何确定;公共数据、企业数据、个人数据的分类有何影响。争议未回答一项核心问题：数据产权的构成要件为何。按照交易成本理论,数据产权规范旨在设立“法律权利”以促进数据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其构成要件应根据交易成本分析予以确定。数据要素具有可复制性和效用不确定两大特性,这决定了其存在“监督成本”“阻碍成本”“匹配成本”“加工成本”等特殊交易成本,进而在数据市场中形成无排他、专营排他、保密排他、绝对排他四种产权形态。基于数字经济时代的数据交易成本优化,一种绝对排他的“新型”数据产权在数据市场中形成,其以数据获取具有“唯一渠道”或单独为集合性数据支付“加工成本”二者之一为实质要件;以采取“保密措施”或实施数据权利“唯一化公示”二者之一为形式要件。“新型”数据产权构成要件的特点,足以回应公开数据爬取、个人数据产权、数据产权登记效力等争议问题。     

数据概念的解构与数据法律制度的构建 兼论数据法学的学科内涵与体系

正确认识理解数据概念及其特征是构建数据法律制度的前提。信息载体及传输方式的变化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在数字化时代，随着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和广泛运用，作为信息载体的数据，演变为前所未有的新兴生产要素。数据既是信息载体又是生产要素，且具有非竞争性、可复制性、非排他性以及与数字技术不可分离等特性。数据权利配置、数据行为规则的构建，难以套用传统财产的权利配置模式。数据种类、控制状态以及处理行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决定了数据权利安排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构建数据法律制度，需要加快全国性制度建设，统筹发展与安全，区分数据内容相关利益和数据行为相关利益，承认并保护不同数据利益相关者的正当利益，规范和引导数据处理行为，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数字中国的高质量建设。     

数据可携带权保护范式的分殊与中国方案

有关数据可携带权的保护范式，各国立法与现实给出的答案并不统一。在立法上，以创设法律条文的方式，将数据主体所享有的其在个人数据上的利益确认为一种权利，体现出立法者的“赋权保护”理念；在现实中，数据可携带权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绝对权，数据作为客体并不明确和特定，为衡平数据流通之上存在的多元利益，不得不诉诸对数据携带行为进行更多规制，倒逼“行为规制”模式的产生。对中国而言，目前比较可行的保护方案是“权利化模式”与“行为规制模式”并行不悖，数据可携带权既可以在个人信息保护法框架下进行权利规则的完善，也可以在竞争法领域诉诸对数据控制者更多的行为规制，使“纸面上”的数据可携带权，打破“权利泛滥”的误读，转化为促进数据自由流通的“尚方宝剑”。     

个人数据权利的宪法体系化展开

个人数据权利的宪法教义学证成建立在对宪法规范的体系化诠释基础上，既要通过“人格尊严”“人权保障”与“社会保障制度”条款的体系勾连解释出新兴数据自决权，也要结合具体的权利条款导引出传统基本权利向数字世界的移植内容，最终统合在个人数据权利的框架秩序中。为了实现个人数据法益与社会数据法益的均衡发展，需要合理配置个人数据权利的体系结构。在配置模式上，“权利束”理论符合“一数多权”的功能优势，能够综合协调各方数据法益。数据自决权是数据权利束的“束点”，构成个人数据权利的价值内核。在体系构造上，将个人数据权利分为数据本体性权利与数据衍生性权利，可以凸显数字时代人的主体性地位与实现数据社会价值的整体性保护。保障个人数据权利是民主社会的基础与数字化健康发展的前提，在促进数据自由流动的同时，国家需要承担对个人数据权利的公法保护义务。     

利益均衡视角下数据产权的分类分层实现

数据产权是经济学和法学学科交叉背景下的复合问题,面临着学科逻辑范式的冲突以及效率与权利(益)的本位偏异,这也是数据产权研究分歧不断的原因所在。从分歧的起点出发重新寻找数据产权问题的共识域,发现以利益均衡为连接点,平衡效率、人权、公共三重价值取向,才能实现数据产权的规范性整合。传统“个人—企业”二元主体的类型化标准无法有效回应数据产权的复杂场景和利益冲突,应当构建起“数据属性—主体类型”的复合分类标准与“阻断触发”的分阶段判断要素相结合的“2+1”数据产权分类架构。同时,在类型化的基础上,通过构建数据框架性产权的法律弱保护与均衡约束,相应设定产权实现的负担条件和边界限度,以数据使用权利的适度扩张与激励相容促进多主体数据产权联结,以数据收益公共产品化与数据课税推动数据收益的公平分配,进而实现数据产权的最优配置。     

大数据时代企业数据权益保护论

企业对基于其私人投资而形成的大数据拥有怎样的权利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问题。在大数据时代，企业数据更多以副产品面目出现，其价值有赖于后续的挖掘。权益保护模式能够提供更多的公共空间，实现激励与利用的平衡。企业数据权益具有如下特征：其一，在数据生成由多人贡献的情况下，数据控制者要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共享数据上的权益；其二，企业数据仅能获得有限的保护，以此向社会开放更多的利用空间；其三，企业数据保护需要在具体的场景中基于数据集和数据利用行为的具体状况作出衡量与判断，其是一系列介于完全控制与完全共享之间的权益。在数据控制者能够依靠技术手段实现数据事实控制的情况下，建立数据访问和获取制度是促进数据流通、建立数据利用秩序的关键。     

数据确权之辩

数据确权与否素有争议，对于数据非权利客体论、数据流通阻碍论、数据公共物品论、数据产权难以实现论、个人信息及隐私威胁论等主张进行梳理和分析，有助于澄清认识误区，达成数据确权共识，促进数据要素市场化利用。数据确权具有明显的制度优势，即可以避免“公地悲剧”、走出“丛林法则”，实现定分止争；矫正市场失灵，建立数据流通利用的有效市场；在数据领域实现“有恒产方有恒心”。数据确权更为深远的意义在于，通过数据产权的支配实现个人信息自决，保障人们在信息社会自主构建其数字化生存空间。     

论数据权利的标准化

“数据二十条”在国家政策表达层面以“权利束”作为数据上诸种权益诉求的底层观察视角，以应对数据从产生伊始就面临的复杂利益共生和相互依存关系。但在法律学说与实定法表达层面，有必要在此基础上聚焦各组数据生成与流通关系，从“权利人有权作用于权利对象的方式”等关键维度，对每一组数据社会关系中的权利条块主张予以划界，将常见且正当的数据权利条块标准化为不同层次的权利模块，从而在立法层面实现规范表达。在信息来源主体之法定在先权利模块与数据处理主体之数据财产权利模块的二分基础上，可将后一模块细分为数据一般财产权模块与各类子财产权利模块。数据一般财产权是最先出现且最为完整的权利样态，包含了持有权能、使用权能和以经营为核心的处分权能；各数据子财产权利模块的样态取决于具体的数据流通模式。     

政务数据使用的法理基础及其风险防范

在数据要素市场中，不同类型数据的使用方式存在差异，不同主体对数据的权益需求和使用能力也不同，这是数据要素权利配置的基础问题。在数据权属尚未形成一致结论的现阶段，部分地方性文件开始尝试规定政务数据的权属，但是缺乏法律依据。政务数据上的著作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著作权，其权利主体和权利行使都受到较多公法上的约束，并以促进公共利益、完善数据治理和防范法律风险为价值目标。承认政务数据财产权的公益属性并将政府作品的著作权赋予政务主体，借鉴著作权授权许可制度实现政务数据开放许可协议的类型化和条款细化，能够发挥私法在保护私权、明晰权责和防范风险方面的作用。     

数据交易下权益边界的实践探索与调适

数据作为区别于传统客体的新兴民事权利客体,依附数据交易而实现其特定价值,同时具有社会资源、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的法定属性。数据交易下,其权益边界成为民事权利主体资格探讨的必备要素,关乎着数据主体资格、法律关系和私权制度价值。我国司法实践认为数据权益应因其劳动增值而取得,美国则认为数据权益应当回归数据应用的价值。基于分析,对数据权益应严格数据人格利益与财产利益,同时基于数据交易而赋予数据控制者基于数据主体的衍生权利,并建立各类数据控制者之间进行数据流转的合规性标准,以求在总结司法实践和立论的基础上,为数据权益的边界界分提供参考性意见。     

什么是数据权利？ ——从欧洲《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看数据隐私的保护

欧洲《一般数据保护条例》是全球个人数据保护的最重要立法之一。通过对该条文的分析，可以发现该法案采取了强化数据主体对个人数据控制的导向。通过对赋予数据主体的数据隐私权的分析，可以发现这种权利同时具有人格权与财产权的特征，其边界并不清晰，也并不一定能实现立法者所期望实现的目的。保护隐私权益，应当更多采取公法风险规制与消费者法保护的框架，而不是寻求一种具有确定性边界的隐私权或个人信息权。这是因为，数据隐私必须放在特定的语境与社群中才能理解，只有结合具体语境与社群中的信息流通，才能准确思考隐私的边界与个人数据流通的合理性，才能对相关权利进行合理的界定。     

论数据产权制度的层级性：“三三制”数据确权法

数据确权问题已成为阻碍我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最大制度障碍。数据确权之所以难，缘于现有的讨论存在概念混杂纠缠和平面化思维。数据产权制度设计应采取秩序概念基础上的层级性思维，通过横向分层和纵向分阶实现从原始数据到数据应用的解耦。即从客体、主体、内容三层横向对数据与信息、数据的来源者与处理者、来源者所有权与处理者用益权进行分离；纵向按照数据生成的周期，将数据生成区分为数据资源采集、数据集合加工利用和数据产品经营三个不同阶段；在尊重数据来源者初始数据所有权的同时，以企业数据用益权为基础权利，为数据采集、数据加工利用、数据产品交易构建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三阶段分层确权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