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为何保护人的自由意志——对权利意志论的思想史考察

权利作为向个体行为提供内在正当性的法律制度,其实践力量源于对个体道德能力的尊重。个体意志的解放为个体行为提供了法律之外的正当性,塑造了现代权利概念主体性与优先性两个特征,同时演化出了地位论的权利证成路径。在康德的法权学说中,自由意志作为权利演绎的前提,对人类自由意志和尊严的尊重成为了重要的道德法则。后期权利意志论的发展受到法实证主义的影响,保护自由意志的道德法则内化于法律制度之中,成为建构权利概念的前提。权利对自由意志的保护,既体现了法律通过授予私人权力来实现个体权利的治理方式,又彰显了法律对个体自由与尊严的捍卫。     

科学研究自由权利研究

科学研究自由具有双重性 :作为思想自由 ,它是一项消极的权利 ;作为行为自由与社会文化权利 ,它是一项积极权利。作为积极的权利 ,它需要物质与制度条件的保障 ,由此决定了科技法律制度的基本价值取向应是保障科学研究自由。对科学研究自由权利的保障离不开对权利结构的分析 ,科学研究自由权利包括自由选择科学研究课题的权利、自由从事科学研究活动的权利和自由表达学术观点的权利 ,这三者相互结合构成了完整的科学研究自由权利体系     

论自然法学的权利观

自然法学发展史是一部人类权利观念的发展史。自然法学的权利观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并各有其特点 :古代与中世纪自然法学的权利观是以正义为基础的 ,近代自然法学的权利观是以自由为核心的 ,现代自然法学的权利观是以平等为核心的。     

论合同自由原则

合同自由原则是《合同法》的根本原则，这一原则体现了公民在经济上享有的自由权利，新《合同法》把这一原则确定为《合同法》的原则是我国合同立法的重要飞跃。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离不开公民权利观念的觉悟，合同自由原则所包含的自由权利观念则是公民的权利观念启蒙的最好教科书。     

论良心自由作为现代宪政的基石——一种康德主义的进路

康德是思想史上第一个为良心自由作出法学论证,并将之作为宪政基础的思想家.虽然康德一般被视为社会契约论者,但其理论基础并非社会契约或者作为社会契约基础的人民意志.康德的社会契约论以人的良心自由为基础,社会契约为手段,力图构造人的道德自我在国家的实现.对良心自由的追求不仅是康德道德哲学和法哲学的基本价值,康德还将之在权利体系中展开,使之具有充分的实证性,对现代宪法尤其德国基本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在康德的权利秩序中虽然“人的尊严”是最高的价值准则,但这种价值准则是形式命令,要以良心自由为价值基础和界限.康德的良心自由理论经过德沃金的洛克式改造,也影响到美国的宪法实践,成为现代宪政的价值公约数.     

个人数据权利的宪法体系化展开

个人数据权利的宪法教义学证成建立在对宪法规范的体系化诠释基础上，既要通过“人格尊严”“人权保障”与“社会保障制度”条款的体系勾连解释出新兴数据自决权，也要结合具体的权利条款导引出传统基本权利向数字世界的移植内容，最终统合在个人数据权利的框架秩序中。为了实现个人数据法益与社会数据法益的均衡发展，需要合理配置个人数据权利的体系结构。在配置模式上，“权利束”理论符合“一数多权”的功能优势，能够综合协调各方数据法益。数据自决权是数据权利束的“束点”，构成个人数据权利的价值内核。在体系构造上，将个人数据权利分为数据本体性权利与数据衍生性权利，可以凸显数字时代人的主体性地位与实现数据社会价值的整体性保护。保障个人数据权利是民主社会的基础与数字化健康发展的前提，在促进数据自由流动的同时，国家需要承担对个人数据权利的公法保护义务。     

理性即自由:论斯宾诺莎的自然法观

斯宾诺莎是古典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提出了“真观念”为认识的起点,再辅之以几何学的证明方式.斯宾诺莎认为上帝的法则就是自然规律.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所以人也要遵循自然规律,人的自然规律或者自然权利就是人努力保存自己,这是人的本性.斯宾诺莎从人性论出发,论述了在自然状态下,人的生活受到了被动情感的奴役,人们要通过理性来签订社会契约,建立国家来摆脱这种奴役,并对违约行为进行处罚.这种自由具备的伦理特征使得斯宾诺莎在古典自然法学家中的地位显得比较特殊.     

预防犯罪应当注意对个人自由权利的保护

西方犯罪学三大流派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其预防犯罪的理论中都特别强调对个人自由权利的保护。这是因为犯罪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自由是人的一种基本权利,尊重个人自由之权利是社会文明的内在要求。在预防犯罪工作中强调对个人自由权利的保护的意义在于:它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刑罚之目的,走出刑罚万能的误区;有助于我们制订和执行合理的刑事政策,防止决策和行为方式上的失误;有助于罪犯的权利保护,使之顺利复归于社会。     

政府限制乞讨与保护儿童权利

乞讨虽是成年公民的自由，但任何人均无义务向乞讨人施舍。承认成年公民乞讨自由与适度限制乞讨，应当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题中应有之意。政府对流浪乞讨的未成年人实施主动救助、强制救助是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优先保护，应当视为未成年人的自愿接受。政府有权适度限制乞讨行为。其一，应当区分行乞的主体；其二，应当区分行乞的地点；其三，应当区分善意乞讨与恶意乞讨；其四，应当区分谋生性乞讨与经营性乞讨。应当按照“最大利益原则”保护儿童权利。政府是保护儿童权利的第一责任人，我国保护儿童权利的法律法规尚需进一步严密化，保护儿童权利必须打通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孤岛”。     

论侵权法中的价值平衡思想——权利保护与行为自由的平衡

权利保护与行为自由是侵权法中的基本矛盾,也是侵权法的二元价值目标。侵权法中的归责原则、因果关系、惩罚性赔偿等制度均体现了权利保护与行为自由的平衡思想。我国《侵权责任法》在总体上也体现了这一平衡思想,但由于负担了超出其功能范围的社会救济职能,其在个别制度的设计上仍有违权利保护与行为自由的平衡精神。     

权利外“行为自由”的规制

我国因缺乏对基本权利的权威解释,以致目前出现了因禁乞、限制设置室外可见的室内广告等引发的行政合法性危机。基于我国国情,我们无法照搬西方宪政的经验,而只能创造出"权利外行为自由"的概念,将不为法律限制也不受法律保护的行为纳入其中。这样的自由对国家权力仅具弱拘束力。根据对我国《宪法》文本的学理解释,国家有权对权利外行为自由进行规制,但对不具负外部性的行为和不具规制必要性的行为,国家不得规制。为保障规制权不被滥用,规制主体有义务作出让公众信服的理由说明,确保不存在"多数人的偏见"和"少数人的偏见"。     

自我保存的自由——霍布斯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利思想研究

作为近代政治哲学的奠基人之一,霍布斯关于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利思想既有传承,也有发扬光大之处。他用自我保存的人性论和契约论首次对其进行了严密的论证。正是自他开始,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利才第一次获得了近代个人主义意义上的证明,被视为每一个人都不可剥夺的自我保存的自由。其思想于我们当下仍有现实意义。     

试论囚犯的权利边界及其他

权利与自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其适用范围、属性均不同，不能以“囚犯享有法律未禁止的各种自由（权利）”为由而扩大囚犯应享有的法定权利。囚犯的权利是有边界的，不能随意扩大，只能以监狱或监狱警察的法定义务为边界。改善囚犯的权利状况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国家民众是我们考虑问题时的重心所在。     

浅论法的自由价值

在一个法治社会里，自由就是人们从事法律所不禁止的一切活动的权利。人们在不断追求自由的过程中，总是难以脱离与法律的关系，如何正确认识自由在法的价值体系中的地位，从根本上决定了法的直接价值指向，并影响到广大民众自由的实现程度，进而对推动整个社会主义的法治进程也将有着深远的意义。     

侵权行为究竟侵害了什么？——权利外“法益”概念质疑

法律是行为规范，只规范行为，包括积极行为规范和消极行为规范，前者即权利、权力，后者即义务。义务是权利和权力的逆向表述。法律规定权力的唯一宗旨就是保护权利。规定权利意味着必须规定权力。在本质上，法律就是对权利的规定，权力和义务均可视为权利的间接规定。权利主体行使任何权利，均是对自己人身的支配。广义的人身自由权等同于权利，狭义的人身自由权即有名权利外之权利。但人身自由权表示不定向之自由，必须通过具体行为，即定向之人身自由方能行使。定向之人身自由权即传统民法之能权。称法律确认的无名行为资格为能权不违反逻辑，称其为权利外“法益”则违反逻辑。     

权利概念的历史

权利的概念是人类社会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的出现与个人主义观念的兴起紧密相关。古希腊和古罗马社会中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权利概念。斯多亚哲学和基督教理论中所蕴含的个人主义观念还不足以导致权利概念的出现。十二世纪出现了世俗个人主义和权利概念的萌芽。十四世纪出现了对拉丁文ius的主观意义和客观意义的双重理解。四个世纪之后，康德的哲学理论为上述理解提供了完美的说明。当世俗个人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成为权利概念的理论基础的时候，也就是现代权利概念诞生的时候。     

西方自由与权利的合法性来源与存在样态——从古典到现代的历史考察

西方自由与权利的合法性来源一般有两种：一种是外在于国家权力，国家权力只能认可而不能创制；一种是内在于国家权力，是由国家权力创制和授予的。西方自由与权利的存在样态一般也有两种，一种是身份、等级、特权式的自由与权利；一种是普及化的、为大多民众普遍拥有的基本自由与权利。西方很早就产生了合法性来源外在于国家的自由与权利的情况，但这种自由与权利多是一种身份、等级、特权式的自由和权利。近代英美两国自由与权利的现代化成功转型，源于将这种身份、等级、特权式的自由与权利向更广大的社会阶层普及和开放，使得这种自由与权利为社会更多民众所普遍共享，进而推动了保障这种基本自由与权利的宪政机制的发展；而近代法国自由与权利的现代化转型失败，源于没有将这种身份、等级、特权式的自由与权利向更广大的社会阶层普及和开放，自由与权利没有摆脱狭隘的特权性和身份性限制，没有为社会广大阶层所普遍共享，进而也就无法推动保障这种基本自由与权利的宪政机制的发展。     

“动物权利”概念的法哲学思考

有必要对“动物权利”作认真思考。“权利”是被社会认可的“自由”，而自由是具有理性能的人特有的。不仅如此，自由还具有社会性，人的自由只有在社会中才能产生。因为自由有一个正当性问题，它必须得到社会的承认和限制，权利就是被社会认可的自由，它要求自由的使用者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或义务。因此，权利只存在于社会中，只适用于具有道德责任感的人类。动物不具有理性思维能力，其行为不具有道德性，因而不能成为社会的主体，也就不享有社会主体所享有的权利。虽然每种动物都在自然界中占有一定的位置，因而有其存在的价值，应予以善待，但它们不可能享有与人一样的待遇或权利，否则，就否认了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也会打乱自然的秩序。所以，严格说来“动物权利”这一概念是不科学的，应慎重使用，否则会导致思想混乱。     

公共利益对个人权利的双维度限制——从公共利益的平等主义构想切入

公共利益概念在法律中极其重要但却难以界定。在政治哲学上，大致上有功利主义、社群主义和平等主义三种公共利益观。三者之中，诉诸平等的公共利益观念提供了最具理论说服力同时也最契合法律实践的构想。根据平等主义的设想，公共利益应当被理解为社群全体成员平等共享的满足其自身主观欲求的机会。这种以平等为价值追求的公共利益观为公共利益和个人权利的冲突给出了全新的说明，迫使我们放弃天平式横向比较的权衡观，转而接受横向“利益权衡原则”和纵向“平等分配原则”双维度限制的方案。在这一方案下，个人权利不可以被理解为王牌，而应当被视作盾牌。     

禁止权利滥用的法理分析

禁止权利滥用是在法权观念的变迁过程中 ,由观念发展到判例 ,再发展到成文法上的一项基本原则的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负载了“社会本位”权利观的价值 ,在民法上成为一般条款 ,是指导、评价民事主体正当行使权利、立法以及法律解释和补充的准则 ,也是赋予司法裁量权的依据。基于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是权利社会性的要求 ,因此 ,权利滥用者对其行为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