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案责任制视角下的司法人员豁免制度

构建司法人员豁免制度是本轮司法改革中司法人员履职保护机制的题中之意,但是在我国现行错案责任制度中"错案"标准模糊,过于追求案件处理结论的正确性,忽视影响案件处理的诸多因素的同时又没有妥善处理司法行政化问题的情况下,该制度的实施受到了严重制约.因此,应当在立法上确认司法人员豁免制度并明确其内容,完善、规范司法人员追责程序,建立豁免制约机制,并建立干预司法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以补强司法人员豁免制度的运行.     

错案追究终身制的发展难题——制度缺陷、逆向刺激与实用主义重构

从错案追究终身制的历史发展来看,其在防治司法不公上的作用非常有限。作为司法机关内部的一种责任追究机制,它也表现出浓厚的行政化色彩和明显的制度缺陷。"错案"界定不明、纠责范围不确定以及职业风险终身性等问题的存在,导致法官采取各种方式来规避这种制度性缺陷,使得错案追究终身制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一种逆向刺激结果。为了纠正我国错案追究终身制的发展难题,司法机关应当以法律实用主义的理念重构该制度。     

现行错案责任追究制的法理思考

全国各地很多法院正相继制定并推行错案责任追究制 ,试图对办错了案的法官进行监督。但该制度所依据的错案命题本身缺乏相应的法理基础 ,在实施中带来很多弊端 ,而且 ,针对法官裁判行为进行追究的做法直接影响和损害法官审判权的独立行使 ,难以保证司法公正的实现。因此 ,应摒弃现行针对法官裁判行为设计的错案责任追究制 ,借鉴国外行之有效的司法经验 ,建立符合审判活动本质要求的专门的监督制度———法官弹劾、惩戒制度。     

建立错案责任追究制之我见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为保证检察监督权落到实处，检察机关在发挥监督职能的同时，必须建立内部监督制约机制，从制度上保障检察权的依法公正行使，以更有效地严格执法，维护司法公正。在这种要求下，错案责任追究制应运而生。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建立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本文拟就建立检察错案责任追究制的法律依据和制度应包含的主要内容谈一些粗浅看法，以期对错案责任追究制的建立有所帮助。一、建立错案责任追究制的法…     

错案责任追究与豁免

从单纯凭错案追究责任到符合主客观相统一条件时才追究错案责任,体现了人类对司法规律认识的深化和司法的文明进步。错案责任追究与豁免相辅相成,分别体现对司法权的控制与保障。对故意或重大过失所造成的错案进行责任追究,体现了主观过错、客观行为、危害结果三者的有机统一,有利于增强司法人员责任心、提高办案质量和司法公信力,有利于彰显社会公平正义、贯彻权责一致原则,也符合我国国情。对无故意或重大过失的错案予以责任豁免,是体现司法职业特殊性、遵循司法规律的需要,是实现权力与责任相一致、权力控制与权力保障相统一的需要,也是贯彻现代刑罚理念的需要。     

试论民事诉讼中的司法认知

司法认知是民事诉讼中的重要制度之一,也是证据学的基本问题。本文分析了司法认知的涵义和效力,并对认知的范围、规则等问题进行了论述。     

检察官惩戒制度的实践探索与路径完善

建立健全检察官惩戒制度,是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应有之义、必然要求。实践中落实检察官惩戒制度既有认识偏差,也有制度执行刚性不足、制度规定操作性不够强等问题。对此,可通过健全检察官违反职责线索发现及移送机制、完善司法惩戒与纪检监察执纪执法衔接配合机制、进一步明晰司法责任认定规则、优化惩戒委员会设置和审议方式、强化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检察院惩戒工作的领导等方式,及时规范检察官惩戒工作,加强对检察官履职的监督和保障、确保检察权依法规范行使。     

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制度运行及完善建言

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制度已初步形成规则体系，发挥了一定的积极效果。然而在实践中该制度尚未形成常态化运行模式，仍存在调查核实阶段主体职责范围不明、审议评议阶段惩戒范围存在争议以及决定处理阶段信息公开不足等问题。建议厘清司法责任与纪律责任、瑕疵责任等相关概念之间的界限，明确调查主体，细化惩戒范围，促进检察官惩戒信息相对公开，推动此项制度进一步完善，不断提升检察机关司法公信力。     

法官责任豁免制度研究

法官责任豁免制度起源于西方国家,对维护司法的独立与公正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设立法官责任豁免制度具有充分的理论依据。法官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仅赋予法官一定范围内的责任豁免权,但实践中亦难于实行。在我国建立完善的法官责任豁免制度不仅必要而且可行,为此应当在法官法中明确规定法官责任豁免权及其界限,并废除错案追究制度。     

进一步完善错案防止、发现和责任追究机制

刑事司法权是一柄利刃,它保护人民,惩罚犯罪。它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同时也直接关系到公民的基本人权。一起错案,会使真正的犯罪分子逍遥法外,为害社会,会使清白无辜的人身陷牢狱,人生残破。刑事错案是对人权的极大侵害。近几年,佘祥林等数起有影响的刑事错案接连出现,给司法权威和法治建设带来负面影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健全错案防止、纠正、责任追究机制",这是对司法系统突出问题的回应,近年司法系统表明我国将从政法系统建立机制入手,大力防止错案发生的决心。     

刑事诉讼中司法认知的规制

诉讼证明是针对案件的“中心事实”,而大量的“背景事实”通常无需提出证据予以证明。这可以通过司法认知得以认定。比较美国和德国刑事诉讼的司法认知规则,两者基本相同,但也略有差异。从诉讼制度传统出发,我国应当借鉴德国的体例,将司法认知确定为两类事实,一类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另一类是法官因职业关系已知的事实。     

论民事诉讼中的司法认知

司法认知是民事诉讼中一个重要的制度,而我国法律及司法解释对司法认知的规定则十分粗糙,我国民事诉讼法应在对司法认知相关理论问题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司法实践,完善这一证据制度。     

司法认知:证明责任的新视角

证明责任解决的是当事人对哪些事实应当举证证明,否则承担败诉风险.司法认知解决的是哪些事实不需要当事人举证证明,免除当事人的证明责任,而由法官直接确认.在证据法学中,人们往往热衷于从证明对象的角度来把握哪些事实应该由当事人承担证明责任,而鲜有从司法认知的角度来把握证明责任的承担.如果从司法认知的角度来把握证明责任,那么司法认知影响证明责任的分配.但是司法认知只影响主观证明责任的分配,而与客观证明责任没有实质的关联.     

评FG Hemisphere Associates LLC诉刚果民主共和国及其他人案

备受关注的FG Hemisphere Associates LLC诉刚果民主共和国及其他人案在经历了一系列审判后,由香港终审法院做出终局裁决。香港终审法院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释法,判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应与中央政府的国家豁免规则保持一致,因而香港法院对刚果民主共和国无司法管辖权。本案将＂一国两制＂制度下国家豁免规则的适用问题以及中国的国家豁免立法问题提上了议程,并为国家豁免立法及其区际适用问题提供了一定的解决路径和实践经验。显然,目前中国坚持绝对豁免立场,且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然而,考虑到中国已经签署《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且采取限制豁免并不必然对中国不利,因此中国可以考虑适时转变态度。     

我国建立法官、检察官惩戒机制的可行性研究

强化司法监督，实行错案追究需要有相应的机构和制度作保障。建立法官、检察官惩戒机制可以对制造错案或行为不端的司法人员形成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并能切实维护法官、检察官的合法权益；而且，国际法对此已作出明确要求，世界各主要国家也都有自己的完善制度可资借鉴。根据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政体结构的特征，法官、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应当设在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委员会内，专门对举报和移送的材料审查立案，并组成专案组进行调查，采用一般行政程序或听证程序形成处理意见，再作为议案由人大或人大常委会作出罢免、免除职务的最终处理决定     

检察官惩戒制度运行困境及解决

<正>2016年10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的《关于建立法官、检察官惩戒制度的意见（试行）》提出,检察官惩戒是对于检察官在检察工作中违反法律法规、实施违反检察职责的行为,应当依照最高检《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的有关规定认定责任并给予相应处罚的制度。最高检《2018-2022年检察改革工作规划》提出,构建科学合理的司法责任认定和追究制度,     

司法责任制视角下的错案刑事追责机制构建

司法责任制涵盖司法权运行机制、司法监督和管理、司法人员职责和权限、司法责任的认定和追究、司法人员的履职保障等内容.现行错案责任追究和错案检察机制的效果应当在司法责任制背景下重新进行检视.通过对错案刑事追责的实证分析,发现检察机关办理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时遭遇“发现难、立案难、取证难、处理难”等困境.解决之道在于明确冤错案件认定标准、强化执行监督和控告申诉检察、提高渎职侵权犯罪侦办能力,根本出路在于健全完善司法责任制度.     

从证据裁判原则看检察机关错案考评机制

近年来曝光的刑事错案让被告人、被害方、媒体开始质疑司法考评机制的有效性和实用性,倒逼我们不得不去思索司法改革过程中检察机关办案考评机制该何去何从。在检察机关防范冤假错案的机制构建中,最根本的内容应当是重塑现代法治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的基本理念。因此,司法实践中,完善检察机关办案考评机制错案追究应当坚持证据裁判的基本原则,这也是错案责任追究过程中考量检察人员是否失职的关键标准之一。     

刑事错案中鉴定意见应用的问题及对策

在刑事诉讼中,鉴定意见应用的错误与鉴定本身的错误一样极易导致错案。从几起刑事错案中暴露出鉴定意见应用中存在的共性问题,即司法人员有罪推定的司法观念以及证据规则的疏失。因此,应当进一步完善鉴定意见的关联性规则、意见规则和补强规则,同时应健全强制鉴定、庭前开示和裁判说理等相关配套制度。     

错案追究:谨防“钱穆制度陷阱”

一个制度出了毛病,就再定一个制度来防止它。相沿日久,日益繁密化的制度积累,往往造成前后矛盾。制度越繁密,也越容易产生歧义,并越发失去效率。历史学家钱穆在分析中国政治制度的传统时得出了这一精妙结论,因而这一现象也被称为“钱穆制度陷阱”。在司法领域,以这一视角来观察日益繁密的司法监督,会很容易找到“对号入座”者,比如错案责任追究。从1992年2月错案责任追究被明确提出要“建立制度”时起算,至今已然有了13年的制度实践。这13年来,无论在学界还是在实务界,对“何为错案”以及“如何究责”的质疑就一直未曾停歇。“错案责任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