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淫秽信息的治理——反思“运动式”治理模式

4月13日,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和公安部等部门发布公告:为依法打击利用互联网制作传播淫秽色情信息行为,自2014年4月中旬至11月,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开展打击"扫黄打非·净网2014"专项行动。与以往专项行动不同的是,此次行动持续时间更长,打击力度更大。这种"运动式"治理网络淫秽的模式虽然见效快,但是仍然不乏质疑之声。长久看来,治理网络淫秽信息仍然要纳入法治轨道,充分利用技术手段来实现。     

地方政府的运动式治理是如何走向“常规化”的?——基于S市市监局“清无”专项行动的分析

中国行政体系和治理机制正在经历一个不断理性化的过程。随着中国官僚系统向精确性和规模化发展,运动式治理被重塑为更为精密的目标责任制和绩效考核等表现形式,以"任务驱动"作为新的动员模式而得到精细化的发展,表现为运动式治理的常规化。论文呈现了S市市监局及其下属L分局和Z监管所在"清无"专项行动中互动过程,展示了在目标责任制和惟上负责制的双重压力下,地方政府运动式治理走向常规化的过程及其背后的多重逻辑。文章认为运动式治理在政治官僚制的制度背景下将逐渐被科层消解,失去了其发展的内在动力,呈现出运动式治理的常规化。作为政治官僚制下的产物,"常规化"的运动式治理不能也无意使治理效果达到帕累托最优,运动式治理最终将会逐步走向"内卷化",而非走向制度化的"常规治理"。     

解释政策变通:运动式治理中的条块关系

在压力型体制下,上级下达的过严指标常常导致下级的密集政策变通。论文集中关注政策变通的发生机制,强调运动式治理中一项政策往往会从日常工作变成政治任务,从而引发条块关系工作模式的转换,最终导致密集的政策变通。以计生政策为例,在常态治理的年份,省级领导受到的政治激励较弱,计生工作常常是"条条求着块块做",各级计生委需要各级政府部门配合其工作,这种情况下往往难以发生明显的政策变通;而在中央发起运动式治理的年份,计生工作变成政治任务,省级领导受到的政治激励较强,就容易形成"块块带着条条做"的模式,从而引发密集的政策变通。对1983年与1991年两个关键运动式治理年份的初步验证表明,省级领导受到的政治激励越强,省以下执行环节中的政策变通就越强。     

运动式执法的司法规制与政府有效治理

在我国漫长的国家治理进程中,运动式治理、运动式执法作为国家治理逻辑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存在并且总以一定方式在特定阶段反复出现。运动式治理、运动式执法与法治精神完全相悖,会直接冲击正常的法治秩序。因此,在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进程中,必须对我国运动式治理、运动式执法的国家治理逻辑进行深刻反思,通过及时引入司法审查机制,把运动式治理、运动式执法控制在有限范围内。在对运动式执法案件进行司法审查时,需要直面解决社会公共问题的依法解决、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审查以及大面积违法行政行为的司法应对等重要课题。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需要对运动式执法进行改革,其中重点需做好加强立法协调统一,推进行政决策法治化,保障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塑造政府、市场、社会良性互动关系等工作。     

运动式治理中的层级协同:实现机制与内在逻辑——一项基于内容分析的研究

论文以济南创建国家卫生城市为研究案例,借助内容分析法,围绕运动式治理对官僚系统结构及运行的影响展开探索性研究。研究发现,运动式治理中的层级协同,遵循着下行的权力路径与上行的治理路径:前者通过高层的竞争性授权,实现对现有官僚系统服从意愿和行动能力的考察,进而强化中央权威;后者则通过强化部门合作、调动社会力量,实现行政系统结构的整合和结构性治权的再生产。在我国权威型体制下,以上机制与路径反映出,运动式治理不仅是绩效导向的,而且是结构导向的。巩固行政层级关系,汲取治理权力和资源,打造"全能政府",是运动式治理频繁出现的重要内在逻辑。     

我国将严打涉藏涉疆非法出版物

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近日在京召开2014年全国“扫黄打非”“珠峰工程”“天山工程”座谈会。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专职副组长李长江在讲话中指出，自去年以来，两个工程建设又取得了新的成效，各项联防协作机制逐步建立深化，在打击涉藏、涉疆非法出版物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要求，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明确涉藏、涉疆“扫黄打非”工作任务，要通过两个工程建设，提高涉藏、涉疆“扫黄打非”工作水平，以开展专项行动、加强重点管控、强化网络治理等措施为抓手，把两个工程的信息共享、案件协查、日常监管、审鉴互助、经费保障等各项机制进一步深化。他强调，当前工作的形势和任务已经十分明确，关键要统一思想、迅速行动。     

廉政新常态下腐败治理的策略探究

廉政新常态是十八大以来我国反腐工作的新阶段,在这一时期,习近平总书记从当前的形势和任务出发,提出了落实"两个责任"、查办案件"两个为主"、实现"两个全覆盖"的新理念,惩治腐败。在廉政新常态下的反复工作要握稳好方向,迅速调整工作思路,全面落实从严治党,全面治理腐败,创建良好的政治环境。廉政新常态下的腐败治理工作也应当根据反腐工作的需要,不断调整反腐策略,提高对腐败的政治能力和预防、抑制能力。     

以社会治理创新迎接法制改革转型

依托迅速崛起的网络公共领域,民间社会在为法制改革转型提供充沛动力的同时,也与政治国家展开了以舆论竞争为主要形式的权力之争。在"改革开放"的宏观背景和"web 2.0革命"的时代潮流下,国家与社会权力再分配的历史进程有其必然性,但民间社会并无能力主导法制改革,党的领导才是法制改革转型走向成功的关键。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扩大社会参与,要求政府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部署,创新社会治理。通过社会治理创新,开辟"公私合作"的空间和道路,可能是迎接法制改革转型的必要选择。     

社会动态稳定的治理建构

关于中国社会稳定已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强调中国存在一系列挑战国家权力和破坏社会关系的冲突事件,社会稳定危机密布;另一种观点强调由于中国政治权力的排他性和封闭性,社会处于刚性稳定的风险状态。但是,实践表明中国虽存在一系列社会冲突,却没有爆发整体治理危机,而是呈现动态稳定的局面。这种社会动态稳定源于官民分治、全面维稳、话语反制和策略变通四个方面的治理建构,它们分别发挥着政治风险阻断、体制力量联动、德治形象构建和实用主义稳控的作用。这一发现为理解社会动态稳定及政府在社会风险应对中的治理建构提供了启发。     

吴玉良：深化公务用车问题专项治理工作

10月27日，中央公务用车问题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召开全国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问题专项治理工作会议，中央纪委副书记、中央公务用车问题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吴玉良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化思想认识，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深刻认识专项治理工作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以更加坚决的态度、更加自觉的行动、更加有力的措施，把专项治理工作继续抓紧抓好。要严格依据有关政策规定，     

国家治理体系中政府权力的分化与重组

正《决定》在第一部分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总体目标对后续各个部分的具体改革具有指导意义。问题是:如何理解国家治理体系?又如何建构国家治理体系?从宪法学视角上看,国家治理体系不同于全球治理体系和地方治理体系等的关键点在于:它首先涉及一个主权国家的顶层设计问题,政府权力的分化与重组是建构国家治理体系的必经之路。一、国家治理体系中政府权力的分立与地方化权力分立,似乎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就提出了议事、行政和司法三种职     

当代中国腐败治理策略中的“清理”行动:以H市纪检监察机构为个案(1981-2004)

论文的研究对象为一个地方纪检监察机构在过去20多年中的腐败治理策略,以其中的"清理"行动为切入点,尝试梳理清理行动的动态过程,并将其概念化为一种"运动式强制",总结其作为一种腐败治理行为的特点、功能和局限性。论文旨在回答长久以来困扰中国腐败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问题,即为何国家目前在腐败治理中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和资源,而腐败的治理效应却一再碰到"瓶颈"。     

杨光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实际上是政治现代化的另一种表述，在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具体而言，就是要实现包括政治制度与经济体制的现代化，建立协商民主体系，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和协商民主发展，对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至关重要。法治与协商规定了权力运行的方式，有利于防止权力部门滥用职权、滋生腐败，同时为社会包括社会组织和普通民众参与治理提供了依据和途径。     

中国犯罪治理的制度逻辑:以总体性治理吸纳现代化治理

中国的犯罪治理实践在社会治安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为深刻理解中国经验并发展犯罪治理现代化理论提供了重要契机。中国的犯罪治理模式呈现出总体性治理吸纳现代化治理的复合型制度逻辑,具体的经验资源包括:以"平安中国"为主线推进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将总体性的政策治理观融入犯罪治理现代化的全过程;借助枫桥经验联接国家主导与多元参与,实现治理权威与治理角色的重新分配;提升运动式治理的制度化与法治化水平,以最小的治理代价换取最大的治理效果;以"发展式预防""整体性治理"释放大规模社会建设活动的犯罪治理效应,实现源头治理与综合治理;鼓励智慧技术的"赋能导向式"应用,激发技术治理的犯罪控制与犯罪预防潜能。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犯罪治理应树立整体性、长周期的治理观,为吸纳、升级中国经验奠定基础;倡导精细化治理理念,寻求有效治理与正当治理的平衡;总结、固定典型案例的成功模式,强调中国方案的世界价值。     

合法性承载:对运动式治理及其转变的新解释——以A市18年创卫历程为例

已有研究通常将运动式治理和官僚体系的常规运作看作两种泾渭分明的、互为补充或矛盾的治理形态,但论文认为,运动式治理和常规化官僚运作只是在理论分析上存在的两个理想类型,实际上,中国的治理运作很大程度是在这两个理想类型之间不断转变的治理谱系,而治理任务的"合法性承载"是解释这些差异的核心变量。论文通过对A市18年创卫历程的考察,展现了A市的创卫在前期要件齐全的运动式治理中是如何被常规化从而失效,又如何在获得充分的"合法性承载"之后通过首长站台、高位协调、加强保障和严格问责等手段进行"再运动",从而取得成功的。进而,论文指出,运动式治理和常规科层体制背后的问题是注意力分配,而"合法性承载"概念将有助于解释注意力是如何在治理谱系中进行分配的。     

全球治理与国际竞争法的网络模式

由于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勃兴和市场机制的内在张力,国际社会步入了国际化市场经济阶段。国际化市场经济要求国际社会建立国际竞争机制解决国际市场失灵。在"洛克式"的国际体系下,借助全球治理理论建立一个多层次的国际竞争治理网络模式是国际社会现实的选择。多层次的国际竞争治理网络模式可以借鉴经济学的联邦财政理论和体制竞争理论确定各个层次的管辖权划分。     

共享控制权:一种应对排污企业的合作治理机制

单一的政府主导或公众参与的治理已经难以解决排污企业带来的严重环境污染。论文提出一种"共享控制权"合作治理机制,从信任构建、控制权共享、治理效应三个维度对其作用机理及适用性进行了阐释,并用多案例进行了验证。研究表明:中央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制度信任构建促使公众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排污企业共同在场;中央政府与公众共享包含目标设定权、检查验收权和激励分配权的控制权;生态环境部与公众共享控制权的合作治理是常态式共享,适用于对政治关联低、污染程度低的排污企业的治理;中央环保督察组与公众共享控制权的合作治理是运动式共享,适用于对政治关联高、污染程度高的排污企业的治理。     

盐津县“群众参与预算”: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层探索

三十多年的经济社会变迁对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构成了巨大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改革目标。在此进程中,基层治理是最基础性的。通过在预算过程中引入公民参与,实行预算民主,云南省盐津县在2014年实行的群众参与预算改革不仅在基层治理领域丰富和发展了基层民主,而且在基层治理领域建立起一种"共同治理"的民主治理模式,使得公共资金的分配更能满足公民的需要,进而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此外,由于建立起一种共同治理,群众参与预算的实施也极大地降低了国家治理的成本。总之,盐津群众参与预算改革是一次成功的在基层治理领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改革试点,它不仅对盐津县也对云南省其他地方乃至中国其他地方推进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具有深远的意义。     

加强国土资源廉政风险防范--张家口市国土资源局宣化分局开展“两整治一改革”工作

“两整治一改革”专项行动是国土资源系统开展国土资源领域腐败问题治理工作的有效载体和主要形式。自专项行动全面启动以来，张家口市国土资源局以加快建立土地和矿业权市场建设为主线，以规范和制约权力运行为重点.     

数据治理视阈下数据权力与数据权利研究:存续逻辑、冲突悖论与完善进路

"数据+治理"引发的一系列社会治理新问题,本质上都是数据权交锋下的利益问题.基于数据治理视阈,从公私属性上可将数据权这一新的权属形态划分为数据"两权",即数据权力和数据权利.以数据"两权"的主体依托和客体基础为切入点,探究数据"两权"的存续逻辑和生长周期,发现数据"两权"之间蕴藏着"竞争—合作"和"监管—自由"两大冲突悖论,而破解这一冲突悖论面临着制度、技术、主体和观念等多方面的困境.对此,建议遵循"制度—技术—主体—观念"一体四维建设思路,通过加快数据权制度建构与完善、加强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建立数据权主体新型关系、细化完善"数据权力—数据责任"和"数据权利—数据义务"规则体系、树立正确的数权法治观念等路径,确保数据"两权"冲突悖论有效破解,推动"数据+治理"耦合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