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恩的人权观及其启示

近年来,谈到人权,人们常常提到米尔恩的名字。这位当今英国著名的人权哲学家,在他所著的《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人权哲学》一书中,提出了一些独到的人权见解。 关于人权问题的基本观点 人权一定要是普遍道德权利,这是米尔恩关于人权问题的基本观点。在他看来,有社会就有权利,若要遵从普遍的最低限度的道德标准的要求,就必须让每个人类成员都享有权利。米尔恩认为,享有权利是任何形式的人类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一切成员只有义务而无权利的共同体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因而是无法想象的。这许多权利是什么,取决于个别共同体的情况,如它的生活方式、特定道德、成员身份的条件、制度与价值。但是,源于共     

道德人权与制度性人权

何谓人权？美国芝加哥大学哲学教授格维尔茨认为，“人权是所有的人因为他们是人就平等地具有的权利”。英国达勒姆大学的米尔恩教授认为，“人权概念是这样一种观念：存在某些无论被承认与否都在一切时间和场合属于全体人类的权利。人们仅凭其作为人就享有这些权利，而不论其在国籍、宗教、性别、社会身份、职业、财富、财产或其他任何种族、文化或社会特性方面的差异”。吲这种人之为人应该享有的权利，是从道德范畴对人权所做的界定，它强调人权超越地域、时空对一切人均有效的普遍性。     

“美丽的误会”:马克思笔下的“人权”与“人的权利”

在中文第1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所收录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出现了"只能求助于人权"这样一个句子,许多中国学者认为这是马克思对"人的解放"所作出的回答,并因此而论证了马克思对待人权持肯定的立场。但这样的论证却是由于对menschlichen Titel的错误翻译而引发的一场"美丽的误会"。menschlichen Titel应译作"人的权利",其与"人权"有本质区别。就人的解放而言,马克思所肯定的是"人的权利"而非"人权"。     

生命权的入道主义与中国的死刑制度

人权作为最低限度的普遍道德权利，它包含的生命权和公正权必须是对所有的人同等享有才符合正当的人道原则的要求。对于那些直接危害他人生命的暴力型犯罪的罪犯而言，他们不仅表现了对他人生命的不尊重，而且他们的存在使得社会上其他人的生命面临着潜在的危险的威胁。如果从人道主义角度免除这类罪犯的死刑，那么这种非生命刑所体现的“人道”本身就是不公正和不人道的。基于此，本文主张对暴力型犯罪适用死刑，对非暴力型犯罪废除死刑。     

生命权的人道主义与中国的死刑制度

人权作为最低限度的普遍道德权利,它包含的生命权和公正权必须是对所有的人同等享有才符合正当的人道原则的要求。对于那些直接危害他人生命的暴力型犯罪的罪犯而言,他们不仅表现了对他人生命的不尊重,而且他们的存在使得社会上其他人的生命面临着潜在的危险的威胁。如果从人道主义角度免除这类罪犯的死刑,那么这种非生命刑所体现的“人道”本身就是不公正和不人道的。基于此,本文主张对暴力型犯罪适用死刑,对非暴力型犯罪废除死刑。     

性的人权道德

性的人权道德是对个体独立性的尊重，个体在性方面的表现或选择归根到底是一种“权利”。传统性道德在国家（社会）权力、完整人格层面解读“性”，蒸发了个体性权利。近30年来。随着社会的整体变迁，中国人主宰自己摸索出情感方面的人权道德，表现出对个体权利的逐渐回归。从行为主体的角度来说，性的人权道德应该是以自已的权利为前进动力，以对方的同等同样的权利为前提，以不侵犯所有相关者的个人权利为界限．以爱情为主导去从事一切性方面的活动。从人际关系的角度来说，如果双方之间或者双方与其他人之间发生了权利方面的冲突，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寻找出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中间界线，达到“没有受害者”的境界。     

论人权教育的功能

人权教育是推动人权事业不断进步和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通过教育促进人权已成为国际人权界的共识和国际人权运动的重要步骤。人权,简言之,就是使人成其为人、使人成其为有尊严的人的最低限度的共同标准。     

社会科学视角下的人权研究方法初探

目前，法学和哲学是整个人权研究领域的主导学科，两者在人权研究中分别有着不同的作用和功能。哲学视角下的人权研究是对人权起源的探索和批判，其本质是对人权的定义、属性以及是否具有道德正当性的研究和论证。然而，从古至今学者们就从未没有对人权起源的哲学基础达成过任何的共识。从斯多葛学派的“权利是起源于普遍的自然平等正义”到《世界人权宣言》所确认的“人权是源于人的固有尊严”的历史过程中，     

善与自由——论马克思的道德价值观

本文认为,“善”作为道德价值,在道德主体、道德活动、道德标准三方面体现人的自由。马克思从物质生活条件出发,科学地阐明了道德价值的起源、演变及其在社会与人的发展中的独特作用。马克思的理论与实践、事业与人品,体现了科学与价值、实有与应有、理想与现实的完美统一,道德浪漫主义和唯科学主义都是马克思所反对的。     

现实的人:马克思与福柯的论证维度

马克思与福柯都对现实的人进行了深度关切与多维度论证。在内涵的问题上,马克思从自然存在物、社会存在物、类存在物、实践存在物和历史存在物等五种属性进行了理解;福柯从现实人的所是、所思、所行等三重特性加以解读。在现实人的塑造上,马克思认为劳动实践是主要途径,福柯则主张微观权力运作。在解放方案上,马克思强调社会革命的路径,福柯提出了生存美学的方案。马克思的论证是从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总体角度,而福柯侧重于从微观的角度加以论述。     

人权的正当性——一种社会历史境域式论证路径的探究

人权的诞生在本质上是一种道德评判标准的诞生,是人们对现实世界不满又饱含理想追求的价值符号话语,人权的存在只是作为一种价值标准的话语事实存在,它不是制度事实.西方传统对于人权的正当性论证都有其无法克服的逻辑基础困惑.人权的正当性只有在具体社会历史境域中才能证成,论证路径必须完成从理性逻辑到历史境域、从事实人权到人权信仰、从绝对人权到相对人权的转向.     

米尔恩人权哲学视野下的人权保护

米尔恩人权哲学通过对先验人权观的批判,以低度道德作为其权利体系的理论起点,这有利于消除人权国际保护中的政治化趋向;低限人权概念是米尔恩人权哲学体系的理论内核,它在人权国际立法中具有可操作性,使人权国际保护从理论必然性走向了现实可能性;普遍人权命题是米尔恩人权哲学体系的理论诉求,普遍人权命题意味着人权主体的普遍性和人权标准的普遍性,并调和了不同人权价值的对立,从而为人权国际保护的对话提供了理论平台。     

论应有人权的内在逻辑和科学发展

应有人权是人权的＂应然＂存在,即指人作为人所应该享有的权利,是人权的＂理想意图＂和＂观念力量＂。应有人权对人权的发展具有奠基意义、批判和参照意义。从人权理论史来看,自然权利学说构建了第一个应有人权观的体系,而马克思则对此进行了科学的超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有人权观科学发展,当以马克思主义应有人权观为基础,结合社会主义的阶段性特征,从个人人权意识的塑造、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张扬以及推进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有效实施中着手。     

环境人权概念的伦理解读

环境人权这一概念是伴随着整个人类面临的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应运而生的,它是为每个人平等享有的一项基本人权,即每个人生活在有一定品质保证的环境中,这样的环境能够维护人的尊严.从伦理角度来看,环境人权是人类尊严的表达,是一项道德权利,有着丰富的伦理意涵,即环境人权是一项不可放弃的道德上的要求权,它表达了对所有人的平等尊重,同时遵循不伤害原则.     

刑事司法中公民的容忍义务及其限度

公民容忍义务源于每个人为求权利和自由需分出部分私权演绎为公权，所有人的付出意味着个人承担的义务比他的需要对应的义务更多，公权是放大了的私权。公民容忍的限度涉及刑事司法人权保障的规则化、伦理化，目前的看法相当暧昧。公民容忍义务具有共识性、比例性、条件性和模糊性四个方面的特征。对公民应当服从的公权力应通过必要性原则、比例原则来制约，找到个人权利与警察权、检察权、司法权的平衡点，以保障公民的人权。     

公平与人的全面发展——兼评乔恩·埃尔斯特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

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中,公平的意义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每一个人的全面发展是唯物史观的最高旨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是未来新社会的最高原则。而公平对于每一个人的全面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基础性作用。乔恩·埃尔斯特却对如何解决分配公平的问题深感困惑,认为存在着资源稀缺和人的需要全面性等诸多冲突,因而公平原则特别是需要原则是＂乌托邦＂。对马克思著作仅作字面上的解读和对马克思思想的半信半疑,必然导致这种困惑。批判性构建和建设性构建马克思公平理论构建的基本方式,其公平理论的深刻性在于：在实践基础上实现了理想性和现实性的高度统一,找到了实现公平分配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道路。     

《哥达纲领批判》中的一处概念辨析

马克思把按劳分配规定为“资产阶级权利”,这是《哥达纲领批判》中的一个“斯芬克斯之谜”。以前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马克思先用小商品生产者的尺度来衡量按劳分配,然后又拿发达的商品生产(即资本主义生产)的尺度来衡量小商品生产,通过这样曲折的道路就找到了按劳分配和资产阶级权利之间的同一性。本文认为马克思在衡量按劳分配时,所使用的是自由劳动的尺度,也即马克思是从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从劳动是人的第一需要的角度来衡量按劳分配的“资产阶级权利”性质的。当然,关于什么是自由劳动,以前也只是一些特征设想,而缺少历史分析。本文详细分析了劳动发展史,并以此为根据提出了对“资产阶级权利”的新理解。     

荀子形上视域中“义”的限度与“利”的证成

孔子与孟子在论及人之行为动机和行为手段上,奉"义"为圭臬,呈现出强烈的道义论色彩。荀子对于义利关系的阐释则表现出与孔子和孟子颇为相异的进路,他认为"义"虽具备价值上的自足性,却缺少现实上的完满性,因而,为"义"提供一个合理的限度便十分必要。荀子试图通过经验性的解释来回答"义"是如何从抽象的道德原则落实于人的具体社会实践,并使得人们能够在行动中愿意依义而行而非仅仅将其视为一种空洞的道德理想。     

私有财产观的转变:马克思超越哲学共产主义的理论契机

哲学共产主义从真正的人和真正的社会出发,单向度地批判私有财产,构成了马克思早期理论发展的背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Ⅰ"中,马克思对私有财产的批判与哲学共产主义具有相似性。然而在"笔记本Ⅲ",马克思论证了私有财产所具有的普遍本质,它既是个体在特定阶段自我发展的手段,同时也是人与人进行交往的重要中介,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奠定了现实的物质基础。马克思由此以对私有财产的辩证批判超越了哲学共产主义单向度的道德批判,实现了对共产主义由哲学思辨向现实论证的转变,为他后来对共产主义问题的研究奠定了基本的方法论基础。     

论马克思实践真理观的内涵

马克思曾说,思维是否具有真理性,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如何理解马克思这一从实践出发的真理观,目前在学界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本文试图把马克思这一实践真理观置于德国古典哲学背景中,展示马克思的实践真理观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与发展。德国古典哲学的真理观是知识论的真理观,把真理问题限制在意识范围之内,寻求普遍意识和对象性的意识的同一,置现实对象于真理之外,而真理是要求对现实对象加以把握的。本文就从对知识论突围的角度来阐释马克思实践真理观的内涵,认为马克思的真理观就是指实践过程中人对自己对象化产物的全面占有,人的感觉与人化自然的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