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实践路径的体制性探索

党建引领是新时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基本特征。基于北京麦子店街道"楼院自治"实践考察,研究发现:社区治理单元小型化、创新社区党组织设置方式、完善社区自治组织体系、社区治理议题分类分级处置以及配套相应的保障机制等五个方面的体制性要素,是实现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有效路径。实践表明,这一有效路径可以推动党的组织资源、政治资源转化为城市社区治理效能,可以巩固党在城市基层的政治基础、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具有重要启示与借鉴意义。     

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探究

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当下城市社区治理面临着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功能受限、治理格局发育迟滞、治理创新发展不足、治理精细化服务水平有待提升等多重困境。制约因素主要为治理意识不强、体制机制制约、制度供给不足。只有把握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实践逻辑,牢固树立坚持基层党组织领导这一根本前提,持续完善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能构建起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城市社区治理体系的四重审视

城市社区建设是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载体和基础。为了更好地通过社区结构及机制的调整全面整合提升社区治理能力，文章从治理载体、行动逻辑、治理规则、公共精神四个层面审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城市社区治理，提出了城市社区治理存在的四大难题：社区定位与载体缺失的结构失调、权责定位与有效行动的供给失衡、制度空悬与规则迥异的治理失序、文化虚弱与精神不足的内核失能。在此基础上，以浙江永康为研究样本，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城市社区的治理策略：明确定位，重塑结构，丰富治理载体；界定权责，目标导向，优化服务供给；完善制度，执行为本，提升治理水平；挖掘文化，塑造精神，形成持久动能。     

组织创新中的制度改革:城市基层治理制度变迁逻辑

近年来,城市基层治理的制度改革逐渐反映出中国城市基层制度变迁的框架性特点。通过对深圳市月亮湾片区人大代表联络工作站的观察与分析,可以发现,中国的城市基层制度变迁具有一些值得考察的内生逻辑。第一,从阶段上看,城市基层制度变迁经历了功能缺陷、组织创新、机制形成与体制确认四个阶段;第二,从动力上看,城市共同体的"吸纳局限"与城市社会群体的"政治觉醒"是城市基层制度变迁的双重改革动力;第三,从局限上看,机制建设与体制确认之间的不协调是城市基层制度变迁的主要局限。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结论,城市基层治理的制度变迁不是国家层面制度变迁的投射,而是具有城市所特有的路径与特征。     

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研究:范式转型与善治逻辑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范式变迁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变革相承相关。在不同的时段与空间,这些交错因素的合力所产生的推动作用,形成了时代变迁的轨迹,从而需要我们以"综合性"的视角,理解与审视三个问题:基层社会的变迁为何如此,将会如何,以及如何构建现代性的国家与社会。本研究发现:城市基层治理的稳定性取决于国家在基层社会建立健全有效的组织结构,基层治理的活力取决于市场逻辑与社区自治在基层社会的发展,基层治理的善治取决于国家与市场在基层社会的合理边界与良性互动。     

工业密集型城市社区治理创新模式探析——以东莞市为例

为适应城市快速发展转型需要,满足居民多样化的服务需求,东莞在社区治理改革方面进行了诸多探索,形成了"一网全域—村(居)为基本单元、二元共享—权益分层设置、‘三驾马车’—基层党组织统领、‘四社联动’—政府主导支持"的"1234"社区治理模式。以市域治理现代化要求看,东莞社区改革还需从规范服务体系、创新组织体系、健全协同体系、完善监督体系、加强队伍建设等方面深化。东莞作为工业化城市化的代表性城市,其社区治理实践探索对我国城市治理具有参照意义。     

枢纽式治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新发展

近年来,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方式迅速迭代,学界和政界深入思考社会组织固有属性,在既"发展得好"又"掌控得住"的原则基础上,提出"枢纽式治理"设想,旨在发挥综合性、联合性、支持性社会组织作用,从体制机制上推动社会组织参与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各项工作。枢纽式治理以枢纽型社会组织建设为核心,凝聚各类社会组织,整合政府、社会和市场资源,激发社区居民参与热情,提升基层公共事务的服务能力。本文结合南京市鼓楼区注册登记类、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建设情况展开调研,深入探讨枢纽型社会组织源起和建构条件,明晰社会组织领域枢纽型治理逻辑,总结鼓楼区依托社会组织推进社区善治的基层实践经验。     

社区防灾减灾机制与应急能力建设研究——以陕西省为例

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其防灾减灾及应急能力影响着应急体系建设工作。陕西省社区防灾减灾工作存在工作长效机制未确立、风险评估工作缺乏专业性、居民参与度不高等问题,社区防灾减灾机制与应急能力建设必须以"示范社区创建工作"为引领,"多元参与"为主导,长效激励机制为着眼点,夯实基层应急能力,从而达到完善社会整体应急体系和应急能力提升的目标。     

“进社区”:混合治理空间中的条块关系与行动逻辑——基于浙江H市的基层社会治理改革

"进社区"是中国各级政府回应社会问题社区化与政府职能社区化发展趋势的普遍选择,也形塑出现代社区作为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单元及自治共同体的多重样态。新型社区制背后蕴含多重治理逻辑并存的复杂性。多重逻辑既来源于地方行政治理结构中"条"、"块"等制度生产主体,也来自在转型时期新型政社关系视域下社区的应对策略和自主性发展。其执行的结果是在基层末梢催生出一个具有内在不稳定性、多重功能机械杂糅的"混合治理空间"。本文以浙江省H市近年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与实践为蓝本,微观分析"条"、"块"进社区的治理逻辑、约束条件、行为路径及不同预期、激励和约束下社区的应对策略,并进一步关注在多重逻辑的牵制下社区自主性的表现形态。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对当前基层社会治理视域中的中国政社关系和社区混合治理的实现路径进行回应。     

互动治理型社区动员:新时代城市社区建设新的行动策略

社区动员是引导居民参与社区发展和社区建设的推动策略。伴随着城市社区建设方向由行政化向社会化的趋势发展,社区动员模式经历了由"控制型社区动员"到"管理型社区动员"再到"互动治理型社区动员"的逻辑演变。基于集体行动理论范式,"互动治理型社区动员模式"的核心要素包括居民需求、制度支撑、能力建设、社会组织、社区文化、资源支持六个方面。"互动治理社区动员"机制包括以居民需求为导向,构建上下联动动员机制;以系统培训为载体,构建动员能力提升体系;以建构社区文化为文本,激发社区居民情感认同;以积极开发与利用为手段,建立资源支持体系。     

义乌多元互嵌式融合社区治理模式研究

基层社会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是关乎我国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而基层社会治理的重心便在于城乡社区。面对全球化发展的今日,随着各种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快速流动,整个社会治理面临的风险也更为复杂多变,构建适应社会流动的基层社区治理模式也成为当前的迫切需求。本文以义乌市三个社区为样本,以社区治理模式为研究重点,从治理理念、治理模式、治理主体三个角度分析、总结义乌市多元互嵌式融合社区的治理经验。     

城市社区精细化治理的策略研究——以南通市通州区为例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当前城市社区治理中存在诸多问题,必须以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有效治理,转变政府职能,推进社会治理改革,创新社会治理机制,做精做细城市社区治理。     

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研究文献述评

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既有研究主要从对实践模式的梳理、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治理理论、社会资本以及社区自治五个方面展开。这些研究除了表明研究者的学术旨趣之外,还展示了城市基层社会管理实践所体现的理念变迁和制度变迁。文献述评显示,人们已清晰地看到了城市社区建设的困节点,但尚未找到切实可行的突破口。     

社区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探索——以济南市槐荫区裕园社区为例

基层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探讨社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路径,是增强党组织战斗力、确保社区治理正确方向必须研究的问题。选取作为城市社区治理典型的裕园社区进行实地调研发现,参与社区治理的多元主体通常包括社区党组织、社区居民委员会、群团组织基层力量、专业社会工作团队、社区社会组织以及社区居民,社区党组织居于领导核心地位,主体间相互依存,由此构成社区内部治理体系。社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机制作为提升居民参与社区治理能力的制度保障,应该包括民主协商机制、信任机制、规则机制、志愿服务机制、文化宣传机制、激励机制等。     

社区行政化与社区“减负悖论”——基于浙江社区“七多”治理的案例研究

城市社区是中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基层自治制度与实践活动的建立和推进,政府主导的"行政社区"迅速发展。浙江社区"七多"治理的实践案例反映出中国城市治理中日益严重的社区行政化以及由此产生的社区"减负悖论"。从政府职能履行和职能转变的视角来看,社区"减负悖论"产生的根源在于政府习惯于通过行政手段包揽基层社会治理事务,应急性地选择"去行政化"的治理思路,依靠行政命令的方式斩断行政事务向社区转嫁的链条。基于此,提出应对社区"减负悖论"的思路:以需求溢出理论的广义社会组织论为指导理念,动态优化社区治理结构,根据政府和居民双重需求对社区居委会功能和事务进行价值排序,并依据居委会承载能力进行倒序切除,推动居委会承载事务与承载能力动态匹配。     

社区网格化治理的实践差异与有效治理逻辑——基于苏州、东莞两地网格化治理实践的分析

网格化治理是整合组织分割、资源分散的基层治理体系,回应复杂社会综合性、整体性治理需求的重要制度创新。在具体实践层面,网格化治理表现出"融合"和"嵌入"两种差异化实践模式:苏州元和街道利用网格系统重塑社区治理结构,多元一体共治格局下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网格服务网络;东莞横沥镇再造一套网格系统嵌入社区治理体系,形成职能专业化、管理精细化的网格与职责综合、治理手段灵活的社区组织的二元分工与配合。两地网格化实践都实现了基层80%治理事务在社区内化解的目标,而使网格化治理的职能定位与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相适配,网格化治理结构与地方社会结构、社会需求紧密结合,是两地网格化有效达成治理目标的一般逻辑。     

推进社区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思考

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完善社区治理体系,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目标。在新时代条件下,社区治理体系现代化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完善:社区治理价值体系公共化、社区治理制度成熟化、社区治理组织体系完善化及组织结构多元化、社区治理过程民主化、社区治理方式智能化以及社区治理绩效考核与评估体系合理化。     

新发展阶段城市基层治理的空间正义及其制度实现

在新发展阶段,"城乡中国"将会成功转型为"城市中国",理解中国城市治理将成为理解中国国家治理的最佳窗口。城市基层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直接影响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目标实现。空间正义理论与新发展阶段城市基层治理有着内在耦合,空间正义必然地成为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伦理诉求。通过对转型期城市基层治理的城市空间权利、城市空间贫困、城市空间更新等问题的批判,未来城市基层空间治理需要遵循"人民性"的政治逻辑、"城市性"的治理逻辑以及"个体性"的技术逻辑,从"治理共同体""协商式治理"与"精细化服务"三个层面进行制度构建,形成迈向空间正义的城市基层治理框架。     

结构性嵌入和功能性融入——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双重逻辑

加强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是坚持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提出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遵循、指明了方向。在嵌入式理论框架下,通过对"HT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状况进行样本分析,同时考察街道、乡镇党组织的结构性嵌入和社区、村党组织的功能性融入,得出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双重逻辑,由此可找寻我国未来基层社会治理的演进趋势。     

城市基层治理70年：从组织化、失组织化到再组织化

我国城市治理与西方城市治理有着完全不同的"场域",因此城市治理研究需要"另一视角"的探索。从城市治理的基层视角切入,"历时性"探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的制度变迁,可见从城市管制时期的"组织化"、城市经营时期的"失组织化"到城市治理时期的"再组织化"的清晰脉络。城市基层治理从组织化、失组织化到再组织化的演变过程,是城市基层治理工具的创新过程,也是我国城市基层治理价值的回归过程。未来的城市基层治理,需要基于中国特色政治制度框架,实现"他组织"与"自组织"的有机结合,建设外整合与内整合一体的"契合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