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对自然负有道德义务之依据探析

道德义务是伦理学的核心概念,人们往往把道德义务局限于人与人之间的道德义务,忽视了人对自然的道德义务。随着生态问题越来越严重化,生态伦理学产生,道德义务也从人与人之间扩展到了人与自然之间。人对自然负有道德义务,这不仅是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重叠共识,而且是生命共同体的利益要求,还是儒家文化中对人的道德境界的一种追求。     

中美生态伦理学对比

生态伦理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一经出现就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在生态伦理学中,将原有的人与人的道德关系上升到了人与自然的层面,使人类开始了关于生态开发和环境保护的思考,使人能够从人类道德的层面飞越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关系的层面。生态伦理学的产生起源于美国,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理论,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我国作为发展速度最快的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和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日趋紧张,美国的生态伦理学为我国提供了良好的借鉴和指导。但是考虑到我国经济发展实际以及传统伦理学发展的传统,生态伦理学在我国得到了新的发展和创新,在部分观点上与美国的生态伦理学存在一定差异。为此,我们有必要对中美生态伦理学进行分析和对比。     

环境伦理学：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生态文化基础

十七大报告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环境伦理学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反思。它以全新的视角来解释世界,把自然、人、社会所构成的整个世界视为一个生态共同体,在这个生态共同体中,重新认识自然的价值,使自然获得应有的“权利”和道德关怀。人与自然的和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因此环境伦理学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生态文化基础。     

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伦理意蕴

生态伦理源于生态环境恶化,是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发生尖锐矛盾引起生态危机的理性反思,它把传统伦理学中的道德原则从人际关系领域扩大到人与自然关系领域。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是一种适度的、协调的、可持续的发展理论,是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最新理论成果。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思想重新审视了人和自然的关系,改变了人们对自然的传统态度,要求人们尊重自然、善待自然和保护自然,体现了丰厚的生态伦理意蕴。     

阳谐问题的三维道德考量

和谐问题的讨论基点在于人，而人总是从三个维面建立和发展各种关系。这三维关系分别是人与人之上的天（中国称天道、西方称上帝）的关系、人与人之下的地（事物）、人与人之中的他（她）的关系。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从人与天的关系对和谐提出宗教道德方面的诉求，从人与地的关系对和谐提出生态道德方面的诉求，从人与人的关系对和谐提出人际道德方面的诉求。     

生态危机与环境伦理学

当代全球生态危机对人类传统的生存方式和社会发展模式提出了挑战,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形成了一种新的生态文化潮流,环境伦理学应运而生。环境伦理学是一门协调人与自然的价值关系,确立人对自然的行为规范的新兴交叉学科,这门学科通过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研究人们的道德行为规范,防止环境污染,确保人与自然协同进化,属于人类共同道德的一种新形式,从一个侧面丰富了社会公德的内容。     

自由意志的生态意蕴与生态道德责任的生成

自由意志是道德责任的前提。传统伦理学仅仅局限于在人类自身及人与人之间探讨人的自由意志及责任与义务问题,因而对自然的生态道德责任几乎无从谈起。自由意志的存在源于人自身与其内在自然的和谐,它的实现有赖于人与外在自然的和谐,即自由意志的生成与发展必然与自然相关。要实现最终的意志自由必然是自然和谐的自由;自由是人的自由意志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也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证成自由意志具有生态性,不仅为人类改造自然界实践活动提供了合法性理由,也为保护自然环境提供道德合理性和生态正当性,从而成为生态道德责任的生成基础。     

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新境界

"生命共同体"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核心概念,是在新时代背景下对人与自然关系最科学、最深刻的揭示。它阐释了人与自然的同体性关系、人对自然的依赖性关系、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人与自然不但是生命共同体而且是价值共同体,构建生命共同体的价值归宿是人的生存与发展,人不但是生命共同体中的成员,而且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成员,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超越西方人类中心论和生态中心论的理论特质。两个共同体互为促进、互为补充、互为支撑,构建出一种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生态治理观,从人、自然和社会三者之间和谐关系的建构重塑了世界文明的新秩序。     

试论生态伦理——价值观

突破传统＂人际伦理学＂的藩篱,使＂环境问题＂合理地进入到＂伦理问题＂之领域,是构建生态伦理学的基本前提。要使这一基本前提得以成立,必须重新反思环境与伦理关系的传统范式,探寻环境与伦理关系的新路径。本文在梳理环境—伦理关系的＂人类学范式＂和＂生态学范式＂的基础上,提出环境与伦理的＂一体性价值观＂,以期为生态伦理学的哲学前提奠基提供参照。     

高校生态道德教育摭论

高校生态道德教育是一种新型的德育活动。它是在横向比较、纵向扬弃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新德育观和新的德育范型,它教导人们,不仅人对人的社会行为而且人对环境的自然行为均要受到伦理评价,不仅要正确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的利益关系,而且还要恰当地对待人与自然的交往行为、利益关系,摆正人在自然中的位置。由此可见,生态道德是人与自然之间道德关系的要求和体现,它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道德关怀,自觉承担起对自然环境的道德责任,体现了人类道德进步的新境界,体现了人类自我完善的新发展。     

可持续发展观的伦理支持

生态伦理学把"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和"自然界的权利"作为它的价值论和伦理的基础,因而面对着如何从"是"推导出"应当"的理论困境.发展伦理学的价值论基础是人类的可持续生存.发展伦理学确立了个人与人类、当代人与子孙后代之间的伦理关系,为人类的可持续生存提供了伦理的支撑.     

从关怀伦理的视角解读正义伦理

正义伦理是现代人推崇的价值理念。然而在女性主义者看来,它存在三大真空地带:忽视人类相互依赖的普遍经验;忽视传统女性的弱势群体地位;忽视了家庭生活领域的价值。关怀伦理学分别从人己关系方面注重推理与情境分析相结合对单纯进行抽象的道德推理的超越、人与人关系方面“关系自我”对“抽象自我”的超越、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系统有机论对本质主义机械论超越了正义伦理,给人们提供了认识世界的新视角。     

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解决好三个基本层面的和谐问题,一是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二是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三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人际道德、社会道德、环境道德可以从精神道德领域为这三个层面的和谐关系提供强有力的道义支持和精神保障,从而有助于解决好人际和谐、社会和谐、生态和谐问题。本文在此三个层面上探讨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     

论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思想及其生态环境学意义

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思想内容十分丰富,意义十分深远,主要功绩是：最早建立了一种正确的人与土地的关系,这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而且提出了土地共同体的观念,把伦理学的范畴扩展到了人与土地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土地伦理、伦理扩展、土地共同体、生物区系金字塔、土地伦理标准等几方面构成了其土地伦理思想体系。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观从生态学的视角重新审视自然有机体,深化了人类对自然环境的认识,对世界特别是我国的环境保护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技术的德性解读

技术的德性,与作为生命体的人的出现及其进化密切相关,是理智德性、道德德性和审美德性的汇聚,并蕴涵着四重交互效应及其发展的关系,即人类史和自然史的交互效应及其发展、人性和物性的交互效应及其发展、技术史和道德史的交互效应及其发展、义利(应然与实然)的交互博弈与发展。在技术—德性发展进程中并非总是为人类带来善或者幸福,甚至还产生了技术—幸福的德性悖论。超越这一悖论,须解构技术德性悖论产生的义—利失衡逻辑,重建以绿色发展之义为引领、义—利平衡且相长的技术德性应然—实然逻辑。为此,一是须确立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贯彻习近平绿色发展的思想,汲取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以厚德、崇道、重义、勿受物役为技术德性的价值导向;二是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以"爱人利物"、勿伤物道为伦理原则;三是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绿色生产—消费的生态伦理精神,以实现"天人合一"的愿景。     

道德权利:一个概念性考察

道德权利是全体社会成员作为一个人,基于人的生存与发展需要,根据社会公众普遍认同的道德理念、原则与规范所享有的社会权利。传统伦理学把义务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否认权利的存在。"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的论断适用于一切权利义务关系,也包括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确认道德权利范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丰富与发展传统伦理学思想;契合"走向权利的时代";有利于树立正确的义利观,促进我国的道德建设。     

整合与超越：论新生态伦理观的建立

生态伦理学是人类为应对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而出现的一门伦理学的应用学科,它对传统伦理学理论提出了挑战。生态伦理学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一方面是其拓展传统伦理学理论思维的标志,另一方面它也在争论中整合,在争论中走向成熟。     

自然叙事与伦理指向——勃朗特笔下的生态共同体

《呼啸山庄》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双重视阈中描写人-自然-社会的关系,在表现由于伦理选择而形成伦理困境并进而导致伦理悲剧的同时,也表达了人的生命寓于自然,人的终极存在就是与自然融通的伦理诉求。作者艾米莉·勃朗特把书中的世界描摹成一个"人-自然-社会"构成的复合生态系统,其中人与自然亲密无间、协同进化的情形,真切地反映出人类的道德关怀向自然界扩展,人类中心主义通过微妙的辩证法扩大了边界。人-自然-社会三者错综交织,彼此隐喻,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交叠,小说《呼啸山庄》于是成为一个显性的生态共同体,其中不仅有爱恨情仇的伦理纠葛,也有呼之欲出的深层生态伦理自觉。这种生态自觉在艾米莉的诗歌中也随处可见,比美国生态学先驱利奥波德提出生态共同体的概念早了一百年。     

生态女性主义的伦理:一种新的伦理秩序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生态运动与女性主义运动的共同目标是推翻二元统治的逻辑框架,以此建立男女平等、人与自然平等的新型关系。生态女性主义是一种情境伦理(contextualist ethic),认为个人的伦理叙述和实践都是处于不同的历史环境的。生态女性主义对关系伦理的强调,使人类在人与自然关系中,首先认清自身作为关系中的个体或共同体而存在,从而使人与自然关系有一个更为和谐的发展。生态女性主义哲学的大部分学术聚焦于环境伦理学。生态女性主义哲学家认为,对女性、其他受支配的人群、动物和自然的概念化和待遇之间的联系,需要一种女性主义的伦理分析和回应。最低限度上,生态女性主义环境伦理学的目的是发展不偏向于男性的有关人类和自然环境的理论与实践并在前女性主义存在中提供一种导向去实行。但生态女性主义与其他环境环境哲学和生态伦理学又存在显著不同,除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女性主义还研究性别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生态女性主义成长于对女性的支配和自然的支配之间的联系和理论化。作为一种关爱伦理,生态女性主义重新将环境伦理学的焦点聚焦于自然可能的意义、道德上的说法、人与与他者联系的观点(人与非人类自然),塑造人类、自然以及人类对非人类自然环境的义务的基础。生态女性主义伦理以反对二元统治逻辑概念框架的批判为基础,将所有具有父权统治逻辑概念框架的不平等现象均纳入其探讨的视野。生态女性主义伦理将女性主义与环境保护主义相结合,承认文化的多元性,在当代环境伦理学中展示着其独特性。     

“双和解”:对共同体理念的哲学思考

马恩始终将自然史和人类史进行结合研究。“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与“人类本身的和解”的“双和解”理念包含深刻的共同体哲学意蕴:就建立人同自然和解的生命共同体而言,人类应遵循规律,确立自然是人类无机身体的意识、人类需要的边界意识以及“生态理性”意识;就建立人与人和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言,人类需要充分理解群体存在与群体意识、个体存在与个体意识、类存在与共同体意识,在个体发展方面强化类意识,在类发展方面强化共同体意识;从“天人合一”到“生命共同体”和从“天下大同”到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彰显了和谐共生的中国智慧。而全球化时代,这一中国智慧可以为人类携手共建全球治理新秩序提供具有终极意义的思想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