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整体性

整体性是共同体维系与发展的基础,探寻人与自然和解途径需置于整体性发展视阈。人类历史演进背景下,交往、技术和观念片面化、功利化的社会存在造就符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人命运相系意义上“生命共同体”的登场。在对自然整体性、虚幻整体性前提的批判中,生命共同体的整体性彰显为饱含实质内涵与实践行动的“实质整体性”,这既源自于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全面把握,也源自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生态智慧的自信和传承。生命共同体的整体性也为其从人类价值与自然价值的辩证关系维度、“类存在”与“类环境”的人性逻辑维度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追求维度通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真正和解擘画了一条可行性路向。     

后疫情时代的共生伦理及其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

无论是作为个体的人还是作为"类"的人,生存是基础与前提,基本形态是"共生"。共生蕴含着人与自然、人与人、文明与文明共生共在的伦理旨向,体现着生的需要和人对自身存在意义及人类文明价值共享的追寻。从人存在的空间意义上讲,人们对共生的需要源于人的相互依存有社会性本质;从人的存在时间维度而言,共生贯穿于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肇始于全球化浪潮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在此次遭遇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挑战之后,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族群主义和多元现代性会得到强化,因而有必要从生存意义上重新认识人类综合性危机的到来,并以共生伦理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价值选择,并落实于具体实践之中。     

从霍布斯状态到永久和平——康德宗教哲学中的伦理共同体思想

康德认为,霍布斯所设想的“人人相互为敌”的自然状态不仅存在于政治领域,在道德领域同样存在。为了人这个族类的道德、幸福及至善的实现,个体的人在完善自我道德的同时,整个人类应该走出自然状态,走向道德和解,最终实现永久和平。这个永久和平的方式佰是伦理共同体。伦理共同体是联结康德道德哲学和宗教哲学的重要思想。     

From the Hobbesian State to Perpetual Peace ---The Thoughts of the Ethical Community in Kant＇s Philosophy of Religion

康德认为，霍布斯所设想的“人人相互为敌”的自然状态不仅存在于政治领域，在道德领域同样存在。为了人这个族类的道德、幸福及至善的实现，个体的人在完善自我道德的同时，整个人类应该走出自然状态，走向道德和解，最终实现永久和平。这个永久和平的方式佰是伦理共同体。伦理共同体是联结康德道德哲学和宗教哲学的重要思想。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十年演进及未来展望

自中国2013年始向世界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十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词经历了从国内萌生到国际倡导、从为少数人士知晓到全球共知、从部分国家接受到被写入国际组织官方文本的持续进程。其具体成就表现为,在理念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不断得以丰富和深化;在实践上,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中国推行务实合作举措、和平对外交往和互利互惠行动。经过十年努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在成为世界不同文明相处的新范式、全球治理的新思路、国际交往的新观念、区域合作的新方案、中国智慧的新贡献。展望未来,面对国际利益竞争日益加剧、国际形势日趋复杂,我们需要以更长视角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以战略定力和政策毅力去化解过程中的挑战与风险。     

人类和谐共在的实践智慧——从马克思共同体概念到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从封闭割裂走向和谐共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马克思的共同体概念是透析时代变迁的重要切入点。马克思的共同体概念阐释经历了从"虚假的共同体"批判到"真实的共同体"建立的思想进路。在马克思看来,"真实的共同体"饱含着丰富的"积极的他者"意识,从"现实的个人"出发呈现了人的社会性存在,揭示了人是在交往理性的成长和公共生活的孕育中达成自我实现的。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共同体概念的最新时代表达,蕴含了一种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人类存在状态,彰显了新时代交往理性日趋成熟条件下开创和谐共在生存境遇的实践智慧。尽管面临逆全球化的冲击与挑战,但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蕴含的和谐共在理念昭示了全球化时代人类应有的生存模式,也在引领着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     

“人的本质”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新的国际发展观,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世界问题提出的"中国方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基础源于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理论的层层揭示,其中"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思想,深刻地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意义。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在个体和共同体之间保持张力;需要破除抽象力量的支配。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共同价值:国家间合作共赢体系建构的双驱动

全球化迅猛而深入的发展,一方面,使得人类各个区域在根本利益上越来越休戚相关、命运与共;另一方面,在人类整体仍然被国家所分割的情况下,国家间合作共赢的取向受到自利的国家理性的侵蚀。国家间的合作共赢常常陷入博弈论所谓的囚徒困境。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领导人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共同价值,如果认真落实,无疑将会在国家间合作共赢体系建构上产生积极的驱动作用。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共同价值的提出,既立足于全球化时代不同区域的人类群体或个体,已经在存亡、绝续、祸福等方面有重大合作收益的基本现实,又立足于人类在处理涉及整体性存亡、绝续、祸福等问题上存在国家理性自利所滋生的诸多零和博弈的囚徒困境,更立足于各国现实主义理性选择的自利在缺乏共同价值导引下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的事实。中国在试图对全球发展施加有效影响并追求贡献更多智慧给全球发展的动机下,提出培植和强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积极倡导全球范围内国家间的共同价值。正是试图从各国命运与共的高度和相互承认为人的角度,为国家间合作共赢体系建构提供的双驱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党责任:理论探析与中国实践北大核心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语境下的政党责任,包含意识形态责任、政治责任和治理责任,三个维度贯通政党国内责任和国际责任。政党作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存在多重逻辑耦合关系,但也存在多方面的逻辑困境。中国共产党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者实践者,其国际引领责任在意识形态、政治、治理三个维度得以充分彰显,并进一步延伸和体现为“程序性责任”,在多层次、多环节展开。中国共产党担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引领责任,需要把握好责任义务与权力利益、政党责任与国家(政府)责任、国内责任与国际责任、引领责任与共同责任等关系,秉持公平正义,发扬斗争精神,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和左翼政党交流合作,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结合起来,增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国际政治合法性。     

中国特色政党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基于“一带一路”实践的探索性分析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解决人类社会共同问题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在关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先行研究中,大多研究聚焦于政府外交,往往忽视了政党在连接国内政治与国际外交中的作用。从理论上看,中国特色政党外交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相同、理念自洽且功能互促,但在现实中,中国政党外交在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过程中存在着四个方面的制约因素:现行体制机制的障碍、交往对象的非稳定性、政党意识形态的分歧以及国家间的利益冲突。以当前"一带一路"中的政党外交经验为依托,中国特色政党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传播价值意涵,扩大共识基础;强化顶层设计,理顺各种关系;完善体制机制,创新交流模式;善用法律手段,维护外交成果。     

"原则"与"数量"

“原则”与“数量”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词汇。“原则”,是指说话或行事所依据的法则或标准;“数量”,则是指通过计量单位表现出来的事物的多少。然     

“祛魅”与“异化”之比较——格里芬与马克思的对话与分歧

格里芬借用的概念—“祛魅”和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引入的“异化”概念都蕴含了一个相近的思想批判主客体的分离。但由于两人所处的时代、肩负的使命和建构理论的目的不同，这两个概念又反映出二者思想上的巨大分歧。对此进行比较研究，有利于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当代西方哲学，正确评价以格里芬为代表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之间的关系。     

“开放的心灵”与“怀疑的精神”——试论鲁迅留日时期的思想特色

鲁迅是现代中国迄今无人超越的伟大思想家、文学家。他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他后来走上了“一条中国知识分子唯一正确的道路”,“终于成为了共产主义者”;而在于他为中华民族贡献了别人无法贡献的、他个人独有的东西;而这种贡献是早在五四时期就开始了。     

"单位化"动员到"市场化组织"调控--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模式的转换

市场化在农村的推进全面地改变了过去计划体制下农村的传统块状结构组织和整体性社会结构.与此同时,过去"生产队"式的思想政治工作模式失去了原有的效果.因而要从思维认识上转变到农民现代化的核心主题上,改过去"单位化"动员为"市场化"组织调控,才能使新形势下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发挥有效的功能.     

从“三个有利于“到“三个代表“

文章阐述了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和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两个论断共同的历史观基础和历史经验基础 ,及其在内容上的内在一致性。从“三个有利于”到“三个代表” ,反映了两代领导集体之间一脉相承的继承和发展关系 ,反映了本世纪最后二十多年历程中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胜利发展的历史轨迹。     

从"认识论"向"本体论"回归

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发表了《实践论》一文,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创立后又一次将实践问题提上了哲学的议事日程。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人们已经看到,随着人类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包括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在内的几乎所有现存的一切,都成了实践的对象。实践的问题不仅是认识论问题,而且是本体论问题。以改造世界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提出实践问题并成功地指导了一个多世纪世界性的革命运动后,正在回归到实践本体上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1世纪的发展前景召唤着我们必须重视《实践论》的再研究和再评论。这对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引…     

从“稳定”到“公正与效率”——1990年-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主题变迁的经济原因考析

在1990-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我国法院工作主题经历了由“稳定”到“公正与效率”的变化。分析引起我国法院工作主题变化的经济原因,有助于我们正确把握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走向。     

再谈“虚拟”与“侦查”

“侦查虚拟化”、“虚拟侦查”是伴随智能犯罪高发、计算机技术应用于侦查而来的新名词．这一新概念的提出引发了作者的思考：究竞何谓虚拟化？虚拟化这个概念在侦查中的应用是否得当？是否会带来新的问题？从“虚拟”一词的本源词义入手，对当前学界中的“侦查虚拟化”等观点进行详细解读．有助于揭去“虚拟化”的神秘面纱。     

从“三个特色”到“三个代表”

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的要求，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也是我们在新世纪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不断夺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胜利的根本要求。一、“三个特色”的来龙去脉“三个代表”的提出，是江泽民同志深思熟虑的思想结晶，是他长期以来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进行的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从“三个代表”重要的思想渊源观察，“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又是江泽民同志任总书记后提出的“三个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