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内好的鲁迅论

日本学者竹内好的名文《鲁迅》具有非常高的参考价值,并被学界称为“竹内鲁迅”,成为鲁迅研究的一面旗帜。与一般意义上的作家研究不同,竹内摒弃学院派立场,拒绝与研究对象保持一种客观理性的距离,用自己的文化生命和鲁迅对话。他在写鲁迅的同时,其实是在写自己,从某种意义上,是利用一个想象出来的鲁迅作为媒介,提出“近代日本”的反命题。     

播音主持学科的"天资论"分析

播音主持专业在中国的发展得到了学界普遍的认同,使之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在其发展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不少问题,如何看待播音主持的"天资"就是一个典型性、差异性的命题。     

论鲁迅的“欧化”翻译观及其影响

鲁迅先生30年代提出"宁信而不顺"的主张引起了翻译界的一场大辩论,很多人认为鲁迅的这种观点仅仅是对复旦大学教授赵景深的"顺而不信"的回击,是"矫枉过正"或是"意气用事",这对鲁迅先生是很不公平的."宁信而不顺"只代表鲁迅的"欧化"翻译观的一方面.鲁迅先生"欧化"翻译的反映了他的文化立场和政治立场.它的形成是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的,是在对"内忧外患"的国情认识的基础上逐步建立的.     

鲁迅是实际革命家吗？

鲁迅作为"革命家"似乎成了定论,连《现代汉语词典》在注释"革命家"一词的时候举的例子都是鲁迅。但是通过对鲁迅一生为人为文的分析,可以看出鲁迅一直是坚守在文化思想与文学艺术领域的思想家,而不是一个为推翻旧的社会制度以及反动政权而从事实际活动的革命家。而且鲁迅在实际活动方面的弱点,恰好是他作为思想家的优点。     

鲁迅是谁?——鲁迅文化身份的规定性及当代解读的片面性

鲁迅是谁?这个仿佛不是问题的问题,在当代却因为鲁迅身上的粉饰太多而成为问题,也因为不同的政治派别对鲁迅遗产的不同解读而成为问题。当然,作为解释者我们无法还原鲁迅,但是我们可以"扫除腻粉"而贴近鲁迅。尽管复杂性是鲁迅精神的一大特征,然而鲁迅文化上的"恶魔品格"以及天才的文体创造,使之具有持续不断的魅力,并且大致构成了鲁迅之为鲁迅的规定性。而这种规定性就使得造神运动对鲁迅的扭曲变形显得荒谬,也烛照出了当代对鲁迅解读的片面性。     

"现代性"内涵的变迁

现代性尽管是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观念,但其本身往往不能自明,因为它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有不同的所指,是一个变化着的文学观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现代性"是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批判极左专制主义向往工业文明的代名词;八九十年代之交,被描述为具有"布尔乔亚"和"恶之花"的两面性;进入九十年代,由于后现代主义带来的意义混乱,"现代性"被认定为是未完成的现代化社会状态.二十多年来的文学创作过程反映了学界对"现代性"内涵理解的变迁.     

别面鲁迅

提到鲁迅，人们就想到匕首、投枪、硬骨头、痛打落水狗等等。大家印象中的鲁迅都是战斗着的。不久前在一次“鲁迅是谁”图片展上，鲁迅孙子周令飞说：“我们发现鲁迅被过于‘意识形态化’了，生活中的鲁迅其实是一个幽默的人，常爱开玩笑，十分爱笑，而在晚年专心写作时，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童心未泯的人。”     

由鲁迅诗歌看鲁迅的儿女情怀

鲁迅是战士,对敌人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甚至一个都不宽恕;对亲人却格外依恋,甚至柔情似水.这与鲁迅的经历和性格不无关系.由鲁迅诗歌看鲁迅对兄弟、儿子、妻子炽热的儿女情怀,对于全面了解鲁迅大有裨益.     

葛琴与鲁迅

鲁迅用《〈总退却〉序》将葛琴推向了文坛,葛琴沿着鲁迅所开辟的现实主义道路,描绘出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动荡的社会现实,作品极富时代特色,“将中国的眼睛点了出来”。在这个过程中,体现了葛琴对鲁迅精神的再一次逼近。     

教育属性的新探索

由20世纪90年代初对教育与市场经济关系的探索而引发的关于教育的产业属性、教育的经济属性的研究,进而发展到"教育市场化"之争,反映了教育学界对教育属性认识的显著变化.这些研究既是20世纪80年代关于教育本质问题讨论的延续与拓展,更是一种深化.作为"教育市场化"之争的一个"始料不及"的结果,不是对教育经济属性与市场属性的"认定",而是对教育公益性的普遍认同,并由对教育公益性的探讨转向对政府的教育职能等相关问题的思考.     

"有漏皆苦",荷苦前行--鲁迅、柳宗元与佛文化关系比较之三(上篇)

鲁迅、柳宗元爱好佛文化,他们研究佛文化的目的,一个为了“改造国民性”,一个为了“统合儒释”。“人生即苦”、“有漏皆苦”,既是佛教的基本教义,也是佛文化的重要特征。佛文化坚毅冷沉的宗教作风和苦修苦行的生活态度,都在鲁迅、柳宗元的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并放射出夺目的人格光辉。他们一生都在肩荷人间的痛苦,挣扎迈步,奋勇前行。通过比较不难发现,鲁迅所受的人生之苦,是为民族而受“苦”。而柳宗元所受的人生之苦,固然有为国家、为人民群众着想的成份,但比较多的关注着个人的名誉、地位、家庭等,这是时代、阶级局限的必然结果。     

“深度解读”发新声——评廖诗忠《鲁迅与先秦文化的深层关系》

廖诗忠<鲁迅与先秦文化的深层关系>在"深度解读"的基础上指出,鲁迅与传统文化的契合点首推先秦文化.廖著学术眼光独到,理论视野开阔,富于思辨,敢发新声,堪称力作;也积极启发人们对待传统文化.     

五四时期李大钊与鲁迅“随感录”创作之比较

五四时期的“随感录”创作延续了早期政论文对时事政治的关切和评说态度,同时也蕴含了更多的文学意味。李大钊和鲁迅是这一时期“随感录”创作的重要代表人物。前者有意拉开了政治和文学的距离,用自己的创作实绩表明政治文学化表达的可能性;后者以强大的个人能力为现代杂文的发展打上了鲜明的个人印记。他们共同丰富了五四时期的杂文创作,为现代文学文体的自我更新做出了重大贡献。     

陆机"诗缘情"的美学阐释

诗歌与情感的关系问题,是中国诗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命题。西晋诗人陆机在他的《文赋》中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的著名观点,既反映了时代的风尚,也为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开启了一片新的天地。从诗歌美学的角度对此予以阐释,可以发现,陆机的这一观点,揭示了诗歌在创作背景层面、物我关系层面、语言层面等均与诗人的内在感情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就为文学表情论的确立,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陆机“诗缘情”的美学阐释

诗歌与情感的关系问题,是中国诗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命题.西晋诗人陆机在他的<文赋>中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的著名观点,既反映了时代的风尚,也为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开启了一片新的天地.从诗歌美学的角度对此予以阐释,可以发现,陆机的这一观点,揭示了诗歌在创作背景层面、物我关系层面、语言层面等均与诗人的内在感情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就为文学表情论的确立,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发乎情,止乎情”--从“陆王心学”到明清之际的“启蒙美学”

从儒家的“发乎情,止乎礼”与道家的“发乎情,止乎游”,历经了禅宗的“发乎情,止乎觉”,明清之际启蒙美学主旋律变为“发乎情,止乎情”。它代表着中国美学在与“西天”佛教文化对话后的成熟,距离最终的突破,距离“五四”之际王国维、鲁迅的探索,乃至距离后来的从20世纪80年代崛起的奠基于“万物一体仁爱”新哲学观基础上的情本境界论生命美学的探索,都只有一步之遥。     

鲁迅与中法文学交流

鲁迅的文化活动是从翻译介绍法国文化开始的;鲁迅在他的一系列杂文中,联系中国现状,对法国许多文学大师进行了评价;鲁迅与法国作家又有很深的文学姻缘。鲁迅与中法文学交流是一个重要而研究尚不得深入的课题,从中可折射出法国文学对中国的影响,也为全面评价这些作家提供异域的文化参照。     

三毛与鲁迅《风筝》的精神"遇合"

鲁迅在《风筝》中主要提出了“对儿童的精神虐杀”问题和“中国人的健忘症”问题。三毛与鲁迅《风筝》的精神“遇合”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弟弟”般的寂寞孤独和“弟弟”般被虐杀的命运。但三毛没有重复“弟弟”般靠“遗忘”麻木自己的悲剧,而是通过反抗最终走出了“家长本位”的阴影,在“漫漫黄沙万里天”的撒哈拉沙漠中寻找到了自己的“自由”。《风筝》在三毛心中能够产生如此生长的力量,体现了鲁迅作品深刻的影响力。     

孙吴之吕壹事件及共性质考论

孙权赤乌元年(238)诛杀"校事"官吕壹,并下诏罪己,此乃孙吴政治史的一件大事。嘉禾(232-237)以来,校事吕壹不断制造冤案,对顾雍、朱据、陆逊等士大夫代表人物进行残酷的打击和迫害,引起了士大夫社会的激烈抗议,孙权不得已而诛壹罪己。吕壹乃一"小臣","校事"也为卑职,其一度嚣张,在于孙权之幕后操纵与支持。孙权此举,意在强化君权,阻遏儒学世族势力的上升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