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共行政学的范式转向

纵观一个多世纪的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历程,由前期公共行政学走向后期公共行政学,再发展为近期公共行政学,即公共管理学。这既是公共行政学自身逻辑展开的结果,也是为了适应政府管理经济社会公共事务职能改革要求而做出的一些积极回应和调整。虽然就范式来说,还没有实现根本转向,但公共管理学蕴含了公共行政学未来形态,即服务行政范式。只有服务行政范式占据了公共行政学研究的主导地位,才标志公共行政学真正实现了范式转向。     

知识经济条件下公共行政范式的危机与变革

官僚制范式适应了 1 9世纪以来大工业生产对政府职能和效能所提出的要求 ,成为 1 0 0年来公共行政的主导范式。知识经济的兴起 ,使官僚制范式的内在局限性和不适应性暴露出来 ,公共行政范式的危机表现出来 ,公共行政范式处于变革时期。本文尝试从五种行政改革模式讨论对官僚制范式的调整 ,这些改革模式与实践通过放松官僚制范式的基本原则 ,局部缓和了范式危机 ,但并没有实现公共行政范式由官僚制向民主制的转变     

公共管理的理论源流与变革

通过“新公共管理运动”而从传统公共行政理论范式中分化出来的“公共管理”，体现了一种新的理论范式整合。传统的公共行政，以韦伯的官僚制来破解庇护主义，以政治／行政分开来化解政党分肥，以官制度来建构行政组织的基本规范，以泰勒主义来保证效率行政的主导地位。这种行政改进逐渐变成公共行政中的教条主义。结果，官僚制成了官僚主义的代名词，政治／行政两分成了“两张皮”，官制度变成了族主义，效率主导变成了缺乏效果的效率。求解这些疑难导致了传统公共行政范式向“新公共管理”范式的转移。而突出公共性、现代性和综合性的公共管理的理论建构，就是以公共行政为底色而对新公共管理或管理主义、政策分析以及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公共治理理论的一次理论整合。     

公共能量场隐喻与后现代公共行政范式——福克斯、米勒后现代公共行政述评

建立在政治与行政二分法、泰勒管理主义和韦伯科层制基础上的传统公共行政自降生以来相继受到了新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的挑战,但与这些理论不同的是后现代公共行政从批判现代性入手,从本质上颠覆传统公共行政的工具理性、效率主义、独白式话语垄断范式,试图构建一个没有价值预设和判断标准的公共能量场,从而实现传统公共行政向后现代公共行政的范式变迁。     

公共行政的范式选择及其启示

公共行政学的知识应有利于而不是有害于公共行政的实践.重新思考公共行政研究的思想基础,重新反思传统公共行政理论所内含范式的不足,并提出替代的方案是现实之需.以奥斯特洛姆为代表的当代政治经济学家时韦伯的官僚制理论所造成的范式危机提出了挑战,并且提出了官僚制理论的替代范式就是民主制行政理论.同时,民主制行政理论也对当代大都市区的治理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当代公共行政的民主范式

本文认为公共行政的传统范式———官僚制自身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二战之后 ,西方国家公共行政面临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基础都发生了较大变革 :在国家权力体系中行政主导开始取代议会至上 ;后工业时代的来临使知识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资源 ;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在经历了近代以来的相互分离之后 ,在当代又呈现出相互渗透与融合的趋势。这一切都使传统的官僚制行政范式受到冲击 ,与此同时 ,也呼唤着民主制行政时代的到来。作为一种理念和制度的创新 ,民主制行政的基本构架主要包括建立参与型的公共行政决策架构 ,实施程序化的公共行政管理模式 ,推行竞争性的公共行政服务机制。     

行政学的“范式转变”:争论、澄清与启示

围绕行政学的"范式转变"问题,国内外研究者展开了争论,并形成了迥异的观点。从库恩的范式理论出发并采用历史分析法考察行政学的学科发展史,可以发现,在行政学的学科发展中并未发生"范式转变",公共管理也不是一种新的学科范式。行政学"范式转变"的争论给予中国行政学研究的启示是,应在学科发展中实现由行政管理学范式向公共行政学范式的转变。要实现这种范式转变,需要明确中国行政学研究的科学共同体信仰,界定中国行政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加强对行政"公共性"的研究,构建中国行政学的研究方法体系,并从理念、体制和机制三个层面,通过学科范式转变带动政府治理实现由传统的"管理行政"范式向"服务行政"范式的转型。     

范式之争:新公共管理理论再思考

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既引领了一大波政府的改革活动,也为公共行政理论的发展带来新的气象,"新公共管理"由此被许多学者看作取代传统公共行政的一种新的范式,相反的意见亦多,由此引发了持续十年多的范式之争。反思过去十多年公共行政理论和实践的新的发展,从范式评判的标准出发,以范式问题、范式的理论支撑、实践中的范式检验、范式的时间检验和范式内部统一性等五个维度重新审视和定位"新公共管理",从中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新公共管理"是一种理念而非范式,并没有冲破传统公共行政的范围。其依据是新公共管理忽视行政学的理论基础,其理论支撑饱受质疑,其理论倡导缺乏适用性,其理论缺少内在统一性,以及"治理"理论对"新公共管理"的冲击。     

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的超越

一般认为,韦伯的官僚制理论是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的核心,至少从学术影响来看是这样的。在出现了韦伯高峰之后,就有了超越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的努力。各种新的理念、新的范式和新的名词不断推陈出新。在追求超越的路向上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向后的,试图打破政治与行政的二分,淡化行政脱离政治的职业化倾向;二是向前的,追求政治与行政的分化,强调公共行政的管理内涵。前者以新公共行政为代表,后者以新公共管理为代表。这两种理论运动承前启后,大体上反映了公共行政理论的演进逻辑。     

政治与行政二分法评述

政治与行政二分法作为公共行政学的经典范式,在公共行政学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受到了诸多批评。文中对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理论进行了系统阐述,并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了评述,并探讨了该理论对我国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启示。     

从价值观维度审视西方公共行政范式的演进

从价值观维度来看,公共行政范式演进是在"效率"与"民主"这两大价值观之间进行取舍或者相互博弈进而衍生出来的一系列管理理念、管理技术和管理手段的集合.传统公共行政范式恪守"效率至上"价值观,将行政领域定位为技术性的管理过程,导致民主价值观缺位.新公共行政范式把"社会公平"添置为公共行政的第三块基石,将民主置于与效率和经济同等的地位,并力图通过分权、权力下放、责任扩大和顾客介入等途径彰显政府的民主蕴涵.新公共管理范式对"效率"价值进行了扬弃,强化了政府价值观的"效能"理念;然而,该范式倡导的掌舵型政府、政府职能市场化、企业家精神和顾客导向等改革理念在事实上造成了民主价值观的流失.     

从新公共管理到新公共服务——西方公共行政理论的最新发展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公共管理理论在西方国家“突破官僚制”的行政改革中,逐渐成为主导性的行政范式。但新公共管理理论对经济、效率、效能的片面追求,使得民主、公民权和公共利益等公共行政应有的价值观念丧失殆尽。在此背景下,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应运而生了。它在肯定新公共管理理论固有价值的基础上,对其理论与实践中的缺陷进行了批判,努力构建一种以公民权利和公共利益为指向、顺应现代公民社会发展要求的新的公共行政范式。     

论中国行政现代化的文化战略--中西传统文化比较的视角

本文通过对中西公共行政的文化底蕴的分析 ,揭示了因中西传统文化的差异而显现出不同行政范式的特征。同时 ,在中西文化的交流和融合背景下 ,探析了中西公共行政的发展趋势。中国作为后发型国家 ,行政现代化面临着深刻的困境和严峻的挑战 ,通过分析和比较 ,中国可以采取阶段创新的文化战略 ,以推进中国行政现代化。     

公共行政伦理:范式批判中的演进、反思与拓展

范式理论为近代社会科学提供了全新的方法论视角,其基于学科基质理论而完成的共同范例属性为公共行政伦理的历史主义考察提供了一种批判的分析框架。这种批判性首先表现在范式视阈下公共行政伦理能够在公共行政理论和应用伦理理论之外构建一个基于其自身难题和危机解决需要的核心价值体系。由此,能够发现公共行政伦理在范式解释中的语言、逻辑和实践性的不连贯,即无法实现连贯性的历史发展与非积累性的范式变迁的有机结合。在对于公共行政伦理范式的批判之批判的过程中,公共行政伦理逐渐从设计范式到纲领内核的破茧,在公共行政伦理两种维度的视阈下,一个完整的公共行政伦理可以被证明为一个以主体性解释为硬核,民主与效率统一于"效率伦理"而动态的体现"正面助长性"与"负面助长性"的均衡交替拓展的框架。     

混沌理论视野下的公共行政范式的转变

作为研究非线性动态机制的混沌理论把偶然性、非线性、非平衡性、不稳定性带进了公共行政的视野。混沌理论为深入研究现代行政组织的不稳定性和复杂性提供新的理论手段和理论范式。在混沌理论的透视下,新公共管理呈现着与该理论相对接的范式特征。     

衡量政府绩效的信任范式和效率范式——对地方政府领导和决策的启示

在学术层面和实践层面,关于如何衡量政府治理和行政工作成功与否,长期以来仍存在争论。信任范式主张通过随时间演进的公共价值和公民需要来衡量政府绩效,而效率范式则以对结果的测量为中心,认为政府行政管理的质量比其形式更重要,将公共管理者当作政策执行的工具和被动代理人,受到民选领导者的政治性和政策性驱使。本文提出,衡量政府绩效的"效率范式"在世界各地的地方政府层面都是不可持续的。首先,本文通过最新的应用性学术研究成果和正在进行的行政改革实践来支持这样一个结论,即地方政府管理者所处的情境必然要求其在价值认定、促生和仲裁环节扮演积极代理人的角色。其次,本文广泛引用多个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成果,对这一观点进行了理论解释,论证地方政府采纳以价值为中心的公共行政路径的理论必要性。最后,本文总结了可用于协助地方政府行政人员开展以价值为中心的公共行政路径的战略,以及激励基于价值的治理、领导和行政方法的战略。     

衡量政府绩效的信任范式和效率范式——对地方政府领导和决策的启示北大核心CSSCI

在学术层面和实践层面,关于如何衡量政府治理和行政工作成功与否,长期以来仍存在争论。信任范式主张通过随时间演进的公共价值和公民需要来衡量政府绩效,而效率范式则以对结果的测量为中心,认为政府行政管理的质量比其形式更重要,将公共管理者当作政策执行的工具和被动代理人,受到民选领导者的政治性和政策性驱使。本文提出,衡量政府绩效的"效率范式"在世界各地的地方政府层面都是不可持续的。首先,本文通过最新的应用性学术研究成果和正在进行的行政改革实践来支持这样一个结论,即地方政府管理者所处的情境必然要求其在价值认定、促生和仲裁环节扮演积极代理人的角色。其次,本文广泛引用多个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成果,对这一观点进行了理论解释,论证地方政府采纳以价值为中心的公共行政路径的理论必要性。最后,本文总结了可用于协助地方政府行政人员开展以价值为中心的公共行政路径的战略,以及激励基于价值的治理、领导和行政方法的战略。     

转型期政府行政行为定位

伴随着社会的转型,作为社会公共行政主体的政府其行政行为也必将面临一个重新定位的问题.而将行政范式概念引入政府行政行为理论,以此切入分析和探讨当前我国政府行为为合理定位,意义重大.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公共行政学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公共行政学得以恢复与重建,并逐渐确立了其应有的学科地位,从而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高等院校公共行政学科学院化,建立了完整的专业教育体系,专业性学术组织蓬勃发展,创办了一批专业学术期刊,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范式不断转换,研究方法不断改进,话语体系不断构建等。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在推动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构建服务型政府、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公共精神、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没有形成完备的本土化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的结构性失衡、公共行政的合法性危机等方面,仍面临较大的挑战。不过,全面深化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逐步提高、互联网与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也为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发展机遇。未来中国公共行政学的发展要立足现实,及时回应和满足社会变革的需要,创新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范式与方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行政学话语体系和本土化的公共行政学理论。     

从官僚制行政到民主治理:公共管理范式转换的再思考

范式理论自引入社会科学领域被广泛应用,公共管理领域尤其如此。官僚制行政范式始于理性官僚制和政治行政二分理论,随着古典行政原则的确立达到顶峰。新公共管理是该范式的突破和分化,而民主治理则是公共管理范式的转换和革命。民主治理兴起的直接动力是源于改革和救助官僚制这朵"恶之花"的需要。但在更深层次上,民主治理是议会制民主的超越和代议制民主的补充,涉及民主政治和公共行政的调适和相容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