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约定受贿的犯罪形态

约定受贿在我国刑法中并无规定,不是一种单独的受贿类型。理论和实务界对约定受贿是否构成犯罪,以及属于受贿罪的哪种犯罪形态,分歧颇多。通过对中外受贿犯罪的立法比较,以符合构成要件的法益的解释论为立场,"约定"应当被认为是"收受"的"着手",约定受贿是受贿罪的未遂形态。从体系解释和量刑纠偏的角度出发,约定受贿应当认定为犯罪未遂,而"达成合意既遂说""代为保管既遂说""将来交付既遂说"等观点并不具备合理性。     

田学仁受贿案

被告人田学仁,男,1947年3月18日出生,吉林省白山市人,汉族,研究生文化,中共吉林省委原常委、吉林省人民政府原常务副省长,吉林银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曾任中共长春市委副书记,中共吉林市委书记,中共吉林省委常委、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委书记。2012年7月19日,因涉嫌受贿犯罪被逮捕。     

从《刑法修正案(九)》及司法解释看行贿犯罪的困境、惩处与预防

反腐肃贪的大背景下,新出台的《刑法修正案(九)》及《贪污贿赂司法解释》对行贿犯罪的惩处力度加强。但司法实践中,因受刑事理念、证据制度、社会心理因素等影响,重打击受贿而轻行贿,行贿犯罪立法从严而实践依然可能偏轻的现象短时期内无法转变,如何落实行贿犯罪的从严惩处仍是现阶段的重大课题。对此,在借鉴污点证人制度、"零容忍"原则等基础上,其一,要理性解读"重受贿轻行贿"的刑事理念;其二,要明确"贿赂"的界定范围和"不正当利益"的判定标准;其三,建立行贿犯罪的特殊证据规则与惩处机制;其四,建立行贿犯罪的预防机制。     

香港刑法中的受贿犯罪

香港刑法中的受贿犯罪包括订明人员索取或接受利益罪和接受利益罪和公职人员索取或接受利益罪两种形式。通过对其犯罪构成内容的具体研究,在关于受贿犯罪成立与量刑同请托事项之间的关系、受贿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主要体现在受贿的数额还是受贿行为以及公务受贿犯罪与经济生活中的受贿犯罪的关系等问题上,对内地的受贿罪研究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受贿犯罪的认定与预防控制

本文比较和分析我国和世界各国关于受贿犯罪的法律规定及其合理性与不合理性,并基于法律之规定,从刑事和非刑事化诸方面探究对受贿犯罪的预防控制。就受贿犯罪的根源说,更需要从社会综合治理的角度建构这一体系。     

对加大打击行贿犯罪力度的思考

当前官员腐败的一个主要表现形式是受贿犯罪, 而引起受贿的直接原因是行贿。行贿者和受贿者是犯罪共同体,他们互为条件,相互依存。近年来,我国对行贿犯罪打击力度不断加大。但毋庸讳言,在现实中,对行贿犯罪打击不力甚至宽容行贿的现象也相当普遍,有相当一部分行贿犯罪分子没有受到法律的追究。笔者认为,行贿与受贿应一并打击,且打击受贿应从严惩行贿开始。本文拟从立法、执法及社会文化等方面分析宽容行贿的原因,并提出加大打击行贿犯罪的对策。     

香港刑法中的受贿犯罪

香港刑法中的受贿犯罪包括订明人员索取或接受利益罪和接受利益罪和公职人员索取或接受利益罪两种形式.通过对其犯罪构成内容的具体研究,在关于受贿犯罪成立与量刑同请托事项之间的关系、受贿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主要体现在受贿的数额还是受贿行为以及公务受贿犯罪与经济生活中的受贿犯罪的关系等问题上,对内地的受贿罪研究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浅谈新刑法有关受贿犯罪的两个问题及对策

新刑法中关于受贿犯罪的内容改动较大,不仅受贿罪从1979年刑法的渎职罪中分出,而且增添了几个新罪名,新法的这种变动对更加有效地惩治受贿犯罪无疑有着重大意义,但笔者在对新刑法该内容的研究中发现,在立法上关于受贿犯罪主体和间接受贿两方面存在问题,本文试就此做详细分析.     

受贿罪贿赂范围界定——若干特殊贿赂分析

在受贿现象、受贿犯罪手段日益多样化的今天,对受贿罪的对象——贿赂——加以研究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财产性利益说"是可取的,贿赂包括财物和财产性利益。不动产、无形财产、权利文书、证件、人体器官、伪劣商品、违禁品、商业机会这些特殊"贿赂"在一定条件下都可以成为受贿罪的对象。贿赂的外延需要扩大,并应相应地拓宽受贿罪的处罚界限,构建新的受贿犯罪体系。     

受贿犯罪的心理动因及预防对策

本文从经济学角度出发,详细分析受贿者实施受贿犯罪的心理动因,得出受贿犯罪发现和查处概率低、受贿实际成本不高、受贿可能收益高这三点是受贿犯罪存在的根本原因,并根据这三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     

性贿赂犯罪化问题的刑法学思考

在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当今社会,权色交易日趋严重,性贿赂已经成为催生腐败,危及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温床,严重阻碍我国民主法治和政治文明的发展。但是,我国现行刑法重点规制物质性利益的贿赂犯罪,对于涉及非物质性利益的性贿赂犯罪问题没有明文规定,法律上的漏洞引起了实践中的茫然。因而,有必要对比古今中外的立法例,详细分析性贿赂犯罪化问题的若干争议,认真考察性贿赂犯罪化的可行性,并从现实角度对现行法律进行重新建构。     

贿赂犯罪主体的再探究——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七）》增设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填补了反腐败制度和法律体系存在的空缺,为我国打击腐败犯罪提供了法律支持和保障。笔者尝试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为视角。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与贿赂犯罪主体范围比较及贿赂主体的处罚认定几个方面对贿赂犯罪主体再探究,以资借鉴。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关于私营部门内腐败犯罪的规定及启示

我国虽然签署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但如何在立法、司法、执法等方面与该公约相衔接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关于私营部门内腐败犯罪的规定,从私营部门内贿赂犯罪到侵财犯罪,将其与我国刑法现行规定进行了比较分析,以利于我国立法上的完善与借鉴。     

我国贪污贿赂案件的侦查困境与对策

贪污贿赂犯罪是我国社会发展的毒瘤,当前我国贪污贿赂案件侦查工作仍存在一些不足。此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为贪污贿赂案件的侦查工作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同时又提出了严峻挑战。从总结当前贪污贿赂犯罪出现的新特点入手,探究侦查工作开展所遇到的困难,以侦查实践为根本落脚点提出解决对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实务工作者启发。     

折贪污贿赂案件的侦查

贪污犯罪历来为社会大众所不齿,其严重危害一直备受古今各国所关注。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贪污犯罪更加为我国的基本制度所不容,因此,贪污犯罪的查办工作十分重要。本文从分析贪污案件查办的必要性入手,提出侦查贪污犯罪应当遵循依法侦查、实事求是、迅速及时、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等四个原则,然后归纳了贪污案件侦查中常用的方法,对贪污案件的侦查作了初步研究。     

论贪污贿赂犯罪死刑的废除

当前贪污贿赂犯罪中死刑的设置是我国死刑废除运动的阻力之一。随着不断攀升的贪污贿赂犯罪的犯罪率,死刑对于贪污贿赂犯罪的实际预防效果不佳,其基本没有有用性。并且,当前贪污贿赂犯罪中死刑适用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导致了死刑适用标准的严重异化。从原因方面分析,贪污贿赂犯罪有更多来自制度及社会层面的原因。在此前提下应该提倡,保障正当的舆论监督并正确地引导民意,废除贪污贿赂犯罪中的死刑。     

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若干问题研究

我国刑法中的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其渊源在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但是,在我国将国际公约内化为国内刑法的过程中,本罪的若干方面仍与公约存在脱节之处。笔者认为,应将本罪构成要件中的＂不正当商业利益＂修正为＂不正当利益＂;重新界定＂外国公职人员和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的内涵;扩大＂贿赂＂的范畴;最后提出在我国刑法中应增设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     

论涉农职务犯罪的特点与预防对策——以南芬区人民检察院为例

近年来,村干部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频发,影响了新农村建设的健康发展,广大农民对此深恶痛绝。为此,本溪市南芬区人民检察院结合近三年来查办的村干部职务犯罪情况,对辖区涉农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案件基本情况、发案原因及特点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调查和分析,并就如何有针对性地做好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提出了几点建议。     

谈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司法实践中的困境与完善

为了更加有效地预防打击公务员队伍中的腐败行为,保持公务员队伍的廉洁性,我国刑法在1988年规定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作为贪污罪和受贿罪的截堵性罪名。随着司法实践的深入,这一罪名显现出很多实体和程序上的漏洞,配套制度的建设也不能及时完善,使其在司法适用上出现很多困难。在从立法技术上对该罪名加以完善的同时,加强建设和完善相关的配套制度,才能有效地预防和打击腐败、惩治贪污受贿,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