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视野中的公民政治参与

宪政是以民主为基础,以法治为保障,以人权为终极目标的政治过程与政治状态。政治参与是公民通过一定途径与方式介入政治过程从而影响政治决策的政治行为。公民的政治参与是宪政实践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动社会主义民主进程,最终促成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有着深远的意义。     

民主诉求与秩序构建:我国公民政治参与制度论要

在我国体制转轨时期,伴随着政治民主化和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日益活跃和扩大成为必然趋势.公民政治参与对民主政治发展具有很强的促进功效,可以有效整合民意,沟通政府与公众之间的联系,提高政府治理公共事务的能力与绩效,促进公民对政治共同体的认同,推动民主政治的健康运行和发展.然而,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功能是以政治制度化、社会组织化相对发达为基础的,急进扩大的政治参与极易引发政治不稳定,干扰正常的政治秩序,乃至中断政治发展的现代化进程.在我国政治发展民主和秩序的双重诉求中,应加强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建设,以促进我国公民政治参与向着民主化和秩序化的目标有序推进.     

对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价值解读--兼论我国政治民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要提高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政治的能力,关键在于推进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行为,这是民主发展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同时也是我党加强民主执政的核心要务.如果没有公民真正的政治参与行为,就不会有真正的社会民主政治.从民主化的进程看,政治参与对民主政治的价值意义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在民主政治发展的轨迹上深深烙印了公民参与政治的痕迹;二是民主政治的运转同样依赖于公民的政治参与.     

切实推进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公民政治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是政治现代化进程和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对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由于传统政治体制的影响和社会转型时期诸多矛盾的制约,我国公民政治参与在不断完善的同时,还存在许多现实问题.要针对这些问题,积极采取有效举措,扩大和完善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动力:公民政治参与

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基本目标是民主政治。民主政治的实现,和公民政治参与息息相关。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过程离不开公民的政治参与。公民政治参与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是加强执政党能力建设的重要基础,是实现公民各项权利的重要基础。在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规范公民政治参与,促进国家政治体制改革;推动公民政治参与,促进党的执政能力;保障公民政治参与,实现公民的各项权利。     

代议制度之宪政品质

代议制度是指“一国统治阶级从各阶级、阶层、集团中,选举一定数量能够反映其利益、意志的代表组成代议机关,并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管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重大事务的制度。”[1]代议制度作为一种政治体制,是间接民主的一种实现形式,其中以选举制度为其基本制度;以多数决原则为其议事规则;以代议机关为其存在载体。代议制度的宪政品质所要回答的是代议制度对实现宪政的意义和积极作用问题。获得统治的合法性的依据与对国家权力限制的方式在现代各国,当民主成为政治国家公民普遍的价值追求时,依赖于多数决的民主原则…     

公民意识: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内生变量

公民意识是建立在民主法治、自由平等、权利责任、公平正义基础之上的一种社会观念,它是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内在要素与一种非制度性的前提条件,公民意识的萌发与觉醒推动着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展开,公民意识的发育程度决定着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水平与效果,而培育和完善与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发展相适应的公民意识则需要社会从破治制度、组织结构、...     

公民政治参与度与和谐民主建设

和谐民主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课题,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的核心内容。我国在建设民主政治过程中,有片面提高公民参与度的呼声,结果可能产生过度政治参与和民主的悖论。原因是它忽视了我国当前的生产力水平及政治文化因素。在今后的民主政治建设中,必须立足我国当前生产力发展水平,实现多层次的公民政治参与;允许主流政治文化和政治亚文化同栖共生;培育公民参与的政治态度。     

推进中国协商民主完善的新路径:社区组织发展

协商民主的产生是西方民主政治的新模式,也是中国政治民主化的新进程。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中,中国日渐发达的社区组织对协商民主的发展形成了有力的契合与推动,它不仅能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构建协商民主的多元主体;孕育参与民主型的政治文化,提供协商民主发展的智识性动力;扩大社会资本存量,增强协商民主的社会基础;还能制约并监督政治国家的权力,优化协商民主的制度条件。如何推进社区组织与协商民主的共同发展,成为中国社区建设与政治民主化的共同主题。     

关于私营企业主阶层非制度性政治参与的分析与思考

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中大批的代表人士进入各级人大或政协中参政议政,其政治参与行为表现出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的政治参与特征。非制度性政治参与的主观因素在于利益驱使,通过获取体制内政治资源以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客观政治格局下的政治参与制度供给不足、渠道相对短缺、参与管道不畅等因素则导致私营企业主选择非制度性方式表达利益诉求。其本质是为了追求更大的个人和社会自由的活动空间。国家与社会关系制约着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程度,为积累其政治参与资本,私营企业主阶层向"体制化关系网络"渗透。在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进程中,必须扩大渠道,把私营企业家阶层政治参与纳入法治化建设和制度化的建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