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政府 提高依法管理社会能力的措施

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政府依法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不断提高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政府行政管理的法治性与规律性,充分体现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政府依法管理和服务社会的效率性与和谐性,取得各族人民群众满意的效果,必须坚持不断强化法治政府建设,进一步推进政府依法管理和服务社会的能力;强化街道(乡镇)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提高政府管理和服务社会的能力;充分发挥社区自治在社会管理中的主体作用,提高政府推进社会依法自治的能力;增强社会组织依法实现自我管理的功能,提高政府动员社会力量管理服务社会的能力;强化对重点人群和重点区域的管理与服务,提高政府维护社会稳定和谐的能力。     

法治中国的结构形态及实现路径

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是当前我国政治建设的重点和努力方向。法治中国不仅要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而且要求政府依法行政,切实转变职能,加强对权力的约束,同时,也要求社会依法自治。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依法执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法治政府是核心,法治国家是关键,法治社会是归宿。当前法治建设必须致力于实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法治中国。     

加强法治建设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

法治建设是农村社会和谐的基础和保障，是促进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当前农村法治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必须高度重视农村法治建设，加强农村村民自治组织建设，加大农村普法工作力度，强化农村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教育，提高农村社会治安防控能力，完善农村法律服务体系，健全规范有效的农村法治机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     

群体性事件治理与地方政府法治建设

中国社会转型期，频发的群体性事件，不仅严重影响到社会的和谐，也严重地挑战了我国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作为群体性事件的第一治理主体，地方政府只有依法有效治理，才能实现社会和谐。而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以及政府对事件的治理，暴露出地方政府在法治建设中的不足。必须加强地方政府的法治建设，标本兼治地提高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     

群体牲事件治理与地方政府法治建设

中国社会转型期，频发的群体性事件，不仅严重影响到社会的和谐，也严重地挑战了我国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作为群体性事件的第一治理主体，地方政府只有依法有效治理，才能实现社会和谐。而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以及政府对事件的治理，暴露出地方政府在法治建设中的不足。必须加强地方政府的法治建设，标本兼治地提高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形成与发展——以党的重要文献和领袖著作为研究中心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逐步建立起社会与国家一体化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科学判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通过工作重心转移和推动改革逐步突破社会与国家一体化的传统模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抓住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一核心，从经济运行机制、经济基本制度等方面的变革中不断促进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变迁；确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更加注重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依靠国家制度的构建促进社会与国家关系的规范；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依靠社会管理的创新，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群众自治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构建国家与社会的和谐关系。     

推进浙江省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调查与思考

近年来,浙江省依法推进社会治理取得明显的成效,社会治理体制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基本适应。但是,也应清醒地认识到,社会建设总体滞后于经济建设,依法推进社会治理面临许多问题和不足,社会治理科学化、法治化水平亟待提高。推进浙江省社会治理法治化,要培育公民树立法治信仰,形成全社会自觉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规范完善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推动社会治理实践经验上升为规章制度;着眼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以法治方式破解社会治理难题;建立完善社会组织培育扶持和监管机制,引导社会组织依法参与社会治理;探索健全法治、德治、自治相结合机制,构建城乡基层社区治理新模式。     

以法治文化建设引领社会管理创新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尖锐、复杂,现行社会管理模式不能完全适应社会管理需要,亟待创新。社会管理创新的方向是走向法治化,要建设一个民主、文明、公正、和谐的法治社会。以法治文化建设引领社会管理创新,应通过立法先行,为依法管理社会奠定制度基础;培育法律信仰,培养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坚持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强化普法宣传教育,创造法治文化环境。     

转型期我国社会管理格局和体系构建的对策思考——“我国社会管理格局和管理体系构建”课题研究报告之四

构建社会管理合作网络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为此既要强化政府服务社会的能力，又要培育社会自治能力，既要转变政府职能，横向调整优化政府社会管理机构，纵向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财权，完善社会管理机制，又要充分发挥非政府社会治理主体的力量，推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的形成与运行。     

加强县级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思考

县级政府是中国最重要的基层政府。两千多年来,社会管理一直是县级政府最主要职责,而目前我国县级政府现状还难以适应社会管理的需要。加强县级政府社会管理的根本思路在于确立县级政府地方自治特征,强化为社会和民众服务的意识,建立为本地方服务、对本地方负责的责权机制。为此,应深化县级政府体制改革,把县级政府真正建设成为服务人民、服务社会的政府,以实现社会良好治理与和谐。     

试论和谐社会构建中的行政伦理重塑

行政伦理道德建设为社会的和谐提供伦理基础和道德保障。治理行政伦理失范、加强行政伦理建设必须坚持正确价值取向,深化改革,转变职能,健全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加快行政伦理立法,加强行政组织文化建设。打造服务为导向的有限政府。同时,健全和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加强行政伦理道德教育,完善行政人员道德人格,以求重塑行政伦理的价值规范,构建与和谐社会相适应的行政伦理道德体系。     

完善来沪人员管理服务机制的若干思考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导向下，解决好来沪人员的管理服务尤为重要。因此，有必要在对来沪人员的特点、管控现状、易导致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公安机关强化来沪人员管理服务的各种尝试进行比较，从而构建和完善综合管理服务的大格局，强化政策、科技、警务机制等保障，按照现住地管理的原则，灵活运用多种管理服务模式，确保把来沪人员管理好、服务好。     

网络化治理与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以控权-服务论为视角

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政府职能转变是社会转型的必然要求和关键所在。戈德史密斯教授和埃格斯教授所提出的网络化治理理论强调在公共服务供给中更深层次的公私合作及政府更高水平的网络管理能力,对我国的政府职能转变有重大的借鉴意义。结合网络化治理理论,构建网络化政府。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结合“控权-服务论”,促进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     

论电子政务视角下的政府管理变革

在互联网迅速发展及逐步普及的背景下,如何提高政府管理的水平,实现公共治理的和谐,将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尽管影响政府管理和谐的因素很多,政府在推进公共治理的和谐方面也有多种途径,但不管选择哪条路,都要把借助信息网络技术、推动政务信息化、发展电子政务放在重要地位,这对改善政府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提高民众对政府的认同感和信任度,促进社会和谐,都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管理创新:基于公共治理的分析

当前我国社会管理领域问题频发的体制性根源在于社会控制型的管理体制。追求社会的静态稳定不仅不可能,而且客观上积压了问题,激化了矛盾,不当的社会控制机制破坏了制度化的纠纷解决机制,错位的经济建设型政府导致了与民争利,僵化的职责同构的组织体制严重弱化了应急管理能力,碎片化的社会结构状况从根本上削蚀了社会的理性基础。"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顶层设计迫切要求我们必须建立起公共治理的社会管理模式,将管理目标重设为动态稳定,将管理理念更新为公共治理,将政府角色转换为公共服务,将央地关系调整为地方治理,将社会建设为组织化社会。     

公安机关加强社会管理创新的几点思考

公安机关作为政府的重要组成部门,担负着重要的社会管理职能,积极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是服务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有效履行政治和社会责任的必然要求。公安机关社会管理创新,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保障公平正义,坚持依法治理,以服务和预防相结合,以增进社会和谐为目标。公安机关加强社会管理创新,必须加强完善公安机关社会管理格局,强化促进公众参与机制,健全人口动态管理机制和危机事件应急管理机制,创新社会治安防控机制和打击犯罪机制,建立健全舆论引导机制。     

提高创新社会管理能力专题研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领导学思考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必须从领导学视角正确把握领导格局和角色定位，转变领导理念和领导方式，牢牢掌握领导社会管理创新的重点，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为先，努力提高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领导能力，不断提升社会和谐水平。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国家能力建设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必须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公共服务能力、民主化法治化能力和社会治理能力,实现国家能力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的相互适应与和谐共进。     

社会影响力债券:一个城市多元治理的工具创新

为缓解政府财政压力,保障公共服务支出的稳定性,2007年英国首先提出社会影响力债券(SIB)模式。它是一种新型合作治理伙伴关系,通过向社会发行债券融资,建立资金池委托服务提供方生产公共产品和解决公共问题,最终由政府根据绩效向投资者支付本息。其典型特征是“政府退出生产”“为结果付费”。凭借巧妙的机制设计,SIB能够作为市场融资工具、多元治理工具和监督考核工具在城市管理领域广泛应用。未来可通过培养综合性的中介机构,积极出台政府支持政策,调动社会资本广泛参与,建立健全社会组织体系,提高评估机构专业能力,推动SIB成为中国城市多元治理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