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

14个 据媒体报道，在我国，明确认定的邪教组织共有14个。20世纪80年代，邪教势力大多在偏远地区活动，90年代新生邪教多以中心城市为基地扩张，进入21世纪，当代邪教势力开始出现国际化的趋势。     

中外打击与预防邪教犯罪制度比较

经过对法轮功的严厉打击之后,国内依然还有其残余组织及其他邪教组织,影响我国社会稳定。在我国和谐化社会建设进程当中,必须要加大力度打击、预防邪教犯罪组织。可通过分析中外在邪教组织打击、预防方面的制度措施,针对我国实际情况,抓紧制定专门打击邪教犯罪的法律,建立健全邪教打击预防组织,进一步加大宣传教育,促进全民参与打击、预防邪教犯罪。     

论对邪教组织犯罪活动的防治

邪教组织犯罪严重危害个人、家庭、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因此,必须加强对邪教组织犯罪的预防和惩治工作:完善立法,为打击和防范邪教活动提供充分的法律依据;标本兼治,以防为主,综合治理; 做好帮教挽救工作,团结教育绝大多数被蒙蔽而参加邪教活动的成员;发挥公安机关的职能作用,加强侦控工作,严厉打击邪教犯罪活动。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

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保护人民利益,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必须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特作如下决定: 一、坚决依法取缔邪教组织,严厉惩治邪教组织的各种犯罪活动。邪教组织冒     

“法轮功”邪教的群体特征及法律分析

1999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我国邪教组织进行了如下界定:邪教组织是指冒用宗教、气功或者其他名义建立,神话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蒙骗他人,发展、控制成员,危害社会的非法组织。“法轮功”是典型的邪教组织。通过对“法轮功”邪教群体特征的解剖并进行相关的法律分析,有利于我们进一步认清“法轮功”的邪恶本质,教育解脱大多数,依法严厉打击首要分子;同时,也可以帮助我们防微杜渐,通过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增强社会对邪教的免疫力,提高鉴别力,从而有效预防邪教组织的产生和影响的漫延。     

法治中国视野下的邪教犯罪及其治理

邪教是邪恶的说教,是邪恶势力形成的犯罪组织。在我国司法语境下,邪教与邪教组织是可以通用的概念,邪教犯罪是对邪教组织引起的犯罪案件的一种指称归类。邪教犯罪现象不易根除,它是信仰型犯罪,涉及人的精神状况和价值取向,是精神方面的病理现象;它是有组织犯罪,具有反社会的本质属性。当前我国邪教犯罪,具有组织形式多样、涉案地域广、主体结构复杂、侵害法益广泛等特征,应当准确划定邪教行为的犯罪圈,解决犯罪主体适格问题,并在现有的法律体系下,编织一套以宪法及相关法为中心,囊括社团登记、宗教管理、出版管理等行政法律法规以及金融、税收等民商、经济法律法规在内的严密法网,将邪教犯罪消除于萌芽状态。     

对当前邪教组织活动蔓延的思考

本文对当前邪教组织活动蔓延作了思考。首先论述了邪教组织的特点:政治性、欺骗性、煽动性和组织性;接着分析了邪教组织活动蔓延的原因:境外邪教组织的渗透,境内教首扛旗挑头,群众盲目信仰邪教,对邪教组织打击不力和少数基层干部对国家的宗教政策认识模糊;最后提出了遏制邪教组织活动蔓延的对策:加强对群众进行爱国主义等方面的教育,发动群众抵制邪教组织的非法活动,政法各部门要通力协作和加强基层政权建设。本文写于今年的5月,对当前揭批李洪志的法轮功非法组织的非法活动有借鉴意义。     

当代中国邪教问题治理对策

治理当代中国邪教问题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项重要紧迫的课题。现实中反邪教工作存在思想认识和工作策略简单化的倾向。治理中国邪教问题必须建立健全法制,严格依法治理邪教,充分认识宗教在反邪教斗争中的作用,树立以人为本观念,化解邪教信众内心世界的症结。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

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保护人民利益,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必须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特作如下决定: 一、坚决依法取缔邪教组织,严厉惩治邪教组织的各种犯罪活动。邪教组织冒用宗教、气功或者其他名义,采用各种手段扰乱社会秩序,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经     

罪恶昭彰的反动会道门组织“一贯道”

历史上,曾经出现了形形色色的邪教组织,这些邪教组织无一不是打着替人祛病消灾、升天成仙的幌子,行聚敛钱财、个人享乐甚至夺取政权之实。邪教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集中表现为各种反动会道门组织。本刊特辟“历史沉渣”栏目,选取两个反动会道门组织从产生到覆灭的史实,警示世人认清“法轮功”等一切邪教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主体的概念诠释

历史决定论的理解模式、历史主体本身的不成熟以及历史主体与实践主体的混同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主体被遮蔽的根本原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的主体性和马克思主义主体的历史性之间是一种逻辑互动的关系,前者是实现后者的力量源泉,而后者则是彰显前者的基础和保障;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主体有三种存在样态.即知性存在样态、意义存在样态和实残存在样态.     

行政三分制的行政法治契合

《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方案》的出台,标志着“行政三分制”这一新型行政管理模式的付诸实践。行政三分制在彰显其制度创新优势的同时,也面临着行政法治契舍的难题,而这则关系到行政体制改革的成败。     

浅析共同贪污犯罪数额的计算

贪污犯罪数额的大小,是惩治贪污犯罪的主要依据。在共同犯罪中,犯罪行为人贪污数额的认定相当复杂,既有共同贪污的数额,又有各人分赃所得的数额,还有因贪污的停止形态而未实际获取财产等情形。关于共同贪污犯罪行为人数额的认定,理论界存在着“分赃数额说”、“参与数额说”和“犯罪总额说”等不同的学说。笔者更倾向于“犯罪总额说”。     

论业主委员会的制度建设

业主委员会是城市住房私有化的必然产物,也是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制度支撑.由于政府管理部门、居民委员会、开发商、物业管理公司、业主之间利益关系复杂,现行法律法规对有关规定的不完善,政府主管部门的行政行为失当,业主普遍缺乏公民意识和责任意识,业主委员会在筹备设立和实际运行方面都存在诸多的问题.我国应尽快出台<业主委员会法>,明确规定业主委员会的法律地位,规范业主委员会各项基本制度;并且进一步调整完善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与业主自治的关系,在物权法中明确居民的房屋物权;健全行政程序的有关制度.     

我国物权法中所有人抵押制度构建

所有人抵押是指所有人于自己所有物上存在的抵押权 ,是一种特殊的抵押权。确立所有人抵押制度可以防止后次序抵押权人获取不当得利 ,保护抵押物所有人的利益 ,有利于所有人进行融资 ,节省交易手续和费用 ,促进商品流通。我国《担保法》没有规定所有人抵押 ,可借鉴其他国家、地区的做法 ,从所有人抵押的思路选择、成立、变动等方面入手对此制度作出具体设计。     

茂名市电白区中学生毒品认知情况调查研究

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发现,茂名市电白区中学生对传统类毒品的认知程度较高,对常见的合成类毒品有一定的了解,对伪装类毒品认知较低;当地学校开展毒品预防宣传教育频率不高,方法缺乏创新,体系不健全等。对此,应加强对伪装类、液态类毒品的宣传;在宣传方式上要注意创新,应结合青少年规律特点,构建信息传播新平台;学校应从长远的角度出发建立健全毒品预防宣传教育工作体系。     

谈谈劳动价值概念的再扩展

我国现阶段各种合法职业劳动者的劳动都创造价值。这里的价值是指凝结在社会产品、服务 (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 )中的一般人类劳动 ,它体现劳动者对社会财富 (物质的、精神的 )增长乃至社会进步做出的贡献。在新时代 ,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概念作进一步的扩展是必要的。一种劳动只要它是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或环节 ,那么 ,无论它的直接成果是否成为商品 ,都是创造价值的。在我国现阶段 ,政府作为国家机器的职能已经有了较大的变化 ,更多地从阶级统治转向发展经济 ,它对宏观经济的管理和调控作用不可或缺且十分巨大 ,因而也是创造价值的。     

浅析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

不作为犯罪是我国刑事犯罪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作为犯罪一样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研究不作为犯罪,首先要明确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是不作为犯罪的核心问题,它包括四个方面: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职务或业务上要求的义务以及法律行为引起的义务。除此之外,道德义务不应成为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     

监狱罪犯离监探亲问题探析

监狱罪犯离监探亲是法律规定的一项有利于监狱罪犯再社会化的刑事政策,专门系统地探讨这个问题具有重要价值。现行离监狱探亲制度在《监狱法》、司法部规定和监狱实践三个层面均面临诸多问题,因此,在对策方面,基于对监狱离监探亲决定权的行政执法权属性分析,从法律上赋予罪犯法定离监探亲权,要从《监狱法》及司法部的规定上加以完善,还要解决监狱办理上面临的实际困难,以促使这项制度得到常态化落实,促进罪犯改造和再社会化。     

论虚假诉讼罪中的“捏造事实”

鉴于法条和司法解释内容规定的不明确性和不完整性,需要对虚假诉讼罪中"捏造事实"的含义进行进一步解释。虚假诉讼罪是单一行为犯,利用他人捏造的事实提起诉讼的,也构成虚假诉讼罪。篡改部分民事法律事实提起民事诉讼也属于虚假诉讼罪中的"捏造",成立虚假诉讼罪。虚假诉讼罪的行为方式不包括不作为,隐瞒他人已经偿还债务的事实依然进行民事诉讼的,是积极地虚构事实,理应认定为"捏造事实"。若捏造的事实不会影响法院的公正裁决,不能定性为虚假诉讼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