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公共服务中的“吸纳式供给”与“合作式供给”——以社区减灾为例

本文研究多元主体供给社区公共产品的合作形成机制。在社区减灾中,公共服务供给主要有吸纳式供给和合作式供给两种模式。通过对这两种模式的比较分析,本文提出:政府对社会的总体性支配已经向政府、社会公私合作治理转变,不过,多元主体供给公共服务存在不同模式,不同模式的选择取决于行政考核形成的压力环境、事权与财权的匹配度。     

合作监管中公私主体责任的优化配置

合作监管建基于公私主体之间明确、合法、效能的责任分工之上。然而,当前公私主体责任却存在边界模糊、配置不当、配置僵化等现实问题。为弥合责任配置现实与责任分工预期之间的差距,需要以厘清监管主体的角色定位、提高监管优势的匹配度、优化监管体系为基本方向,以责任法治、权责一致、效能原则为基本遵循,以监管结构、监管流程、责任配置方式为着力点,优化配置公私主体责任。基于合作监管的三重结构,优化政府主导式、企业主导式、社会主导式监管中公私主体责任配置的考量因素、具体方案等。基于合作监管的三阶流程,优化准入控制责任、运行监控责任、惩治威慑责任在公私主体之间的配置。基于监管环境的流变性,加强责任配置的制度供给、合同治理、能动司法,敏捷配置公私主体责任。     

公共服务供给主体间合作机理研究

对于公共服务供给主体间合作机理的研究,可以从个体价值结构视角出发,引入合作资源、合作成本、合作租金和主观期望概念框架,分析公共服务供给主体间合作的类别、合作的实现以及合作的演进。研究发现,个体主观期望的形成是建立合作关系的前提,合作租金大于合作成本是建立低阶合作关系的必要条件;个体长期主观期望的普遍建立和合作组织间信任关系和承诺关系的形成有利于高阶合作关系的实现。中国公共服务供给主体间合作可能遵循假象合作到低阶合作再到高阶合作的路线演进。应当通过长期互动、政策供给、管理体制调整和文化培育来实现公共服务供给主体间的高阶合作。     

发展公私伙伴关系对中国政府管理的挑战及对策研究

公私伙伴关系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方式。本文根据合作博弈与交易成本理论建立公私伙伴关系的分析框架,从提高政府讨价还价能力、减少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双方交易成本的角度,分析了发展公私伙伴关系在政府能力、制度建设、政府诚信、监管能力、危机管理和廉政建设方面给政府管理带来的挑战,并提出相应对策。     

中国城市治理改革的新探索——《转型中的城市治理》书评

正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市场化改革,城市政府直接支配的资源在比重上明显下降,体制外力量快速发展,中国城市治理模式也发生了转变,逐渐形成了一种整合治理模式。面对"有限能力"和"无限责任"的悖论,城市政府不得不开展跨界运作,大力发展公私合作和伙伴关系,调动多元社会主体及其掌握的资源,合作提供公共服务,显著提升了公共服务效率和能力。这种整合治理模式也存在一些     

不完全契约视角下的PPP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PPP是公私部门针对特定项目进行长期合作,以达到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实现私人部门利润的一种新型合作模式.从契约角度来看,PPP是公私双方基于契约实现的,但是由于PPP过程持续时间长、所处环境复杂多变等原因,该契约具有天然的不完全性.已有的研究表明,契约不完全会导致敲竹杠行为,进而可能会造成投资效率的损失.为此,笔者从不完全契约的视角出发,把PPP整个过程按时间顺序分为四个子过程,将导致PPP契约不完全的影响因素逐一找出,并试图进一步分析各个因素对PPP最终效率的影响,以期能为我国在运用PPP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运营时提供理论参考,也希望能为后来的学者在不完全契约的框架下研究如何提高PPP效率做好理论准备.     

目标锚定与借力而为：社会组织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行动过程研究

本文在借鉴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基础上，立足于社会组织的视角，从“目标锚定”和“借力而为”两个方面提出了社会组织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巧治理”分析框架。通过对C组织“为电商平台‘去毒’”的案例分析，发现：社会组织为了克服其“弱位劣势”，一方面倾向于“摘容易得到的果实”，通过基于责任源头、网络结构和组织声誉的理性判断，使其能够更好地精准定位行动对象、降低行动成本和提升行动预期；另一方面，在行动过程中善于实现组织内在禀赋与外部资源的平衡，有效地借用政策契机和整合各方主体的力量，“以小撬大”来提升其影响力。研究不仅有效地拓展了组织行动的张力和可能性，也为跨部门合作中的企业社会责任建设提供了政策启示。     

顾客转换意向的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试图探寻顾客转换意向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选取湖南出版集团分销行业为调查对象，收集了150个零售客户的样本数据，利用SPSS的通径分析模块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证明：顾客承诺、替代者吸引力与心理启动转换对转换意向有直接影响，感知价值、顾客满意、顾客信任与转换成本对转换意向有间接影响。心理启动转换对转换意向的总影响最大，转换成本对转换意向的总影响最小。结合研究发现，本文提出了相关管理建议。     

公私合作(PPP)中地方政府诚信监管问题研究

在地方财政投融资发展过程中,推行公私合作(PPP)成为我国现阶段的重要任务之一,而地方政府诚信监管,则是PPP项目成败的关键环节。本文分析了我国公私合作中地方政府诚信监管创新的现实紧迫性,论述了我国公私合作政府诚信监管现状及问题,并从明确地方政府信用监管主体,规范公私合作合同管理、积极推进公私合作中地方政府诚信监管技术、方法创新,加强法制建设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社会公益合作供给：概念、模式与制度选择

作为特殊类型的公共物品，社会公益的供给不仅具有公共属性，更具有社会属性和价值属性。本文基于社会公益合作的基本概念体系，对公益、社会公益、社会公益合作供给等基本概念进行了辨析与界定，在此基础上对社会公益主体间合作的可能性进行了学理分析，从横向与纵向结构上为社会公益主体的合作进行了模式建构，并通过相应的机制选择与激励约束制度的设计为社会公益合作供给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     

我国农民经济合作组织中文化资源的短缺及对策

吴彤在《河南社会科学》2012年第7期撰文认为，优秀的文化资源影响着行动主体的行为选择和组织的形成和运转。我国农民经济合作中的文化资源较为短缺，诸如缺少民主、法治意识，传统伦理义利观的现代价值错位，非理性思维方式等，都影响着合作组织的形成和发展。政府应制定严密的法律制度，     

公共服务营销理念:价值、内涵及应用

公共服务营销理念有行动导向、人格塑造、功能整合、绩效评价等重要价值,应结合公共服务营销主体、对象和公共服务本身的具体情况来理解适合的公共服务营销理念体系。在应用中要注意开发适应公众需要的公共服务,实现公共价值的最大化,拓展公众参与,并且与公众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法概念厘清与实体性原则规范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实质是充分发挥政府与社会、市场各自的禀赋优势,进行公私合作的制度安排。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与政府采购的关系一直是我国法学界与实务界争论不休的话题。厘清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与政府采购的关系,可以从购买目的、主体框架、购买内容、购买方式、监督机制等方面入手,同时需要根据其特殊性质构建相应的行政法律制度。从法治行政的视野考察,惟有遵从法律保留原则、协力原则、适当性原则等实体性原则,才能更好地规范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行为,确保公共服务的品质与效益。     

“数智之治”何以强化基层公共服务合作生产？——基于S市社区新基建案例分析

基层公共服务合作生产面临一系列治理难题和现实困境，如何通过“数智之治”推进其化解突破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基于技术-制度互构视角，运用扎根理论分析“数智之治”强化基层合作生产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智之治”以技术赋能和制度嵌入推动基层合作生产，且技术与制度的互动关系呈现时序权变特征。技术工具通过主体增能、权力赋能和结构重塑等赋能基层合作生产，制度嵌入则分化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股潜在力量。其中，正式制度以成文条例嵌入合作生产过程，实现规则更新、机制革新和模式创新；非正式制度以“网络-认同”机制发挥调节效应，通过价值导向、惩戒监督与传递内化等途径嵌入基层内部，促进技术工具与正式制度交互耦合。     

中国公共服务系统的适应学习机制研究

政府、企业、民间组织和个人,借助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合作关系组成公共服务系统。公共服务系统存在着异变的可能性,随着国内外环境的日益复杂化,迫切需要公共服务系统进行适应性模式调整。引入适应性研究视角,以公共服务系统的适应性为研究主题,根据公共服务系统的三维平衡模型提出了公共服务系统的三个适应机制:公共服务供给系统选择机制、公共服务系统管理模式适应机制、公共服务资源技术与公共服务对接机制。此三类机制的建立有利于实现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管理模式和资源技术的整体适应与平衡发展。     

住房产权与青年群体的阶层认同：三种效应的检验

本研究聚焦住房产权对青年群体阶层认同的影响，基于住房的居住、投资和权益三种属性提出了三种可能的影响机制，即：安居效应、财富效应、服务效应，并进行了实证检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检验了住房产权可能影响青年群体阶层认同的中介效应，即公平感知的心理机制。研究将全国范围的代表性样本数据（CGSS2017）和省级行政区域的宏观数据相结合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第一，现阶段住房产权对青年群体的阶层认同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住房成为青年人评价自身阶层地位的重要指标。第二，住房的安居效应、财富效应、公共服务效应对不同青年群体存在差异性影响。第三，住房产权对青年群体的阶层认同存在心理机制的中介渠道，拥有自己的房子，部分地通过提升青年群体的公平感知，影响了他们的阶层认同。     

基于合作治理视角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研究——来自西部4省的实证分析

在合作治理理论的视角下,采用实证研究方法 ,基于对西部四省1431名样本的分析,可以发现合作治理各方的合作性目标和上级公共部门支持感对治理过程中合作各方的协同行为、共同决策和公共服务质量有正向显著影响,合作主体间的信任在合作主体各方的合作性目标和公共服务质量之间,在上级公共部门支持感和合作各方的协同行为以及共同决策之间起到部分中介效应。     

可行能力匮乏与协商民主中的政治贫困

能力平等是协商民主的本质要求,协商民主价值的实现程度与参与主体的可行能力密切相关。政治贫困群体在协商民主活动中由于在争取和利用公共协商机会的能力、有效利用资源并转化为行动的能力、言说和沟通等协商能力的匮乏,易导致公开排斥和政治包容现象,成为＂永远的少数＂。需要通过基于法定渠道和社会支持的赋权、可行能力路径下政治贫困群体公共服务支持体系的构建和协商民主机制的完善等措施进行补救。     

信息化对居民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效应——基于京津冀1945户居民家庭数据调查

信息技术的扩散效应、溢出效应和普惠效应，有利于扩大优质服务资源的覆盖面，提高居民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基于2020年京津冀居民家庭调查数据，采用Tobit、QR与SEM模型分析信息化对居民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在整体层面，信息基础设施水平每增加1%，居民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上升19.3%。在不同类别居民层面，信息基础设施对城市与农村居民，高收入与低收入居民，北京、天津与河北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信息基础设施主要通过“增强公共服务信息共享”与“扩大公共服务平台应用”提升居民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     

电子公共服务中的信息弱势群体问题研究

中国电子政务建设已经取得了显著成就,并逐渐向电子公共服务发展。但电子公共服务却将那些因年老、受教育程度低、贫困等原因无法使用或拥有信息化设备的人群排除在外,使得这部分人群成为"信息弱势群体",进而影响到他们的生活与发展,加剧了社会的分化。在借鉴国外政府扶助信息弱势群体做法的基础上,提出中国政府可以通过利用多元化的公共服务渠道、建设信息化社区、采取公私合作的电子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等手段来改善信息弱势群体的处境,使他们也能享受到电子公共服务的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