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涉外法治建设的时代意义与实践路径

加强涉外法治建设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举措,也是当前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下维护中国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现实选择。中国涉外法治建设成就显著,重点领域涉外立法不断推进,涉外执法司法合作水平明显提升,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扎实开展,但也存在立法缺乏系统性与协同性、执法司法能力受限等短板。推动涉外法治建设,重在建立系统协同的涉外立法体系,提升涉外执法司法能力,创新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机制。     

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下“三性”犯罪论体系的初构

“三性”犯罪论的构想,源于笔者对什么样的犯罪构成才符合我国立法和司法的现实需要的理性思考,是以承继“四要件”为基,以借鉴“三阶层”为辅完善犯罪论的体系性构想。在路径选择上,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坚持“四个自信”和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在层次构建上,以“三特征说”为基调,注重犯罪构成与犯罪概念间的协调对应,以社会危害性要件、刑事违法性要件、应受惩罚性要件为犯罪构成,采顺序排列,递进判断,突出强化“社会危害性”的工具属性和实质要件定位。在内容充盈上,首先完善社会危害性要件内涵,以客体要素和程度要素作为评价要素;其次调整刑事违法性要件归类,以主体要素、主观要素、客观要素为正向结构评价要素;最后厘清应受惩罚性定位,以刑罚要素和阻却要素作为反向结构评价要素,从而形成“三性”犯罪论,以期为理论与实践互洽提供可供借鉴的思路。     

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成长中的刑事法治保障

日益突出的农村留守儿童加害与被害问题,反映出当前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成长中的刑事法治保障亟待跟进。然而,当前我国在处置农村留守儿童刑事问题上还存在着观念偏狭,以及刑事立法欠科学、司法处置不足等问题。因此,必须立足于农村留守儿童刑事事实根据,遵循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规律,在"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指引下,进行观念、立法、司法上的一体化改进,从而为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成长提供强有力的刑事法治保障。     

人工智能犯罪的知识解构与刑法应对

人工智能为当代刑法体系孕育了一场知识蜕变的大变革时代。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应受刑罚处罚性等犯罪的基本特征相继发生变动，犯罪构成要件要素体系的量变也在发酵，旋即策动当代刑法体系的演变态势。但有待澄清与厘定人工智能犯罪这一前提问题，以明确当代刑法应对的逻辑基准。人工智能与传统犯罪的交互与碰撞不止，加速呈现这类新型犯罪的规范面貌与轮廓。对于“工具型”“对象型”人工智能犯罪，要兼顾传统罪名、特别是计算机犯罪与纯正网络犯罪的关联性与“扩张适用”潜能，分别确立“嵌入式”“特定式”应对逻辑。对于“独立型”人工智能犯罪，宜倡导“建构式”的理论应对机制，防止因刑法规范供给不足引发刑事风险的外溢；特别是立法完善不宜搁置不前。     

关于“包二奶”的刑事立法思考

作者对“包二奶”的含义、主体、形式以及所造成的后果进行了综合和归纳；并从刑事立法的角度思考，认为将“包二奶”行为纳入刑法调控范围，有其应然性和必要性；最后，作者对当前几种关于“包二奶”的刑事立法设计进行了质疑，并提出了抗制“包二奶”的初步构想：增设已婚非法同居罪。     

涉“黑”职务犯罪防治的宏观对策研究

在我国当前的涉“黑”职务犯罪的成因结构中，结构性、系统性的矛盾和冲突日益显示出大概率事件性质，要有效防治就应着重从其致罪的宏观层面探求对策。文章在此思路上提出了三项宏观对策，即：净化国家权力系统，加强基层民主建设，构建自下而上的权力制约机制；完善有关涉“黑”职务犯罪的刑事立法；确立污点证人司法豁免制度，提高司法效能。     

“法治三老”：我们不讲谁讲

颁奖词： 正由于“法治三老”和其他坚持法治理念的学者一道，敢说敢言，坚持不懈地打破术语禁忌，让法治一步步“脱敏”，诸多曾被旧观念教条束缚住的法治用语和理念才成为我们今天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习以为常的表达。     

“寓教于审”在未成年人刑事审判中的运用

在未成年人刑事政策精神向刑事立法和司法注入的过程中，“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的确立显现了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现代化取向，而这正是司法机关切实履行未成年人司法保护职能，推进未成年人刑事立法完善的关键。围绕上述方针原则而形成的“寓教于审”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原则，海淀区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在刑事审判实践中进行了两项尝试：一是构建并完善了圆桌审判模式；二是注重增设庭审教育阶段。     

“严打”的理论反思与规范

“严打”是我国的一项重要刑事政策，实施二十年来其成效有目共睹，但无庸讳言，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从基层检察官的视角指出了“严打”中出现的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并对“严打”进行了理论反思。指出“严打”必将和收容审查等制度一样在完成其历史使命后逐渐淡出中国法治进程的历史舞台——但在此过程中，理性的抉择则是如何规范“严打”。结合基层检察工作，本文提出了制定统一的“严打”刑事特别法；加强司法机关制约性，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求刑权；制定统一的刑事证据规则，明确“严打”期间的证明标准等规范“严打”的三点建议。     

植根"民意立法",实现民主立法

就立法而言,“民意立法”是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观念形态,而民主立法则是其制度形态。当“民意立法”的观念较广泛地被社会接受时,民主立法才能逐步得到实现。由于“民意立法”在观念和实践上的差距,因此必须对此加以理性的引导,才能实现民主立法。     

以权利教育为核心的青少年法治教育实施路径研究

权利是法治之本,权利意识是公民教育和宪法精神的核心内容,青少年法治教育要以权利义务教育为本位。以权利教育为主线的青少年法治教育要从其性质、目标和内容三方面来理解,并通过学校、社会、家庭三个层面统筹推进。以学校教育主渠道为中心,从权利教育出发加强教育主体、教育内容、教育活动、教育文化的体系建设;引入社会力量,构建社会协同法治教育平台以形成合力;推进家校教育联动机制提升家庭法治教育效果。青少年法治教育要在全过程中贯穿权利教育,从而培养青少年成为具有民主法治理念、权利义务观念、民主参与能力的合格公民。     

预防刑法立法背景下刑罚限缩论

长期以来的有罪必罚观念和犯罪化刑事政策，体现着较强的刑法工具主义色彩，虽有利于社会防卫却有失于人权保障。一方面，预防刑法立法确有预防犯罪之效；另一方面，对于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或者无适用刑罚必要性的犯罪人判处刑罚并不能发挥刑罚的特殊预防作用，与刑罚个别化和精准说法的要求尚有距离。有效的犯罪治理不能仅靠立法扩张犯罪圈的做法来“堵”,同时也要注意从刑罚限缩上对犯罪造成的社会问题进行“疏”。鉴于当前刑事立法无法满足刑罚限缩的实践需求，因此有必要从实体法上建立和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企业刑事合规制度以及刑罚替代措施，从程序法上扩大检察官的起诉裁量权、引入暂缓判决制度等，以此应对预防刑法立法带来的犯罪圈扩张问题。     

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法制发展史略

儒家倡导的“恤幼”思想对中国古代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产生了深刻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立法大致经历了“文革”前的探索时期、“文革”后到20世纪末的恢复重建时期及进入21世纪后的快速发展时期三个阶段。2012年《刑事诉讼法》增设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专章，这无疑对于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经过长期发展，中国已经形成一套与成年人有别，以“教育、感化、挽救”方针为指引，以对未成年人教育矫治和再社会化为目标，侧重对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和程序分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体系。     

检察环节刑事受害人国家求助的制度规范

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应立足于我国长远的法治建设目标，通过立法构建统一的刑事受害人救助制度，包括制定《刑事受害人国家救助法》，及相应修改刑法、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戴玉忠大检察官在2007年9月21—23日召开的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2007年年会上就涉及检察制度的内容发言，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再认识——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理论基础

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彰显了我国对未成年人这一群体的特殊关照，是我国人权保障事业进步的重要标志。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是《刑事诉讼法》确立的一项重要司法制度，契合国际上惯行的儿童福利理念的意旨，要求充分保障未成年人的权利和最大利益；体现国家亲权理论的精神，强调国家和社会作为未成年人保护的最终责任主体应负的监护义务；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在要求，强调对未成年人的个别化与宽缓化处理；是社会参与原则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的应用，强调吸收社会力量参与到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来；有助于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实现，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未成年人刑事检察科的名称应当科学规范

未成年人刑事检察科是上海市检察机关专事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的专门机构。这一机构的设置，对推动和发展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随着我国司法制度逐步建立和不断完善，反映这一工作的机构名称也应更加科学与规范。目前，人们对于未检工作的称谓不尽相同，除“未成年人刑事检察”之外，还有“未成年人犯罪检察”、“少年刑事检察”、“少年案件检察”等。为了统一、规范名称，达到名符其实，笔者认为；现今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这一称谓，值得商榷，理由如下：一、未成年人的范畴大于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对象的范畴众所…     

关于中小学教师法律素质的思考

邓小平同志指出：“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教育事业要顺利、健康发展，必须依法治教。依法治教是各类国家机构、学校、教师、学生及其他公民共同参与的法治活动，在此活动中，中小学教师是主力军，全面提高中小学教师的法律素质是实行依法治教的前提。然而，现在中小学教师的法律素质参差不齐，整体上还不高，尚不能适应依法治教的需要，具体表现为：1、法律基础知识欠缺；2、违法行为时有发生；3、用法、护法、守法能力不强；4、没有形成一种学法的氛围；5、法治观念谈薄，对法律素质认识不足。中小学教师法律…     

法理与情理的冲突和平衡

情理与法理相互联系紧密,彼此支撑。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却仍会出现情理法理难以两全的局面。公众评判案件结果的好坏往往与自身的教育程度、价值观念和身处环境相关。合法但不合理、合理但不合法,是情理和法理的主要冲突表现形式。现代法理和我国传统的情理观念的冲突,关于新生事物的立法滞后,法官职业素养的参差不齐以及大部分民众法治观念法治思维的欠缺是情理与法理产生冲突的主要原因。为了更好地调和二者之间的关系,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将我国传统情理与立法情况相结合,在现代法治精神与原则的底线上,做到良法善治;在司法上,法官要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坚持法治原则,同时要兼顾案件判决结果的社会效果;民众也需提高法治思维,提高法治观念,自觉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     

论Criminal Justice的汉语翻译问题——兼与曹立群教授商榷

英语中的criminal justice一词是犯罪学中最为关键的概念之一，它至少有3方面的含义：作为工作系统；作为专门活动；作为研究领域。将这个术语翻译为“刑事司法”是比较恰当的，而将其翻译为“法务学”或者“刑事审判”，都是不恰当的。     

美国有组织犯罪概念的历史、类型及启示

从组织结构来看，美国有组织犯罪大致经历了从传统黑手党科层型向现代企业型和网络型演进的历程。从有组织犯罪本质认识来看，美国有组织犯罪经历了有组织犯罪民族论——经济论——再到“犯罪”与“组织”结合论三大阶段。美国有组织犯罪类型的流变与概念的演化对我国有组织犯罪治理进入“后打黑时代”有着诸多的借鉴和启示，其中最为迫切的是：对我国本土有组织犯罪的现状应坚持全景式认识，采取“治安秩序”与“经济秩序”并重的分类治理的执法策略，调整打击锋芒；在在刑法学中引入有组织犯罪概念，建构刑法有组织犯罪二元结构模式，进一步完善立法、严密法网；与此同时，进一步缓减在我国威权体制下有组织犯罪治理有效性与法治原则的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