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城市社区共同体构建何以可能？——以基层协商治理实践为分析中心

在异质的、流动的、人口众多的城市社区空间之中，如何构建城市社区共同体，探索出城市社区共同体构建的可行路径，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学术议题。对于当代中国这样一个规模巨大、人口众多且高速流动、族群多样、城乡二元结构并存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城市社区共同体构建尤为重要、紧迫和艰巨。基层协商治理是当代中国城市社区共同体构建的有效方式。基层协商治理为构建社区成员的联系提供了重要组织资源、多元的公共空间、共同关注的话题，将不同的社会成员连接在一起，将利益关联转化和升华为思想价值关联、情感观念。基层协商治理为化解居民之间的矛盾提供了有效表达渠道、有效沟通平台和权威性决策机制，防止社区无序和由此导致的城市社区共同体的瓦解。基层协商治理通过建立包容性政治、平等性政治和修复性政治，保障城市社区公共资源的分配正义，以共建共治共享的方式推动城市社区内部的社会团结和共同体的构建。     

生活视角下乡村社区共同体建设

在新时代背景下，乡村社区共同体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生活的关键步骤。以往研究聚焦从文化、地域、伦理、情感和利益等单一层面阐释乡村社区共同体建设，难以为当前乡村社会所面临的人口老龄化、乡村空心化、个体价值观念差异化等现实困境寻找出路。因此，应从生活视角来研究乡村社区共同体建设问题：在价值理念上，乡村社区共同体并非单一分散的共同体叙事，而是一个涵盖主体性的人、并以生活为目的的乡村社区共同体的诠释单元；在实践内容上，生活的实现是通过制度和空间两个要素，以此达成与乡村社区生产、生活、生态和治理四个维度的联结。生活视角下的乡村社区共同体以人的生活为中心的空间、制度和生活要素间并非彼此独立，而是协调统一、动态平衡的，从而达成系统秩序的统领性与共同体意义上的有机团结。     

基层治理中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

建设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所在。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具有多维内在逻辑，分别是秩序和谐的生活共同体、多元构成的利益共同体、权责适应的责任共同体、社会进步与人全面发展的共同体。建设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需要用制度、协商、情感等多维治理工具来实现其现代化建设，需要重视解决重构基层新型人际关系、扩大群众参与、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创新治理方式等难点问题。     

共同体的重构:社区建设的目标模式

社区建设成为我国转型时期基层治理的基础,社区建设的目标是建立管理有序、服务完善、人际关系和谐、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社会发展需要以社区物质建设和精神培育作为共同目标,同时也要将传统模式稍作变革,而作为行政治理单元的社区在现代和后现代的背景下,缺乏居民的积极参与和认同。文章认为为实现社区建设的目标,强化社区居民个体之间的联系纽带,培育一种有效的居民共同享有、共同遵守的机制需要重构培育共同体的模式,实现从交往共同体的培育到认同共同体的生成。     

共同富裕视域下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内生逻辑

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要通过教育引导、激励担当、党建引领，调动多元治理主体的积极性，平衡秩序与活力，释放共富动能，构建人人尽责的共同体；强调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推进经济社会各领域的高质量发展，推进全体人民精神和物质层面协同发展的共同富裕，构建人人共享的共同体。在新发展阶段，只有不断增强“人人”的履责意识、激活“人人”的尽责动力、提高“人人”的履责能力，才能更好推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同责共享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持续增强人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社会治理共同体视域下社区志愿者的角色困境与进阶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完善志愿服务制度和工作体系，志愿者作为提供志愿服务的主体，是推进和完善现代志愿服务事业的重要力量。同时，作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组成部分，社区志愿者也是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的重要一环，其工作有助于提升社会文明程度。结合新时代社区志愿者的实践，基于角色进阶的分析框架发现，当前我国社区志愿者数量迅速增长，发展态势良好，但也陷入了角色认知模糊、角色期待悬浮与角色互动失衡等困境，与社区治理的需求不适配，不利于中国特色志愿服务事业的长远发展。以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为目标导向，通过强化志愿服务理念达成角色认同目标、完善体制机制达成角色契合目标、优化治理格局达成角色共治目标等方式是突破角色困境，实现社区志愿者角色进阶的路径。     

社会治理中的情感治理:理念、能力与路径——基于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视角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囿于"情感-理性"二元对立的惯式,情感治理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相关问题有待厘清。在探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时,作为治理对象和治理策略的情感治理,需要从主观、客观两个层面激活社会治理的情感治理能力,而核心则在于社区的情感治理能力建设。在治理路径上,发挥基层党建和技术治理作用的同时加强情感动员,共建情感共同体,对于实现共治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精英吸纳、融入性协同治理与乡村治理共同体建构

面对现代社会风险与复杂性叠加的情况，乡村治理模式由精英治理到多元共治再到治理共同体演进，以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对抗碎片化、个体化、多元化的挑战。鉴于乡村精英流失、具备资源汲取及整合能力的权威性力量衰弱，国家通过政策、项目、制度、组织、文化（荣誉、情感）等多元方式吸纳被冠以“新乡贤”的新时代复合型精英回归，将促进其融入乡村发展与治理作为实现共同富裕和治理有效的重要举措。乡贤作为重要治理主体与关键行动者，通过公共参与和协同治理、文明传承与人文教化、道德垂范与共享价值体系重塑、共同体意识培育与公共性再生等机制，促进了乡村参与共同体、精神共同体、伦理共同体、建设共同体等不同形式共同体的重塑，在治理共同体建构中发挥了重要的“链条”作用。治理共同体建设须遵循系统性、协同性原则，围绕“结构—行动—意识”三个维度，将多元主体激励与协同、组织合作机制建构、公共性培育作为重点。     

老旧小区改造中协同治理的模式比较研究——基于对北京市3个治理案例的考察

社区治理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重要载体，对促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在物理性设施老旧亟待改造更新和公共服务有效供给不足的双重压力之下，对老旧小区改造中多主体协同治理机制的研究有助于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化解社会主要矛盾。以社团结构和行动秩序两个维度对老旧小区改造中的协同治理机制进行分解重构，阐释老旧小区改造中多元主体参与实践的协同机制和实际效果。实地研究发现：一是现阶段老旧小区改造中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供给相对滞后于物理性的工程改造；二是老旧小区改造中存在代理型、同构型和合作型三种型式并存的现象且三种模式在改造成效上存在差异；三是理想化的协同治理应是建立于参与力量之间实现互信共利的基础之上，但由于改造更新的差异，协同团队成员易于受到短期市场利益的诱导和其他不确定因素的干扰，并应朝向融合型协同治理发展。     

村级公共治理与村级治理共同体——转型期中国乡村公共性危机及治理转向

我国农村发展已迈入乡村振兴的新一轮发展转型期，如何提升基层治理能力、重塑乡村公共性、激活村庄内生发展动力已成为学术界日益关注的话题。通过对村级治理能力的分解，研究指出当前羸弱的村级公共治理能力无力应对功利化、趋利性的底层行为逻辑，是加剧村庄公共性供给张力的主要原因。研究认为，以村庄公共利益为核心的村级治理共同体背后蕴含着“共建—共治—共享”的村级公共治理逻辑，通过提高村级公共治理能力推动乡村社会由“非均衡型”的分利秩序向“认同、参与、动员”的包容共享型村庄内生发展转换。因此，建议以利益共享为导向构建村级治理共同体，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提高村庄动员能力；以熟人社会为中介吸纳乡村精英、现代乡贤参与村庄公共治理，强化权威性社会认同，激发村庄参与能力；推动村级公共治理主体多元化、实现乡村共建，激活村庄凝聚力。     

构建与异质性特征相匹配的社区治理共同体

将具有异质性以及碎片化特征的治理主体拧成一股绳、合成一股力量、形成一个共同体,是当前新时代提升社区凝聚力和实现社区优整合绕不开的重要话题。有别于滕尼斯所谓的建立在社区同质性特征之上的"共同体"概念以及计划经济时期的单位共同体概念,新时代社区治理共同体是一种基于主体多元化、异质性之上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的形成需要利益和情感来充当横向社会联结纽带,以及需要政党来开展纵向跨领域社会整合。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区治理共同体有赖于党、政府、市场及社会四者之间合作关系的形成。     

多民族互嵌式村落共同体建设与基层社会治理转型——基于宁夏AH移民村的调查

多民族互嵌式村落共同体是地缘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路径，是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内容。移民村落是中国传统村落共同体的重构与延续，既传承了中国血缘与地缘重合的共同体传统，又呈现出时代新特征。民族地区多民族移民村落共同体建设，强化地缘意识，实现了由血缘“多元”走向地缘“一体”。文章选取AH村为研究个案，探究了宁夏易地扶贫搬迁的多民族互嵌式村落共同体建设及其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意义。多民族互嵌式村落共同体建设是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要求；民族互嵌结构体系建设是移民乡村社会现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村落共同体精神培育是移民村落基层社会治理发展的未来方向。     

“小邻里”托起“大幸福”——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打造“邻里+”基层治理新样板

2019年3月,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被民政部确定为全国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实验区。两年多来,崇川区以培育邻里文化、聚合服务资源、打造"邻里守望、和谐相亲"的共同体为主要内容,进一步创新探索"邻里+"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打造区域治理共建共治共享"共同体",实现了基层有温度的柔性治理,"加"出了社会凝聚力,"加"出了居民百姓的幸福感。     

让治、信任与整合:治理共同体的路径建构——基于N社区的经验研究北大核心SSCI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社区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元素,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是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的交互场域。新型社会治理格局的建构需要社区层面的实践呈现,而社区治理共同体是政府行政治理与社区自组织、自治理共同作用的产物,并主要关涉地方政府、社区居委会和社区社会组织三大主体。研究发现,N区政府通过“三事分流”的制度创新,让渡地方政府的社区治权进行“全能型政府”治理格局的自我解构,并提供相应的支持性资源;N社区居委会则在政府制度化的合法性支持下,通过微小公益路径的居民需求回应及资源整合视角下的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孵化和支持,实现与政府让治的功能对接与互补。N区政府让治转向与N社区结构化信任和治理主体资源整合的有机结合,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理念提供了实践层面的正向反馈。     

个体化视域下乡村社会情感共同体重塑北大核心CSSCI

乡村本身具有共同体的属性,情感要素是维系乡村社会整合的重要变量。个体化造成乡村社会的情感基础更迭、情感内聚消解和情感边界收缩,具体表现为信任伦理感知弱化、公共精神流失以及福利资源再生产受限,这些社会情感问题亦蕴含社会再整合的需求转向。乡村社会情感共同体的重塑需要兼顾情感与规则的平衡,根植于传统乡村情感资源,融契于现代乡村情感结构,以伦理道德为情感规范、公共精神为情感依托、福利互助为情感纽带,并以制度建设为情感保障,实现乡村社会整合的现代性方式。     

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路径研究 ——以德庆县"三信融合"为例

有效的乡村治理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基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政策目标为乡村社会治理提供了科学的行动指南。以理念、管理和技术三个维度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分析框架,以广东省德庆县"三信融合"为案例,分析基层党组织推进乡村社会治理的实践举措,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德庆县以信仰建设为根本、以信用建设为关键、以信息建设为支撑,设计出一种基层党组织引领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制度化渠道,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探索出一条可能的路径。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必须筑牢利益生产和分配机制,让参与者具有切实获得感,从而实现共同体的巩固维持和拓展深化。     

数字化助推基层治理模式创新

<正>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邳州市戴圩街道地处城乡结合部，和邳州经济开发区实行“区街合一”体制，下辖19个村、6个社区，社会形态多元、人员结构复杂、共治力量不足，群众诉求呈现多样化特点，加快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戴圩街道推进基层治理的一项重大课题。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黔东南州诉源治理的实践探索

诉源治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之一，是从源头上化解矛盾纠纷，使各族人民群众之间关系和谐、和平共处、团结协作，其本质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相耦合。黔东南州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推进诉源治理的特色是深度融入民族元素，现全州法院新收案件总数减幅较大，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成效显著，从中获得的启示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推进诉源治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动力源泉；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是根本保证；深度融入地方民族元素是重要举措；预防矛盾纠纷发生是治本之策。     

共同体重建与社区建设研究综述

通过对社区共同体概念演变的细致梳理发现,当前社区研究中存在五种"社区共同体"模式,直接或间接反映了现代城市社区发展和分化的多种方向。社区建设的最终目标在于重建社区共同体,需要重新定位国家、市场、社会三种力量的作用,构建适应城市化发展的新型社区共同体,关键是要充分认识城市社区发展中的差异性,积极引导市场力量参与社区的建设,鼓励和促进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社区建设。     

诚信文化建设与社区治理的互动逻辑

诚信文化建设与社区治理存在显著的互动逻辑。诚信文化建设是社区共同体建设的实践形态,能够促进社区治理的提升优化;社区治理助推诚信文化建设的实施。两者的有机结合与良性互动,能够有效促进社区治理目标的实现,协同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