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家主权与国际人权的辩证关系

国家主权在国际关系上是最高的权威,国家主权原则,早已上升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国际法原则,是当代国际法最基本、最重要的原则。但是,国家主权不是绝对的,而是有制约和限制的。国家主权是相互的,国家在行使主权时,不得侵犯别国主权。人权,本质上属于一国国内管辖的事项,但是,人权又不是纯属国内管辖的事项,人权受国际法的保护,人权原则也是国际法的重要原则,人权具有国际性;然而,人权原则尚未成为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坚持国家主权,才能保护国际人权。国家主权高于国际人权。“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现点,违背当代国际法,其实质是否定国家主权,干涉别国内政。     

新干涉理论——对国际法的挑战

美、英等西方国家为了实现全球扩张,提出了新干涉理论,其核心是“人权高于主权”。此论调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动摇了国际法的基础,蔑视了联合国的权威,如据此理论,安理会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特殊权力将被剥夺殆尽。该理论是对国际法的否定,绝非国际法的发展。     

国际社会权利滥用的法律分析——“人道主义干涉”的国际法分析

迈入一个新的时代,权利滥用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广泛的关注。在国际社会,"人道主义干涉"是国际社会权利滥用的典型现象。首先对人道主义干涉的概念予以界定,历史上有大量的人道主义干涉的国际实践。人道主义干涉违背了国际法上的三个基本原则:国家主权原则和互不干涉内政原则和禁止威胁或使用威力原则。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公然侵犯被干涉国的主权,武装干涉被干涉国的内政,其侵略行为本身就是一种严重破坏国际人权法的行为,它们貌似尊重人权,其本质就是要借人权否定国家主权,否定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干涉他国的内政,以达到它们的目的。我们认为"人道主义干涉"是国际社会权利滥用的典型现象。     

略论邓小平的人权思想

人权问题是当前国际政治斗争的一个焦点,西方国家以人权为武器大肆干涉别国内政。邓小平同志科学阐 , 明了人权与主权的关系,揭露西方所谓“人权”的阶级本质及霸权主义实质。强调在中国,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维护广 大人民的人权。     

论民国时期收复司法主权的法理抗争

一国的司法权为内政,司法主权则属外交。按照国际法准则,在对外交往中,主权高于一切。近代中国,西方列强为了长期享有在华司法特权即领事裁判权,不断编织法理藉口。1843年以降的近百年时间内,为了收复司法主权,国人不断进行法理抗争,民国时期,趋于高潮。国人的法理抗争给西方列强增加了压力,给政府增添了动力,促进了国人的司法内省,推动了司法主权的恢复,也为中国政府在国际舞台上争取其他法律权益积累了经验。而今一些西方强国时常凭借所谓法理依据,干涉别国内政,侵犯别国司法主权,该行径实为近代领事裁判权的翻版,任何主权独立国家既要在法理上加以驳斥、抗争,更要在行动上坚决抵制,捍卫国家主权。     

对人道主义干涉合法性问题的思考——从国际法的视角看人道主义干涉

对人道主义干涉合法与否的问题,中外国际法学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很难有统一的观点,笔者从国际法的视角认为:人道主义干涉可以分为经过联合国授权的集体人道主义干涉和未经授权的单方的人道主义干涉。前者是合法正当的;后者由于违反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没有国际法上的依据,而且存在严重的弊端,是非法的。     

人权的国际保护与国际主权原则关系初探

国家主权原则是国际法上的一个基本原则,人权的国际保护是国际法的一个新领域,两者的关系并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相互统一、相互促进的。在实践中应该科学正确地对待两者关系,既要反对借口主权侵犯人权,又要反对借口人权干涉主权。     

国际法能够制约大国吗？——美国单边主义阴影下的国际局势

冷战以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霸权欲望伴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而不断膨胀,侵犯他国主权,干涉他国内政,并公然武力攻击他国领土,越来越无视国际法的存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使美国公然挑战国际法的单边主义行为到了极点。国际法学界陷入一片困惑之中,联合国的作用在哪里?国际法能否制约大国吗?挑战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后果是什么?一、国际法基本原则“互相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被称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国际法公认的基本原则,也是中国对国际法的重大贡献。从1954年的《中印联合…     

干涉与“国际干预”国际法的变与不变

冷战后，“干涉”、“人道主义干涉”，常被“国际干预”取代。主张“国际干预”的理由或前提或条件，是被干涉地区或国家的人权状况，即在那里出现了严重的人权灾难。为使“干预”顺利进行，须得限制乃至否定被“干预”国家的主权。出现了“人权高于主权”，各……     

美国《国别人权报告》之国际法评析

美国《国别人权报告》纯粹是美国国内法的产物,它只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避而不谈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它片面强调人权的普遍性,而否定人权的特殊性;它坚持人权高于主权,认为美国可以对任何国家的人权状况予以横加指责;它肆意干涉别国内政,否认人权在本质上是一国的内政。《报告》无中生有、颠倒黑白,大量捏造、歪曲事实;而自身人权状况糟糕的美国,根本就没资格、也无权对他国的人权状况进行评判。     

中国与北非中东变局中的国际法

北非中东一些国家的形势突变,反映了西方国家正在努力构建有利于己方价值观的世界格局,也表明在构建国际秩序方面,除了经济、政治及军事因素以外,还有"人道"和"人权"的考量。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利比亚问题的决议与国际法的新走向,反映了国际关系中新的价值取向。然而,国际法规则存在于多个领域,有多种视角和原则。在这些领域,不同的规则有不同的的考量:基于一定价值理念的"人权"或"人道",与国家主权原则等国际法其他规则之间存在冲突。当今国际社会对是否要对叙利亚局势予以干涉的博弈,反映了国际法规则在国际秩序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所以它不仅事关叙利亚国家和人民,也关乎整个世界局势的走向与发展。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合理运用国际法,体现了她作为大国对国际责任的坚持。     

康德国际法哲学思想考评

康德的国际法哲学思想体现在他对人类和平共处美好境界的向往.他的这一思想来源于自然法学派.他对国际法的许多基本问题,如国际法的渊源、国家主权、人权、战争、国际法的功能、国际安全的保障等,都有深入思考和明确结论.康德国际法哲学思想是引导世界和平发展的经典理论,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美英军事打击伊拉克的国际法分析

美英绕开联合国单方面对伊拉克实施军事打击,是对伊拉克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严重侵犯,是违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的行为。伊拉克战争不仅使伊拉克人民再次蒙受战争带来的损害,而且会给整个中东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带来许多不稳定的因素,从而将深刻地影响到今后的世界格局。     

联合国经济制裁中的人权保护问题研究

联合国经济制裁通常以安理会决议的形式出现,安理会决议具有法律效力,各国有义务全面、严格地执行安理会决议。安理会决议应当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及原则,不得与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律相抵触。当一国出现严重侵犯人权的罪行并怠于履行人权保护义务时,安理会可以代表国际社会对其采取保障人权的必要措施。联合国制裁经历了从"传统制裁"到"聪明制裁"的转变。由于缺少对公正审判权的保护,各国执行"聪明制裁"面临选择困境。针对"聪明制裁"可能引发的人权危机,有必要从制度设计层面入手,明确安理会决议的授权范围,完善"和平之威胁"的判断标准,加强对各国执行安理会决议的监督与审查,保障制裁对象的公正审判权,建立多元化的人权保护救济渠道。在联合国经济制裁中加强人权保护,有利于积极应对国际安全形势变化,有利于促进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有利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和平利用海洋与海上军事行动

和平利用海洋是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主题。《公约》通过限定海洋活动形式、规定海洋争端解决方法以及倡导加强国际合作的方式促进海洋的和平利用。和平利用海洋并不意味着禁止一切海上军事行动,但也确实对海上军事行动构成一定的限制。为实现海洋的和平利用,各国的海上军事行动应符合《联合国宪章》、《公约》和其他国际法规则的规定。此外,加强海上军事互信与安全合作也是解决有关国家海上“安全困境”,维护海洋和平的重要途径。     

维和行动与人权保护——以国际刑法为视角的思考

二战以后建立的联合国及其安理会,为使后世免遭“惨不堪言之战祸”,创设了“维持和平行动”。五十余年来,它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维和行动就像一把双刃剑,在维护和平、安全与人权的同时,也存在着侵犯人权的隐患与现实问题。本文以国际刑法为视角对此问题进行了分析,进而提出了强化维和行动中人权保护的几点思考。     

对国际法上“自卫权”的探讨——兼评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自卫”理由

自卫权属于国家的基本权利———自保权的重要内容之一。一般而言 ,自卫权的行使应针对实际已发生的外来武装攻击行为。但是 ,在实践中各国学者对自卫权实施的“时机”和“适度性”、自卫权行使之必要性的判断权归属、“集体自卫权”行使的条件等一系列问题存在着一些分歧和争议 ,尤其是对所谓“先发制人”的“预防性自卫权”的行使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多数学者认为 ,“预防性自卫权”的行使必须十分谨慎 ,最好由一定国际机构 (比如联合国安理会 )来判断其行使的必要性。本文认为 ,从多数学者认同的观点看 ,美国对伊拉克所实施的“先发制人”的自卫行动似乎缺乏合理的依据。     

Cosmopolitan Law

The European Union need not choose between the two options of a federalist constitution or a loose intergovernmental association of states. There is a third possibility. This is described by Kant as an order of perpetual peace, whereby states undertake to one another to be good republics, to join in a federation of peace, and to respect the rights of each other's citizens. For Kant this corresponds to a combination of principles of constitutional law, international law and, a new category, 'cosmopolitan law'. If we adopt Kant's concepts we can see, first, that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human rights has become some kind of cosmopolitan law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that, second, parts of European Community law can also be seen as cosmopolitan law for its member states. The features of cosmopolitan law are that it does not follow a conventional theory of sources of law, it does not respect traditional state sovereignty and does not require a hierarchy of institutions for its interpretation and application.     

论国际法的财产权逻辑

财产权与主权的关系、财产权与国际和平及发展的关系、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法实践的基本趋势,以及财产权内涵的确定性都表明,在理解国际法方面,财产权逻辑可以构成传统主权逻辑之外的另一进路。迄今为止,国际法的财产权逻辑在权利主体、规制标准以及保护手段方面发生了重要变化,而在财产权观念方面并未发生明显变化,这对于以往以及未来的国际和平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影响。财产权逻辑的进路促使人们认识到国际法实践在主权之外还存在着或许更为绵长的动力,即财产权,从而有助于国际社会借鉴国内成熟的财产权法律经验,以国际法基本宗旨为基本依据,解构并重构现行国际法财产权逻辑,以切实实现并长期维护国际和平与发展,进而推动国际法治。     

联合国制裁之定性问题研究

国际社会虽然使用“联合国制裁”的措词来表述联合国宪章第七章中规定的强制措施,但却因为其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而对其法律制裁的特性深表怀疑,这种怀疑无疑将严重影响联合国制裁机制的进一步发展。然而,按照法律制裁的基本标准来判断,联合国制裁不失为一种专门的法律制裁机制,虽然与国内法律制裁机制相比较,它具有许多缺陷:制裁领域的残缺性;制裁对象的局限性;制裁环节的分权性。但这些缺陷不能从根本上影响其作为法律制裁的本质特性。认识到联合国制裁的这一特性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它将为联合国制裁系统最终通过改革而发展成为一种更加全面、完善的法律制裁机制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