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机关留置盘问权的法律性质与完善路径探究

根据《人民警察法》的规定,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进行盘问、检查,以及带到公安机关继续盘问是人民警察的一项法定职权,这种职权具有行政性和司法性的双重属性,对被留置盘问人的人身具有强制性。公安机关在办案过程中,不当适用留置盘问措施的情况时有发生,不仅造成刑事司法程序与行政治安管理的衔接混乱,且存在侵害违法犯罪嫌疑人人身权利的可能。明确留置盘问属于行政强制措施是完善此制度的前提,应当从立法角度对留置盘问的适用条件、期限、程序以及监管进行明确规定和完善,使公安机关在采取这种强制性手段时实现规范化和法治化。     

对人民警察留置盘问权的法律思考

留置盘问权是《人民警察法》赋予人民警察当场强制扣押违法犯罪嫌疑人 ,对其进行讯问查证的重要权力。留置盘问是一种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 ,兼具行政性和司法性双重性质 ,其具有当场性、临时性、嫌疑性的特征。为在实践中正确适用留置措施 ,避免适用不当给公安机关带来负面影响 ,有必要对留置这一强制措施的性质、适用范围、适用程序等问题 ,在相关程序法中予以进一步规定。     

留置盘问的缺陷与完善

我国<人民警察法>关于留置盘问规定存在的立法缺陷,导致公安执法实践的混乱,因此,应当明确规定留置盘问的法律性质,缩小留置盘问的适用范围和缩短留置盘问的期限.     

治安传唤中值得探讨的两个问题

公安机关在治安传唤实践中,基于同一违反治安管理的事实,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适用传唤程序后,不能再进入留置盘问程序,采用留置盘问程序后可再进入传唤程序。为了查明案件事实,公安机关可以进行第二次传唤,但为了保证传唤的顺利进行,建议引入找担保人或交纳保证金的制度。     

继续盘问制度的法律分析及适用

继续盘问制度的适用条件是指人民警察在主观认知上达到"理性人"对相对人的合理怀疑,并且当场无法释疑。对实际应用中出现的混淆继续盘问与传唤、拘留、拘传等强制措施的适用、扩大继续盘问对象范围、错误适用继续盘问时限以及继续盘问制度空置化情况严重等问题,应当加强相应的培训和学习,提高程序意识和人权意识,加强监督和检查以提高认识。     

继续盘问制度的实施困境与变革

继续盘问措施在执法实践中一度被基层民警当做办理治安案件或者刑事案件的必经程序。然而,自《公安机关适用继续盘问规定》颁布以来,继续盘问制度被虚置化。究其原因,是基层民警不愿使用、不便适用和不敢适用。为发挥继续盘问措施在打击违法犯罪方面的功效,应解决扩大继续盘问措施的适用主体、合理设定继续盘问的时间、科学设置继续盘问措施的实施程序、完善被盘问对象的救济途径等问题。     

浅论公安机关在留置盘问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针对留置盘问这一行政强制措施在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本文进行了较全面地分析，同时提出了一系列健全完善的措施，以更好地使人民警察依法履行职责，更好地发挥留置盘问的作用。     

解读“公安机关适用继续盘问规定”相关问题

《公安机关适用继续盘问规定》(以下简称继续盘问规定)作为一部单独的部门法规提出,至今还是第一次。继续盘问规定与以往《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9条关于继续盘问规定的内容相比,更便于操作,适用的对象更具体,程序更严密。     

我国侦查中的强制到案措施之不足与整合

我国侦查中的强制侦查到案措施包括:拘传、拘留、逮捕,立法的不足在于:第一,没有明确强制到案措施与羁押的分离,混淆了羁押防范措施与强制到案措施之间的关系;第二,拘留所附带的关押期限太长,而使其变成一种准羁押的诉讼防范措施;第三,没有明确公安机关的无证强制到案措施,从而导致本属警察法所规范的留置盘问措施在侦查中滥用。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建立羁押与强制到案措施分离的刑事诉讼强制措施体系,缩短拘留所附带的监禁期限,整合留置盘问与其他强制到案措施之间的关系,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将留置盘问作为紧急情形下的侦查强制到案措施。     

浅议正确使用传唤（盘问）权

公安机关在办理各类案件时,存在不依法传唤,滥用传唤(盘问)权,不重视办理传唤、留置的程序,非法侵犯公民人身权益造成严重后果的现象。传唤、盘问、拘传均为单一存在的程序,不能合二为一,也不能混淆使用,更不能连续相加使用。     

对当前预防和打击拐卖儿童犯罪的思考——昆明市公安机关预防和打击拐卖儿童犯罪专项整治分析

近年来,昆明市公安局不间断地组织专项打击整治行动,有效遏制了拐卖儿童犯罪案件的多发势头。但此类案件还是边打边发,难以有效根治。原因:1、买方市场巨大的需求,刺激着拐卖儿童犯罪的滋生与蔓延;2、城市外来务工人员违反计划生育,子女“放养”现象普遍。建议:1、从立法上加大对拐入地买方市场和买主的打击、惩处力度;2、对不履行监护职责的家长制定具体的处罚条款;3、出台打击拐卖儿童犯罪协作工作机制;4、建立全国性的失踪被拐儿童父母DNA数据库。     

权利与权力 价值与目的——关于刑事强制措施之法理阐释

本文通过对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历史发展沿革之阐述、刑事诉讼强制措施本质上的权力与权利之分析、刑事诉讼强制措施法律控制的法理内涵棗法律与权力关系之阐发、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诉讼价值和目的的评价,从系统性和整体性的层面上,批判与分析我国刑事诉讼强制措施基本理论现状,提出相关认识,以促进刑事强制措施理论的完善,推进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刑事强制措施实施民主化、人权化、进步化之发展趋向。     

马克思主义与现代科学技术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内在的理论品质,同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共命运,与科学技术革命的出现、发展相一致。现代科技革命的日新月异、迅猛发展不会改变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只会发展和丰富其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是不会过时的,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它都是指导科学技术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     

论道德与法律的异同及其启示

道德和法律之间是一个既有区别和矛盾又共生互动的互补互促的关系,二者在目的、功能、构成要素、物质文化基础等方面存在诸多共性;而在起源、属性、表现形式、样态、规范结构、本位属性、确定性、演变和发展、调整对象、适用范围、实施方式、运作程序以及成本耗费等方面又体现自我的个性。因此,一方面,我们在运用道德和法律调整社会关系时,应当明确二者的区别并界分各自的适用范围,让二者保持适当的距离;另一方面,我们更应看到二者的共性和彼此共生互补互促的联系,取长补短,使他们的整体功能实现最大化的发挥。     

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消亡

全球化使国家的界限变得模糊 ,对国家的职能和作用产生冲击 ,对国家的主权地位提出严峻挑战。但这并不能得出民族国家过时甚至消亡的结论。因为 ,无论从一国之内还是就世界范围来看 ,政治的冲突、经济利益的差异和文化意识形态的对立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全球化并没有创造出使国家最终消亡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 ,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民族和国家意识。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认定和适用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侵犯了司法机关刑事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又破坏了我国的刑事辩护制度;本罪客观方面是实施了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作伪证的行为,＂威胁＂和＂引诱＂的认定一定要慎之又慎;本罪犯罪主体是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实践中多数是律师构成;犯罪主观方面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是行为犯,因而必然存在未遂形态。要关注本罪的刑罚适用,免于处罚的情形亦不可忽视。     

房地分开、租税分流———农村房屋流转的途径与办法初探

农村房屋不是商品,但可以转化为商品并上市交易。农民拥有自己的房屋所有权,但并不拥有土地的所椒;农民买卖自己的房屋,并不能买卖属于集体的土地。因此,农村房屋买卖应该实行“房地分开”;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也可以购买农村旁屋,但除了支付房屋价格以外,还应向集体经济组织支付地租,地和是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实现形式。城乡资产融合,城乡房屋同地同房同质同价,政窬在整个城乡房屋的开发环节、持有环节、交易环节都能收取税放,这种税放收入量大、稳定,应该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     

擒拿格斗与遇抗控制的比较及教育对策

我国警察使用的擒拿格斗技术与美国警察使用的遇抗控制技术在技战术特点、医学的认受性、法律的认受性、公众的认受性、科研取向上有很多差异。我国公安院校可从这些差异中寻找擒拿格斗技术改革的方向和教育训练的对策。     

压力与警察身心健康

在所有压力性职业中，警察工作所承受的心理压力指数高居首位。警察职业面临着挑战和压力，警察在压力之下心理健康易出现问题，警察工作压力对警察身心健康的影响很大，压力与生理症状、压力与心理反应症状和压力与行为表现几方面关系密切。     

现代化与犯罪的特征及内在关联

现代化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具有整体性、主体性、革命性、相对性的特征。犯罪是反社会的严重危害行为、具有客观性、社会性、主体性、相对性的特征。现代化与犯罪不是互不相干的,而是有着十分密切的内在关联性。这种关联性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作用机制和现实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