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政府数据的政策扩散路径及内在机理研究——基于我国地方政府开放数据平台的分析

作为中国地方政府的一项政策创新,开放政府数据运动正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本文以政策扩散理论为视角,对国内46个地方政府开放数据平台进行分析,探讨开放政府数据的政策扩散路径及内在机理。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开放数据扩散时间上处于S型扩散的快速扩散期,空间上呈现区域扩散和邻近效应,路径上层级效应显著,动力上内外因素综合作用。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政策扩散的逻辑分析——基于中国180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政策作为新时期优化土地资源要素配置、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缓解相对贫困的重要抓手和工具,有助于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因此剖析入市政策扩散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政策扩散理论作为分析工具,采取事件史分析法对2005-2019年我国18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从内部需求、外部压力和个体动机三个维度剖析入市政策扩散的背后逻辑。研究发现:(1)入市政策扩散在时间特征上符合S形曲线规律,在空间维度上呈现显著的区域与邻近效应;(2)在入市政策扩散过程中影响城市间采纳的因素差异表现为重外部压力、轻内部诉求与个体动机。对此,需要建立健全地方政策创新扩散信息交流平台,加强政府间的沟通交流;需要上级政府发挥好引导作用,积极鼓励地方创新改革;需要充分发挥大众传媒在政策扩散过程中的积极宣传作用。     

政策扩散视角下的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基于20个省份数据的探索性分析

省直管县改革是优化地方政府组织结构、理顺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重要改革举措.以公共政策创新扩散为视角,建立理论框架实证分析省直管县财政改革2003年至2012年间从政策试点到全面推广的改革进程及其影响因素.基于20个省份的数据,研究发现省域资源禀赋、管理幅度、邻居效应和省长的县级主官经历等因素在不同程度和方向上影响省直管县改革的政策采纳概率和扩散程度.     

创造有利于自主创新主体释放能量的人才政策环境研究

着眼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的,政府在创造有利于自主创新主体释放能量的人才政策环境方面,实有改进余地和拓展空间。其要件在于:在制定人才政策进程中应充分考虑适应创新型人才的需求特点;积极推出和实验有利于创新型人才成长与发挥作用的系列政策;善于通过有效的人才政策创造优良的复合环境;营造有利于创新的文化环境。     

以地方政府改革创新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2009年地方政府改革典型调研分析

在对12个省市进行调研的基础上,分析·地方政府行政改革创新举措的现状,总结了其中的成绩,分析了出现的普遍性问题.问题主要为改革理论研究不足,改革系统化程度有限、透明度不高、创新空间不足、法制化程度低、没有触及政府职能的核心领域.针对这些问题,指出在宏大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程中,需要进行全面的理论研究,进行系统的规划,中央政府在实践中应通过政策制定强化分类指导,激励地方政府寻求突破.     

论我国地方政府政策创新能力的提升

不断提高政府的决策创新能力,促进政府政策创新的展开对我国政策过程、政府体系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受政策主体、政策资源、政策体制和地方政府政策自身特点等多方面的影响,我国地方政府行政政策创新受到极大的限制。提升我国地方政府再创新的对策有:造就高素质的政策主体,完善地方政府的政策体制,开发并整合地方政府现有的政策资源,形成并发展促进政策创新的激励机制,营造促进政策创新的社会和组织环境。     

基于大部制模式的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刍议

推行大部制是地方机构改革的重要创新举措。但作为一场深刻的政府自我革命,地方政府在推行大部制的进程中面临着职责同构、部门利益、机构磨合、代理缺位等诸多困境。为使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顺利推进,应采取的策略是:进行政府职责和机构的再设计;科学平衡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构建部门协调联动机制;加快社会组织的发展与改革。     

省直管县改革与县级政府财政解困——基于6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全国各地普遍试点并推广的省直管县改革被认为是实现县域经济盘活和县级政府财政解困的重要手段,但关于该问题的大样本实证证据却尚未发现。基于6省2004-2009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基于自然实验的倍差法模型估计,本文实证分析了省直管县改革对县级政府财政自给能力的实际影响。研究发现省直管县改革的财政政策效应明显,显著提高了县级政府的财政自给率,但其政策效应呈现出边际效益递减的趋势。研究还发现省直管县改革对县级市、富裕县和规模较大的县的政策效应最明显。本文对上述发现进行了讨论,并据此提出省直管县改革通过提高财政自给率而对县级政府财政解困产生积极作用,但在稳步推进省直管县改革的同时需要采取配套措施;省直管县改革在不同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和行政单位性质的县产生的政策效应不尽相同,各地在推行省直管县改革时应因地制宜,结合县域经济和财力情况,制定适宜的政策并采取合适的策略。     

从权力中心主义到法律中心主义:地方政府治理改革模式的实践探索及其制度性建构

权力中心主义改革模式阐释了当代中国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一些共性特征,即以政府权力意志为主导,以地方支持性政策为平台,以行政授权为推进手段,以试错之名"良性违法"等。权力中心主义改革模式的生成逻辑是"于理有据",即德之理、情之理、权之理和法之理的总和。"于理有据"也内蕴了权力中心主义改革模式无法克服的限度,即"于法无据"。作为新的替代方向,法律中心主义改革模式已经在部分地方政府治理创新中出现,并开始向制度构建层面迈进,其基本要义是强调地方政府治理创新遵循法律规范、民意需求和权力平衡等基本原理。地方政府治理创新模式从权力中心主义转向法律中心主义,也意味着其改革动力从权力本位转向了法律本位。这种基于法律本位的地方政府治理创新模式将推动各级地方政府治理创新在法治保障框架下呈现百花齐放却于法有据的新局面。     

地方政府绩效评价的扩散:面向广东省的事件史分析

以1999—2016年广东省各市县政府绩效评价的扩散为例,运用基于二元Logistic回归的事件史分析(EHA)法,探寻地方政府绩效评价的扩散机制。研究发现,广东省各市县政府绩效评价的扩散在时间上呈现S形,并且可以分为四个阶段——起始阶段、稳定增长阶段、快速增长阶段和下降阶段;政府绩效评价是在以强制机制为主、以学习机制与竞争机制以及模仿机制为辅的共同影响下得以逐步扩散。同时,强制机制、学习机制和模仿机制的时间滞后效应显著。因此,为推动地方政府绩效评价工作的持续发展和水平提升,中央政府应该加大指导和督查力度,并鼓励各地开展经验交流和学习,开展地方特色创新;加强新闻报道和宣传,同步营造争先创优、提绩创效的舆论氛围。     

社会建构是如何影响社会政策扩散的？——以积分制政策为例

府际社会建构是影响社会政策扩散的重要机制。按照目标群体社会建构及其利益分配差异,社会政策可以划分为一致政策和不一致政策。基于积分制政策的研究发现,一致政策更多在平行城市间扩散,不一致政策更容易实现垂直扩散。具体而言,基于理性选择,城市政府倾向于将利益分配给优势者和竞争者,在沿袭一致政策中实现政策的工具性扩散。基于对中央意图和地方利益的考量,省级政府的政策选择具有不确定性;中央政府具有配置不一致政策的责任和资源,倾向于重构目标群体和再分配政策利益,给予依赖者政策利益,实现政策价值的扩散。     

论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政策转化:影响因素与优化路径

政策转化是衔接实践探索与制度建设的桥梁与纽带。地方政府在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政策转化对创新行动的牵引、固化和扩展功能。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看,只有把社会治理创新实践总结好,通过政策产出的形式转化好,才能在区域和全国层面形成良好的积聚和带动效应,最终为推进宏观层面的制度建设奠定基础。当前,与实践层面上的改革和创新举措大量涌现相比,社会治理领域的政策跟进和转化能力不足,不仅极大地影响了改革的社会成效,也制约了制度供给的效能。基于对当前地方政府推进社会治理创新之主体结构、关系网络、影响因素与动力机制的考察,要提升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政策转化能力,必须充分吸纳政策转化的主体力量,持续优化政策创新的行动结构,不断激发政策创新的深层动力,积极完善政策创新的配套保障,努力构建科学的政策学习机制,注重加强社会治理创新的地区横向整合,进而科学地把握政策转化时机,不断提升政策产出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采纳与内化：多重制度压力如何影响河长制创新扩散——基于省级政府的定向配对事件史分析

随着我国各领域改革深入推进,地方政府创新及扩散现象愈发受到关注。既有研究指出制度压力是影响地方政府创新扩散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创新扩散理论和新制度主义双重视角,建立包含层级规制压力、同级模仿压力和整体规范压力的分析框架,同时根据合法性建构过程差异将创新扩散分为“采纳”与“内化”阶段,运用定向配对事件史分析法,对2010—2017年河长制在省级政府扩散的数据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创新内化通常滞后于其采纳。层级规制压力对创新扩散两阶段均起到正向推动作用;同级模仿压力中,“政绩比拼”下的区域竞争压力仅在采纳阶段显著为正,学习模仿压力在采纳中的负效应体现出地方政府的“恐后”而非“争先”逻辑,邻近竞争压力在内化阶段的负向作用则表明相邻政府不愿“为他人做嫁衣”的倾向;整体规范压力上,中央媒体形成的互动交流网络对创新采纳和内化均有正反馈机制,地方媒体的参考借鉴指南功能则推动了内化过程。本文通过丰富制度压力类型与来源,拓展创新扩散阶段与边界,进一步探讨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压力、真实与虚假扩散等议题,也为其他相似场域的研究提供了一些相对系统的阐释。     

论制度创新中电子政务发展的强制性逻辑与诱致性逻辑

制度创新促进电子政务发展具有两种选择:强制性逻辑和诱致性逻辑.发挥强制性逻辑作用意味着权力资源向电子政务领域集中式介入.利用制度的刚性功能,形成以中央政府为主导的电子政务硬性发展的制度范式,将产生排斥效应,可以缓解或消除电子政务发展的被动局面.施展诱致性逻辑功能预示着政府权力资源向电子政务领域的分散式介入.利用制度的弹性功能,形成以地方政府为核心的电子政务柔性发展的制度范式,将产生自发效应,从而调动地方政府自觉地推行电子政务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从我国国情出发,制度创新促进电子政务发展应采用二元模式:对于经济发达、社会文明程度高的区域,应建立以诱致性逻辑为主、强制性逻辑为辅的制度创新模式来加快其电子政务发展进程;而对于经济欠发达、社会文明程度较低的区域,应建立以强制性逻辑为主、诱致性逻辑为辅的制度创新模式来提高其电子政务发展水平.     

不平衡与协同优化：我国区域营商环境研究

优化区域营商环境是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和权力规制理论,从市场主体微观行为、政府规制的视域完善我国区域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开展全国区域营商环境评价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营商环境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域差异,主要体现在:部分区域内部营商环境相对优势沿着"核心城市(城区)—核心城市(城区)所在省市—相邻省市"迅速衰减、不同类型公用设施供给的区域不平衡性呈现分化特征、司法解纷和信贷服务区域不平衡性相对显著、规制过程复杂且涉及利益相关体较多的指标在各区域呈现改革"深水区平衡"现象、全国垂直管理领域指标呈现区域间"相对平衡"。为破解我国区域营商环境的不平衡问题,应加强跨省市协同顶层设计,完善优化营商环境的区域沟通协调机制;重视以"标准化"促进"平衡化",进一步降低营商环境"行政区划壁垒";统筹推进审批制度改革经验扩散;聚焦司法和信贷领域体制机制性创新扩散;推动各区域在部分指标领域实现"深水区平衡"现象的破解。     

危机回应的非预期效应：基于太湖蓝藻事件的分析

危机事件引致政府及时回应,进而推动制度改革与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但政府的危机回应能否以及如何在预期效果外产生有助于纾解危机背后政策元问题的其他政策效应,是政策设计与评估往往忽视的重要议题。围绕地方政府回应太湖蓝藻这一环境焦点事件的案例,结合对政府回应的定性梳理与准实验设计的量化评估,本文探索危机回应特征与企业创新这一非预期政策效应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地方政府在迅速回应焦点事件以外持续且多样的政策回应特征,诱发了企业总体创新与绿色创新持续增长的非预期效应,从而纾解了危机背后环境与经济间长期矛盾的元问题。研究提出了政策元问题与非预期政策效应间的关系,识别了危机回应非预期效应的存在及触发条件,丰富了对危机回应政策效应及其实现机制的理解,并给出重要启示：危机后形成持续的回应机制可促进解决元问题的长期政策效果实现;充分理解政府持续回应的有效性及其机制,是推动政策问题根本解决的关键。     

“扩权强县”改革效果的比较研究——以浙江省县政扩权为样本

“扩权强县”改革作为现行政府间行政管理体制的重大调整,“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要求扩大县城发展自主权,稳步推进“扩权强县”改革试点.运用差分内差分方法和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以浙江省县政扩权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对比分析了“扩权强县”改革对扩权和未扩权以及扩权内部强、弱县之间的县城经济和财政收入的不同影响.结果表明:改革有力地促进了扩权县的县域经济和财政收入；改革对强县的促进作用比弱县更为显著；强县发展在较大程度上依赖固定资产投资和地方财政支出；二、三产则更有助于弱县的发展.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对各省下一阶段推行“扩权强县”改革的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省市政府应实现从“强县扩权”到“扩权强县”的跨越；强县政府应摆脱对“投资型”增长方式的过度依赖；弱县政府则应优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浙江模型”:研究范式及理论发展——地方政府间垂直权力关系改革的视角

作为聚焦地方政府间垂直权力关系演变的理论模型,"浙江模型"能够较好反映下级政府自主权力扩大所带来的积极效应,但无法有效回答下级政府"滥权"问题。提高"浙江模型"的解释力,需要对下级政府的自主权力进行解构,厘清自由行使权力、约束行使权力和激励行使权力,明晰自主权力运行机理。     

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创新：驱动机制与路径选择——中国情境下的分析框架和经验证据

不断推进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创新是破解当前公共服务供给困境,构建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国内外相关文献分析的基础上,从政治制度、社会需求和资源支撑等视角出发,构建了中国情境下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创新驱动机制的分析框架,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方法,对"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下公共服务创新类项目进行了系统比较分析。研究发现,在中国情境下,晋升激励是引致地方政府创新成功的充分条件,领导支持是驱动地方政府创新成功的必要条件;而在创新的代表性路径中,公民参与和媒体报道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和改革本身的难度对创新工作的影响有限;行政主导型、需求诱发型和多方互动型的创新模式是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创新时选择的主要路径模式。未来中央应更注重从制度层面激发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创新热情,降低社会公共服务需求的政府进入门槛,同时应注重激发公共服务创新要素组合的叠加效应。     

地方公共服务政策创新的四维分析——以温州一项政策为例

研究公共服务政策创新在当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从价值、时间、空间和文化四个维度进行分析,是一种全新的视角。从价值维度来看,政府价值取向决定了公共服务政策创新的方向;从时间维度来看,政策创新需要良好的机会之窗,才可能由可能性变为现实性;从空间维度来看,制度空间决定了政策创新的水平和程度;从文化维度来看,文化支持使地方政府政策创新具有深厚的根基,坚持区域性、本土性是公共服务政策创新成功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