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嵌入:农村经济能人与基层政府行为——政治社会学视角下的城镇化问题研究

作为一项系统性的社会工程,城镇化的推进不仅与基层政府的行为紧密相关,也受到农村社会自身力量的制约。以基层乡镇政府为代表的国家力量和以农村经济能人为代表的社会力量是影响城镇化发展进程的两大要件。基于比较个案的研究显示,在城镇化项目建设中,乡村社会当中的经济能人会扮演"直接投资者""决策参与者""乡村社会的利益争取者"等三种不同角色。而基层政府则会相应地采取不同的行为策略,包括"财政收益驱动下的合作共谋""利益博弈中的被动介入"和"官僚制逻辑下的主动干预"。本研究将国家与社会在城镇化进程中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改变及其体现出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归结为"双向嵌入",并强调与以往强调社会力量行动策略的理论进路不同,国家在达成自身目标过程中对社会的主动渗透成为"双向嵌入"的原始动力。通过对农村经济能人角色和基层政府行为的解读,本文从政治社会学视角分析城镇化过程中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利益再平衡,认为城镇化建设需要尊重社会主体的行动逻辑,国家政权与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形态直接影响着城镇化的成败。     

基层民主制度输入与村庄公共性的重构——基于东北B村的经验分析

村庄公共性是村庄善治的根基,在村庄社会内生公共性不断式微和消解的现实困境下,重构村庄公共性成为当前基层治理面临的重要议题。在东北农村"四议一审两公开"的制度实践中,村庄公共性实现了从缺失到重构的转变,这表明基层民主制度输入能够对村庄公共性重构的复杂过程发挥关键的机制作用;通过制度实现权力开放、利益关联和动员村民以及资源激活,生产出了一种"制度公共性"。基层民主制度的输入和运行在村庄治理中表现出一系列正向效应。基于基层治理规范化和重建乡村社会秩序的目标,国家需要向基层输入有效的民主制度,以激活村民自治,为变迁下的乡村社会注入新的活力。     

迁村并居与社会稳定风险关系的分析

工业化、信息化以及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加快了风险社会的到来,"收益—风险"的权衡取代了传统的"收益—成本"分析成为政府新的决策评价标准,研究社会稳定风险成为弥补传统项目评估的缺憾以及丰富政策评估体系的关键举措。城镇化快速推进加剧了风险种类的衍变以及城乡关系的变迁,而在此过程中的"迁村并居"一直被认为是风险的集合体、群体性事件的危机元。研究并预判"迁村并居"的社会稳定风险的积聚与化解成为预防和减少群体性事件、加快城镇化推进质量与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关键所在。"迁村并居"社会风险的积聚是多种潜在矛盾显性化的过程,其风险化解需要进一步建立完善的危机预警机制与风险预估体系,并且,强化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以及农村社会治理体系成为必然选择。     

集体经济形式变迁与村庄治理形态转换研究——以鲁北M村为例

本文旨在通过个案研究的方式探究城郊村集体经济形式变迁与治理形态转换之间的内在关联。文中呈现了在城镇化背景下的鲁北M村的集体经济形式从再集体化工业经济向集体土地非农化流转经济转变,以及村庄治理形态从干部支配型治理转向强人共治型治理的发展历程。在这一治理形态转换过程中,村庄权威从干部权威更替为强人权威,治理方式从专制转变为协商,治理载体从村委会转移到村代会。进一步的分析中,笔者发现,M村集体经济形式的变迁与治理形态的转换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其内在作用机制为:村庄集体经济形式的变迁会直接带来村庄利益结构的重构,进而引发村民政治参与和村庄权威的重塑,并最终导致村庄治理形态的转换。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村庄集体经济形式变迁是影响村庄治理形态转换的核心因素。     

由脱贫到振兴的政策衔接何以可能?——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的典型个案分析北大核心

政策衔接是制度渐进性变迁中的尝试性和过渡性环节。由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政策衔接处于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变迁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宏大历史进程中。从历史制度主义的“制度拼图”视角来看,由脱贫到振兴的政策衔接过程内含依赖式取代和拓展式漂移两种渐进变迁模式。案例村庄以满足农民需求为核心,在政策衔接中“涌现”出的试点机制、组织学习和动态适应机制、中国共产党统合治理机制助推其逐步实现从脱贫到小康再到富裕的有序衔接和转型升级。     

城镇化进程中农村教育的文化使命

我国的城镇化道路也是农村社会文化变迁的过程 ,由于非物质文化的变迁总是落后于物质文化的变迁 ,所以面对城镇化进程 ,我国当代农村文化的发展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农村城镇化为农村文化变迁创造了有利的制度和经济环境 ,大力发展农村教育能够加速农村文化变迁 ,促进农村社会的全面繁荣     

边疆民族地区城镇化进程中农民进城动力的比较研究——以西藏自治区达孜县尊木采村和萨迦县陈村为例

随着西藏城镇化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进入城镇。通过对西藏自治区两个发展程度不同的城镇化过渡区域村庄的调查,通过比较研究并分析影响农民进城动力的因素,建议通过职业教育、政府宣传等方式培养农民的工具理性,促进农民进城和城镇化建设。     

国家与村庄互动中的村治变迁--建国50年来H村的村庄政治生活调查

文章以国家与村庄关系的变迁为背景,考察了建国50年来H村政治生活和治理模式演变的三个阶段,认为在考察农村政治变迁时,必须重视国家制度对农村政治生活变迁的重要作用以及国家和村庄政治对其社会基础的依赖性.     

就地城镇化模式研究

就地城镇化指农村的就地改造和农民在世代居住的乡村完成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城镇化、现代化的转型。有三种典型模式:大城市近郊乡村的城镇化;地方精英带动的村庄城镇化;外部资源注入的乡村城镇化。其动力因素包括产业培育和就业结构的转变、土地的资本化、地方精英的资源整合作用、交通机动化的影响以及农民返乡意愿等。它是在具备诸多动力因素和条件下实现的,如果人为地推动村庄改造、村民上楼、造城运动,这样的城镇化是难以成功的。     

公共品供给“补缺式失衡”:何以生成与强化?——中部贫困村与非贫困村比较分析

农村公共品供给"补缺式失衡"造成村庄间资源获取厚薄不均,损害政府施政公平性,降低村民获得感,不利于村庄协调发展。对中部地区贫困村与非贫困村的个案比较研究,可以理清国家对贫困村过度扶持造成的贫困村与非贫困村公共品供给"补缺式失衡"生成与强化的深层逻辑。研究表明,基层政府生产"虚假贫困户"的变通性行为,以及贫困识别—退出机制形成的"因点及面"效应是推动农村公共品供给"补缺式失衡"问题生成的关键环节,基层政府过度供给、优先供给的逻辑则又进一步强化了公共品供给"补缺式失衡"的局面。对此,要从完善贫困村识别办法、加大非贫困村公共品供给力度等方面出台举措予以解决。     

中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变迁的政治学分析

本文以转型时期中国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为研究对象，具体考察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变迁的政策内容、动力机制和过程。笔者认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度变迁过程反映了转型时期中国特定时空背景下制度变迁的机理：落实宪法赋予的公民的同等权利和创新既往的管理模式是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变迁的主要内容；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对现存治理体系和制度安排的挑战是促进制度变迁的主要原动力；制度创新的主体力量是政府，其过程表现为体制内的上下互动。由于制度供给主体的功能局限性导致我国的制度文本和制度实施效果之间存在巨大的落差，只有突破制度变迁与创新过程中的单一动力作用，建立公民、社会、国家之间的持续互动机制，才能实现制度的有效供给和均衡。     

结构变迁中的价值观发展:新市民和谐观的认知理路

"新市民"也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指农村80后、90后群体,他们基本没有农村生活经历,较早进入城市打工,是随着社会转型而出现的新阶层。在社会结构变迁中,对其研究兼及城镇化和乡土意识蜕变等社会学、哲学、伦理学意义,是研究当下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样本。从"熟人社会"进入"陌生人社会",有效社会认同的实现,是新市民群体与城市社会的互动互构,本文以"结构变迁理论"为工具,居于"空间正义"的研究视角,从"农民终结"的深层内蕴思考对和谐价值观的认知,重构以和谐为核心的价值生态,使和谐价值观的社会追求成为新市民阶层今日之主题。     

变革期的政党制度化与国家治理体系变迁——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制度化分析

政治发展和民主转型是政党制度化研究的主流范式。两种范式及其研究路径都无视政党制度化在国家治理体系变迁中的意义。国家治理视角下的政党制度化研究,旨在寻求政党研究在比较政治学中的"回归"。变革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制度化过程表明:政党制度化是解释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变迁动力、路径和走向的关键变量。中国共产党通过领导体制的法制化、组织和价值基础的双重理性化和政策治理网络的优化,实现了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渐进性的变迁。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机制的创新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促进城镇化发展、提高城镇化质量的战略任务。城镇化是体现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指标，是经济社会转型的强大动力。推进城镇化不仅体现在户籍制度改革和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上，同时，须对农村土地制度进行改革，实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机制的创新。然而，     

我国东西扶贫协作的推进机制研究

我国扶贫协作是动力机制、传导机制、保障机制和调整机制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通过优化中央和东部、西部地区政府引导力量、提升市场主导力量、强化与国家战略耦合力量,构建东西扶贫协作动力机制;通过强化区域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政策传导、推动"需求—生产—就业—收入—需求"良性循环市场传导,构建东西扶贫协作传导机制;通过完善投入、监督和考核等政策保障、完善政府组织和社会组织等组织保障、完善人才管理、激励和流动等人才保障,构建东西扶贫协作保障机制;通过产业准入、地区退出、主体地位、协作方式和扶贫模式的调整,构建东西部扶贫协作调整机制。     

农民文化生活的失衡与调适——基于湖北安徽农村文化生活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对湖北、安徽两省六个县市的农村文化进行调查,分析当前当前农民私性文化生活和公共文化生活现状。用数据表明在农民私性文化活动日趋丰富的今天,农村公共文化却呈现出一种整体性的衰落,这种衰落不仅影响到农村公共文化本身的发展和繁荣,也使农村公共文化失去了对农民私性生活的规范与调适作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村民对村庄的价值认同,削弱了村庄的凝聚力。改革当前不适宜的农村公共文化供给服务机制,以制度化的方式扩大农民对农村公共文化的参与是重建农村公共文化生活,获得村庄公共认同的有效途径。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村空心化治理

随着中国城镇化的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带来了农村宅基地的闲置等农村空心化问题,造成农村土地资源的浪费。同时,城镇化的推进也使得城镇用地日益紧张,造成资源错配。本文运用推拉模型,从农村内部的发展和城镇化推进过程中的城镇吸引力两个方面分析,得出农村空心化的几种不同类型及其形成原因。一是在靠近城镇的区位优势明显的农村地区,由于非农就业带来的人口候鸟式迁移,农村宅基地季节性闲置的"假空心化";二是偏远地区由于农村非农就业带来的真正的空心化;三是因为缺乏农村发展规划导致的农村的无序拓展,建新不拆旧、村庄外拓导致的村内空心化;四是快速城镇化的推时导致城市占领农村,在未解决好农民就业、社会保障等问题情况下,盲目"农民上楼"带来的农村空心化;五是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带来的土地溢价,使近郊农民提高了土地增值预期,即使实现非农就业及长期定居城镇,仍然不放弃农村宅基地的空心化现象,并在此基础上指出空心化的治理需要结合每种具体的形成原因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     

以改革为动力加速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

为迎接入世挑战 ,加速我国农业经济发展 ,本文认为必须以改革为动力 ,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 ,并相应提出 ,稳定农业和农村基本政策 ,以市场化为目标进行土地制度改革 ,推进税费改革 ,实现农村工业化、城镇化 ,建立农业投入新体制等对策建议。     

基于功能变迁视角的宅基地管理制度研究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的推进,建设用地需求增加,土地资产属性凸显,宅基地利用中出现隐形流转和超标占用等问题,亟需创新宅基地管理制度。从宅基地功能出发,农村划分为城中村、近郊村和远郊村三种类型,以长沙市3个典型村为例,分析社会转型过程中三种农村的宅基地功能变迁。研究表明,三种农村宅基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和生产功能都在减弱,城中村和近郊村的宅基地资产增值功能增强,远郊村宅基地基本不具备资产增值功能。根据资源配置理论,具有资产增值功能的宅基地应实行市场配置,即有偿使用和自由流转;不具备资产增值功能的宅基地则继续实行计划配置。     

新时代村治逻辑探究:行政与自治关系的均衡

在当前国家治理体系不断向乡村延伸的背景下,村级治理行政化改革对村民自治体系产生了深刻影响。这既打破了税费改革之前行政与自治的均衡关系,又开始出现行政吸纳自治的趋势,表现为行政代替自治以及摒弃和忽略自治,从而增加了村级治理的负担。而在行政与自治相互结合且实现均衡的情况下,基层社会可以实现最优化治理。提升国家治理能力,重塑国家与村庄社会均衡秩序,成为"权利—义务"互构国家认同观之外的第二种维系国家—村庄的治理范式。关键在于治理主体的两极,即以行政化力量为代表的国家治理和以村民自治为代表的村庄与农民自主治理应达成一种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