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信用立法的功能定位与核心问题

社会信用立法面临着功能定位不明确、技术回应不明显、实施立场不准确等比较突出的问题。社会信用立法应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语境下的道德立法，通过将社会普遍认可的道德要求转化为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实现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在“良法善治”意义上的统一。大数据技术为社会信用立法提供能力支持，使之成为可能，并因全样本分析、反模糊反匿名、自身膨胀等技术特征影响社会信用信息的采集、披露和使用，立法中宜确立“全面采集”“原则公开”“安全使用”之原则。实践中“泛信用化”惩戒乱象表明社会信用法律的规制功能与激励作用间的内在逻辑失调，一方面应明确激励型法的规制功能，引导逻辑思维和意识形态融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另一方面应坚持法律规制功能的激励导向，即便是失信惩戒也具有激励作用，主要表现为法律保留原则和比例原则的适用。     

如何使法律“立得住、行得通、真管用”？

2000年立法法的出台，是我国立法从偏重数量转向重视质量的历史性拐点。自此之后，立法越权、立法冲突、立法低质、立法争利等诸多弊端有了极大的改善。 然而在立法日趋精细化的当下，不仅一些积重难返的立法病症依然有待医治，立法技术、立法质量本身也亟需走向更高层次。正因此，如何使法律“立得住、行得通、真管用”。仍是此次立法法修改孜孜以求的目标。     

地方立法走向精细化

扩展专家立法．委托立法．公民起草等多元化的立法渠道，吸纳越来越多的新鲜“民意空气”。以立法民主保障立法公平，以立法技术促进立法质量，地方人大立法正在步入精细化时代。     

法律语体中的情态动词“得”

真实的语言存在于一定的语言环境（即语体）中，我们有必要在一些特定的语境中来研究语言现象。本文考察了立法语体中情态动词“得”的使用情况，比较了两岸“得”使用的差异，以期对研究两岸的立法语言有所帮助。     

牢固树立立法为民 服务“三农”的立法理念

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近年来，我委积极适应新形势的要求，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牢固树立立法为民、服务“三农”的立法理念，引领立法实践不断创新。     

关于地方立法“宜细不宜粗”原则的思考

多年以来“宜粗不宜细”一直是国家立法和地方立法均采用的立法原则。地方立法承担的主要是具体执行中央立法的任务，这要求法律条文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其规定应当具体、明确、详尽。因此，根据地方立法的定位及其功能，地方立法应把“宜细不宜粗”作为立法原则和价值取向。     

立法后评估：提高立法质量的有效途径

美国社会法学家庞德认为：“法律的生命在于它的适用和生效”。立法质量好不好，归根到底还要看其适用情况，看其是否经受得住实践的考验，达到预期的目的。这即是“立法后”的验证，换言之，在于其“立法后”的评估。实践也证明，“立法后评估”是提高立法质量的有效途径。     

小不法则乱大法

时下 ,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 ,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县甚至是依法治乡、依法治村、依法治校、依法治厂之类的提法也都一窝蜂地纷纷出笼。一些地方政府以政令或文件等形式出台的一些貌似具有法律效力的制度和规章也日渐多了起来 ,此种具有“短平快”之中国特色、俗称为“小立法”的“立法”形式 ,随意性过大 ,故其弊端也分外明显。首先 ,“小立法”的“立法”程序有失严谨。“小立法”多半是政府相关专业部门负责草拟 ,经主管领导“把关”后 ,即可签发实施。这与国家大法的“三审制”的立法程序相差甚远 ,更因为中间少了诸多的监…     

新起点上再跨越——第十八次全国地方立法研讨会纪实

“进行立法工作创新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拍拍脑袋就能想出来的，而是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对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既‘听’又‘取’，才能使立法工作创新思路更加开阔、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     

公开、辩论：立法听证的灵魂

提高立法质量的根本途径要靠发扬民主。主要是通过改进立法程序，使人民群众有切实可行的渠道参与立法，表达他们的意见，这样才能避免过多的部门利益。为了提高立法质量，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采取了一系列立法民主化的措施，如常委会审议法律草案由“二审制”改为“三审制”；常委会增     

地方立法贵在可操作性

地方立法其显著特征是“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笔者认为，这三个特征的核心是“可操作”，可以说它是地方立法的灵魂，是提高立法质量的根本。地方立法的经验也好，存在的问题也好，都直接与“可操作”紧密相联。     

地方立法需过人大立项论证关

“政府报什么，人大审什么”是地方立法沿袭多年的基本立法模式。 从2008年下半年起，北京市、广东省人大先后启动了“法规立项论证”的程序，试图在立法源头就建构起科学的立法机制。这项立法制度的改革引发了广泛关注。     

人大立法30年：成绩、回顾与展望

改革开放30年时间里，我国人大立法成就卓著，30年立法呈现出了法律至上逐渐取代政策主治、立法技术日臻成熟、从“摸着石头过河”立法到“搭桥过河”立法、从制定为主到修订为重、规划指引性和前瞻性不断增强、由行政管制为中心逐步转到权利保障为中心、从国内立法为主到国际国内立法并重的七大趋势。     

劳动者身揣“武器”——“单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宗旨是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还是保护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也就是说是“单保护”还是“双保护”是劳动合同立法中争论的一个“焦点”的问题。劳动合同法在充分征求意见基础上，采取“单保护”原则，旗帜鲜明地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加快探索“小快灵”立法

<正>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科学立法是实现善治的前提。随着形势的发展、时代的前进，新实践新问题不断出现，立法工作也必须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研究丰富立法形式，可以搞一些“大块头”，也要搞一些“小快灵”，增强立法的针对性、适用性、可操作性。做好地方立法工作，必须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不断丰富和创新立法形式，加快探索“小快灵”立法，更加精准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的现实问题。     

他山之石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在去年出台了“开门立法”的一揽子规定，每部法规出台前要经立法论证、立法公开、立法听证、专家咨询和表决前评估这“五道口”。而在广州，公众参与立法已形成指南，网上立法听证会凝聚起高人气。     

地方人大常委会诞生记

长期以来，地方立法大多采用由相关行政部门起草法规草案，然后提交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的立法模式。随着部门立法的增多，“部门利益法制化”的问题也备受世人关注。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部门利益的驱动和立法方式的不尽完善。由部门主导立法的传统方式，由于缺乏规范化的平衡利益和公众参与机制，加之社会监督的不到位，很容易导致在起草法规草案时溶入部门利益。     

把好地方立法第一“关”

编制立法计划是开展地方立法活动的必要准备和前提条件，是科学配置立法资源、提高立法质量的重要途径。具有很强的执行性。是地方立法的第一“关口”。     

略论地方立法的优势

地方立法作为中央立法的补充，在我国立法体制中属于较低层次，存在着工作条件差、人员少、经费紧张、局限性大等先天不足，或者说劣势．这是人所共知的。而对于地方立法的优势，却往往为人们所忽视．也少有专文论及。笔者以为，寸有所长，尺有所短．地方立法也有自己的优势。如果只看到劣势．而不注意发现和挖掘地方立法的优势．就难以在地方立法中扬长避短，发挥优势．也就难以推进地方立法的改革．并在地方立法中有所作为，地方立法究竟有哪些优势呢？以笔者之管见，主要有四个方面：     

紧急状态立法的缺失及设想

突如其来的“非典型肺炎”(以下简称“非典”)检验着一个国家和地区在紧急状态下应对危机的反应能力，包括我国在内的多数国家和地区选择了法律作为抗击“非典”的制度性“处方”，于是，“紧急状态立法”逐步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并在不断得到推崇与实践。继国务院5月9日紧急公布施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之后，上海、山西等地也相继在较短时间内创制了控制“非典”的应急性地方性法规。紧急状态立法的实施应当是法治进程中的一大进步，标志着紧急状态下的危机处理工作己经进入理性的、法治化的轨道。但目前我国理论界对紧急状态立法问题论述很少，紧急状态立法制度尚不完善，实践中正面临着一些不容回避的问题，本文拟对紧急状态立法进行理性的观察与反思，并提出如何完善之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