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枢纽型社会组织发展的理性逻辑、风险题域与应对策略——基于共生理论的视角

基于共生理论来展开"逻辑—风险—策略"的分析框架,可以深入理解中国枢纽型社会组织的逻辑发生学。从发生秩序论、实践动力和目标指向来看,枢纽型社会组织呈现"组织化—再组织化"的交互逻辑、政府与社会的互塑逻辑、政府与组织资源的互依逻辑。从共生界面分析,枢纽型社会组织发展面临权力过载、目标偏移、内源性腐败、结构性失衡和社会认同偏离等或然风险。因此,我国需要构建"政府—枢纽型社会组织—会员社会组织"的对称性、均衡性互惠合作共生关系,以价值理性来引导枢纽型社会组织治理制度创新;推进枢纽型社会组织走向政治性与社会性的融合之路;加强腐败治理与防范,完善科学有效的监管体制机制;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与会员社会组织间民主平等的合作治理机制;注重"扶优扶强"与"扶新扶弱"政策之间的平衡。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差异化效能及其形塑机制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是我国基层治理领域中的重要探索与制度创新，其在实践中呈现出差异化的路径与效能。基于村庄案例研究发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存在着三种实践路径：压力应对型党建、回应治理型党建与层级互动型党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实践样态，在很大程度上为上级党组织嵌入的方式所规定。但作为乡村基层治理结构中关键行动者的村支书，其基于不同政治性与治理性责任认知所采取的行为，仍旧对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效能有着重要影响。三种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实践模式表明，走向高度统合的层级互动型党建是最为有效的路径选择。在基层党建中，一方面，上级党组织要注重弹性化嵌入，“统权上移+治权下移”权力配置模式有助于增强党对基层的领导力；另一方面，村支书要提高自身政治性责任认知与治理性责任认知统合度，实现党建与治理双向赋能。     

构建多元协作性社区治理机制解决集体行动困境——一个“产品-制度”分析（PIA）框架

在重新分析有关集体行动的各种经典描述和简化模型的基础上,首先从资源/资本、人性、产品和组织四个角度分别探讨了为当前学界研究所忽视的导致集体行动困境的各种深层原因;进而,在抽象社区和五个基本社会行动者的简单理论假设的前提下,从"产品-制度"分析(PIA)的角度系统探讨了解决集体行动的各种理想模型--四种自主治理模式(社区治理模型、俱乐部治理模型、优势群体治理模型和私有化治理模型)和四种他助治理模式(政府治理模型、企业治理模型、学者型治理模型和伦理道德型治理模型),描述了集体行动的社区治理类型树,主张在各种理想或元模型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多元协作性社区治理机制来解决社区集体行动困境;最后,通过对社区内外因素、社区内部机制、"产品-行动"框、行动者在特定外部影响因素下的选择机制,以及产品性质和其他特征如何影响博弈理论分析框架的诸种变量的逐一分析,发展了不同治理模式选择的规范模型(同时可以看作是一个基本的政策或决策分析框架),并进行了简单的例证分析.     

农村基层治理:科层制抑或反科层化?——基于桂南Q市“联镇包村”制度运作的调研分析

农村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各级政府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抓手。以“包发展、包党建、包稳定”为主导的联镇包村制度是地方政府回应国家加强农村基层治理的一项制度安排,在制度运行中显现出如下特点:组织高层依赖权威治理,化解政策执行阻力;委派单位依赖代理治理,缓和基层社会矛盾;驻村干部依赖指标治理,提高主体责任意识的科层制路径依赖特性。在压力型体制下,不同行动者的行动逻辑显现出差异化:组织高层由“权威动员”向“参与互动”转变;委派单位由“分利失序”向“合作共治”转变;驻村干部由“被动回应”向“主动服务”转变。这种反科层化的运作方式推动联镇包村制度运行,以此提升基层自治组织的治理能力,进而推动农村基层走向“善治”。     

议题塑造社区治理：需求摩擦的形成逻辑与消解路径——基于福州市S、F小区的案例研究

社区治理议题的塑造机制是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的重要保障。行政性需求的行动策略根据强弱分为刚性执行与建议倡导，内生性需求的行动策略根据强弱分为自发推动与被动执行，社区治理议题按行政性需求与内生性需求的强弱四个维度划分为摩擦四种类型，即议题推进、议题阻滞、议题排斥和议题忽略。行政性需求与内生性需求在出现作用不一致时将会产生需求摩擦，行政压力主导下的议题往往与居民需求产生冲突，形成议题排斥，需要依靠组织化的诉求表达，通过建立协商机制设置弹性空间以及塑造正式公约充分消解需求摩擦；而内生性需求主导下的议题难以形成有效的集体行动，产生议题阻滞，需要凭借社区能人推动、协商规则的正式化以及外部权力结构的嵌入能够有效引导集体行动。基于福州市S小区垃圾分类治理与F小区加装电梯案例实践，探索社区治理议题塑造与摩擦的生成路径。     

网络化治理的叙事重构、中国适用性及理论拓展

通过对以往治理叙事的修正和完善,网络化治理在限定适用性、建构主义定位、融合价值与工具两重性等方面完成自身的叙事重构,提升了理论建构的自洽性。基于"结构—行动—问题"的分析框架来看,网络化治理具有一定的中国适用性。辩证地看,由于没有将执政党作为独立变量提取出来以及建构"强国家—弱社会"的分析框架,网络化治理还存在基于中国治理情境的解释局限。党政主导型网络化治理是基于中国治理经验背景下对网络化治理进行的拓展性解释和理论建构,其中,"中心—耦合"型关系是党政主导型网络化治理的关系形态。     

行动与言说:对社会治理的政治哲学分析

阿伦特将社会治理活动分为行动与言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社会治理的分析框架。由此来看,在雅典政治中,行动与言说已经发生了功能性分化,但行动者与言说者仍然合于公民一体。在中国古代的士人政治中,行动与言说在君主与士人之间发生了实体性的分化,使君主与士人分掌了社会治理的行动权与话语权。在现代政治中,行动权由国家所独占,话语权则由国家与社会分享,社会主要是通过言说参与公共生活的。20世纪后期以来,社会运动的风起云涌宣告了行动者的归来,也宣告了现代社会治理所独有的"行动—言说"结构的破产。当前的治理重建须以行动权的分享为方向,让社会与国家成为共享了行动权与话语权的平等治理主体,在此基础上实现合作的社会治理。     

大数据驱动下社区治理模式 变革与路径建构

大数据时代的技术进步和社会变革推动了社区治理的新诉求,同时也为社区治理模式创新提供动力支持。在此背景下,从大数据与社区治理关系的内生逻辑的契合性,解释网络时代社区行动范式应由"挂钩式"共同体转向"共生型"共同体的机制动因。并据此提出以"共生网络"模式的整合框架,通过推进大数据背景下社会治理整体范式的转变,完善大数据社区治理开放系统要素协同机制,建构大数据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治理网络等方式,建构起兼具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网络治理新路径。     

基层社会乡情治理的问题与路径——基于公共领域视角

情感治理逐渐被纳入中国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的视野之中,成为治愈情感或者用情感治愈的手段和方式。乡情治理在县域基层中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借助"老乡"的情感文化黏性,扩充了技术治理形态的有机体,是现代治理形态的调和剂。乡情治理在公共领域中通过机制构建能够达到理想形态,网络技术手段充分扩展了作用机制的运作方式。乡村社会面临的空心化、情感差异化和虚拟化呼唤乡情治理,是情感治理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一种可实践治理形态。     

行动者网络参与与社区营造的再生产——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社区适用性分析

随着社会治理重心逐渐下移和治理手段逐渐多元，社区营造日渐兴起并成为各地治理创新的主要方式之一。从行动者网络理论出发，聚焦其与社区营造之间的契合性，通过构建“结构（模式）—过程—功能”解释框架来分析行动者网络参与的社区营造再生产。研究发现：从结构（模式）上来看，作为行政主体的国家与作为非行政主体的社会之间的动态关系演变形成了行政主导、社会自发以及政社复合的社区营造模式；从过程上来看，政社复合模式作为理想的社区营造模式，其实践过程经历了初创期、发展期和成熟期三个阶段，多元行动者在不同阶段行动策略的推动下实现了从阶梯式参与到链接式参与再到分布式参与的动态过程；从功能上来看，社区营造是一种包含了空间整治和社会治理在内的系统性营造，能够在行动者网络的建构过程中通过不同行动主体的组织动员以实现社会治理创新和社区共同体培育。因此，社区营造作为弥补基层治理短板、创新基层治理方式的有益探索，能够撬动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到社区治理与建设中来，构建融合共生的社区治理共同体。     

权威引领与行动赋能：城市跨界治理的整合机制——基于北京城市基层治理的案例考察

跨界事务是城市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影响城市治理能力的关键领域。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本文提出“权威引领—行动赋能”分析框架，区分了城市跨界事务治理的四种整合机制，分别为组织嵌入、跨界动员、议事协调、激励问责。北京城市基层治理的案例研究表明，不同整合机制具有差异化的应用场景。对于跨界事务来讲，构建权威引领的整合治理体系，在不同行动主体之间增进交流，不仅可以平衡多方利益诉求，还有利于合理配置资源，提升跨界事务的治理效能。城市基层治理需要吸纳多方主体参与，区分不同情景，建立适当的整合机制，提升资源配置的有效性。     

中国式现代化城乡融合发展的县域自主性治理——基于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区典型案例的考察

“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城乡融合”作为当代中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建构与实践展开的“历史性—空间化”范畴,为“城乡中国”时代“并联式”现代化的中国道路破解城乡之间结构性难题、重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指明了方向。既有实践表明,城乡融合发展是一个“要素结构”和“空间结构”整合的县域自主性治理过程,仅从“家户—村落”的“村庄治理”小尺度,或模糊“家户—村落—乡镇—县城”外向贯通性的“县域治理”大尺度、不从“家户微型圈—村落小型圈—乡镇中型圈—县城大型圈”构成的“空间连续体”“功能有机体”和“市场统一体”的“县域单元”出发,将极大制约各类资源要素向“乡镇”和“村庄”融入,影响城乡融合引领乡村振兴质效。考察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区“党建体制融合型”“空间结构融合型”“文旅业态融合型”“人口流动融合型”“数字技术融合型”等5个城乡融合发展县域自主性治理模式发现：建构基于“空间—要素”结构共治框架的县域城乡融合自主性治理共性范式,以“主体推动—过程驱动—政策联动”三维互动实施机制全面提升城乡融合发展县域自主性治理能力,对新发展格局下推动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政策启示和实践意义。     

新中国70年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模式的探索与创新

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国内国际局势的发展,社会稳定风险治理研究应深入探讨我国社会稳定风险内容、形式的变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治理方式、方法和模式的变化。纵观新中国成立70年来社会稳定风险治理的发展历程,其治理模式大致经历了"压力管控型""应急维稳型""评估预警型"等三种类型。根据总体国家安全观时代发展要求,结合我国社会稳定风险治理的经验,为了更好地发扬我国现有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模式的优点和克服其不足,我国当前的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模式应从利益共享、政府信任和多方合作等三个方面加以创新,以构建一种"共享—信任—合作"型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模式。     

多层治理视角下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创新治理优化

多层治理理论是研究多中心、多部门、多行动者政策环境中治理行动如何开展的重要解释框架,创新型城市是中国政府探索实验主义创新治理的实践模式之一,在现实中这种创新治理模式面临中国行政体制改革藩篱和创新主体关系建构的双重挑战。通过对中国创新型城市理论与实践的梳理,对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建设进程、发展模式、布局特点以及政策阶段性特征进行总结,有助于分析"中央—地方"政府间围绕创新治理目标、治理措施和治理框架开展的复杂互动过程和暴露出的问题。基于此,运用多层治理理论框架能为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治理的优化方向提供建议:通过统筹协调形成开放兼容的创新型城市政策目标;通过基层赋权协调多层政府间创新型城市政策工具;通过多层治理构建完善协调的创新型城市治理框架。     

县域监察体制改革的策略及其效能提升

县域监察体制改革通过优化政治生态、提升腐败治理水平、推动公共权力规范运行等举措提升县域治理水平,进而成为整个国家政治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服从中央主导的政治策略、解决现实问题的切入策略和刚柔并济的行动策略,是县域监察体制改革的三大实践策略。这三大策略的主要目标导向在于引导权力规范运行、提升腐败治理效能、促进县域良善治理。从其整体性的目标期待看,当前县域监察体制改革仍需从提升改革的适应性、协同性和持久性等方面着手,以拓展发展空间。     

公共治理的空间结构及其转变——基于转型社会中公共权力行动边界的分析

公共治理空间体现了公共权力在作用于一定的社会生活领域时所拓展的协调与控制社会能动性的幅度和深度.在转型社会中,公共治理空间一般由显性一隐性空间构成.相应地,制度和惯习、制度性边界和惯习性边界的互生与外衍构成了公共治理显性-隐性空间的衍生条件与约束机制;而隐性治理空间的存续对公共治理总体格局而言亦有着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由此决定着公共治理空间结构的宏观功能.伴随着社会转型的持续推进和不断深化,应通过公共权力运行场域的再造与行动边界的整合实现公共治理空间结构的转变.     

国家治理中的信访治理:演变、矛盾与发展

信访治理既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协调国家和社会关系的重要形式,并在国家治理模式变迁中演变。在计划经济时期信访治理主要扮演动员民众参与运动式治理以及通过权益救济疗治其创伤的矛盾性角色,无法始终将监督和优化国家治理落实为核心功能。改革开放后,社会利益关系调整和部分公共治理行为产生诸多利益矛盾,并成为信访的重要诱因,而科层体系由于角色、目标和监督问责的局限不能对其进行有效治理,导致信访治理超载并陷入维护群众信访权利与维护社会稳定的矛盾中。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国家政治性治理、法律治理和行政性治理不断完善和加强,加之信访治理自身改革创新,从而在源头控制公共权力以减少权益救济型信访的发生,在末端使权益救济方式多元化和信访治理能力提升,这些为信访治理发展及其矛盾解决提供了基础与保障。     

网上信访治理的符号化:缘起、风险与应对策略

网上信访是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时代产物,有效拓宽了社会公众的诉求表达渠道,成为推进信访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依托。然而,在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呈现加速趋势的风险社会中,复杂和疑难信访事项不断涌现,加之线上数字化行动的主体缺场与压力型体制形塑的信访考核压力,网上信访治理时常陷入与信访人期望发生偏差的符号化境遇。网上信访治理的符号化倾向与信访工作密切联系群众和保护群众合法权益的生命线发生了偏离,极易诱发信访人的合理诉求转化为网络舆情、对信访机构的制度认同转化为信任流失以及个体理性转化为群体非理性等一系列风险。为此,可以围绕聚合多元力量打造网上信访治理共同体、发挥前沿信息技术的赋能效应确保主体在场以及加强信访治理能力建设促进矛盾纠纷有效化解等方面进行尝试应对。     

“接诉即办”：朝向高质量为民服务的基层治理创新

“接诉即办”改革是以群众诉求为驱动的超大城市治理实践,也是探寻基层治理问题解决路径的有效方式。“接诉即办”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实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高质量为民服务,本质上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探索。从实践来看,“接诉即办”在诉求办理、绩效考评、主动治理和多元协同等方面面临现实困境。基于此,为达成高质量为民服务的基本价值目标,优化“接诉即办”改革需要疏堵结合达成“减量提质”新目标、回归绩效考核的基本价值追求、“向前一步”探索主动治理新路径以及整合利用内外联动合作关系。     

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的逻辑关联、社会行动与路径创新

"模糊经验粗放"是基层公共服务治理亟需克服的"木桶短板"效应.面对基层公共服务经验治理、资源错配、协同乏力、方式模糊、标准缺失、技术粗疏与管控粗放同存的困境样态,破解基层公共服务建设"短板",探索推动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是服务体制机制转换、知识工具支撑、现实窘境倒逼和治理绩效目标追求的逻辑必然.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要以科学性、整体性、协同性、规范性为原则,以标准化、精准化、智能化、人性化为根本目标,通过制度规制引导、"精明行政+社会服务"双元机制建构和问责机制的设计,对"政府核心—社会多元"行动者进行有效引导.从服务价值创造、主体服务职能厘定、府际跨部门协同聚合、多主体合作共治、网络智能互促融合等层面推动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实践的行动路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