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分类治理信访诉求:实践困境、内在张力与优化路径

依法分类治理信访诉求是推进信访法治化的重要制度理念。但在实践中,依法分类的界限和标准的模糊性、法治体系与群众生活诉求的非对称性以及基层领导干部较弱的依法治理能力都制约着依法分类治理信访诉求制度理念的实现。而信访工作机构的科层化运作与群众信访诉求的平面化生成之间的矛盾、法治系统与群众日常生活诉求之间的矛盾则深刻揭示了依法分类治理面临的实践困境。依法分类治理信访诉求本质上反映了信访工作中政治与行政的内在张力,缓和这种内在张力,需要结合基层信访工作实践创新工作机制。优化依法分类治理信访诉求的工作实践,可在党政体制基础上建立信访诉求化解的联席会议制度,并立足于信访的社会治理功能定位,采用"先调后导"的工作模式,逐步吸纳法律精英人士参与到依法分类治理实践,进而有效实现依法分类治理信访诉求的制度理念。     

违法信访的社会心态解析与情理法融合治理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新时代的信访形势总体向好,但违法信访形势仍较为严峻,突出表现在少数信访人心态失衡,越级上访、集体闹访、谋利上访等行为时有发生,违法信访亟待实现有效治理。基于管理学、心理学、法学等多学科视角,剖析违法信访行为存在仇官、从众、逐利等三种典型不良社会心态。在阐释违法信访行为成因及其危害的基础上,探索了情、理、法的融合治理之策,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构建心理疏导、多元化解、依法处置等三大治理机制,以期消解上访者负面心理情绪,引导上访者理性表达诉求,助推干群依法信访与治访。     

国家治理中的信访治理:演变、矛盾与发展

信访治理既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协调国家和社会关系的重要形式,并在国家治理模式变迁中演变。在计划经济时期信访治理主要扮演动员民众参与运动式治理以及通过权益救济疗治其创伤的矛盾性角色,无法始终将监督和优化国家治理落实为核心功能。改革开放后,社会利益关系调整和部分公共治理行为产生诸多利益矛盾,并成为信访的重要诱因,而科层体系由于角色、目标和监督问责的局限不能对其进行有效治理,导致信访治理超载并陷入维护群众信访权利与维护社会稳定的矛盾中。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国家政治性治理、法律治理和行政性治理不断完善和加强,加之信访治理自身改革创新,从而在源头控制公共权力以减少权益救济型信访的发生,在末端使权益救济方式多元化和信访治理能力提升,这些为信访治理发展及其矛盾解决提供了基础与保障。     

基层信访治理法治化建设的路径探索——基于江苏省Y市的实践调查

信访是化解社会冲突的有效形式,担负着维护社会稳定的重大责任,但基层信访在实践中存在治理机构多头设置、治理"碎片化"凸显、治理压力大、运行成本高等问题。究其缘由在于信访体制的不完善、权责体系的不健全以及司法途径薄弱化。基层信访治理法治化建设应立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调整信访考核标准,健全信访协调机制;强化信访本位职能,赋予信访部门实权;拓宽"互联网+信访法治"服务平台建设,完善基层矛盾缓解机制;构建"信访议事会",推动"多元信访治理";强化司法垂直管理,创新司法工作机制。     

基层信访治理模式之转换:从“压制型”向“回应型”

<正>信访彰显了权力主体与权利主体之间的一种交往理性,是公众对政府能力信赖与期待的策略选择,反映了一定时期社会冲突的指数。随着服务行政理念的兴起和行政法治的深入推进,传统的压制型信访治理模式呈现维稳与维权的两难困境,公众的权利保障与利益诉求表达机制难以得到平等的维护与回应,已不适应现代国     

城市公共物品韧性治理:学理因由、进展经验及推进方略

城市公共物品韧性治理是有效抵抗风险扰动、快速恢复均衡状态、灵活适应变化压力的重要工具手段,基本模式包括PDCA环的通用模型、技术与社会双重融合、多元参与社会共治、信息综合管理平台、全空间尺度防御等。韧性城市规划理论、灾害治理理论、风险脆弱性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组织学习理论、经济地理学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为城市公共物品韧性治理提供了学理依据。我国城市公共物品韧性治理的进展及典型经验与做法,为推进城市公共物品韧性治理积累了实践经验借鉴。推进我国城市公共物品韧性治理的总体目标是以公共物品风险驱动力为导向,以减弱风险易损性和提升风险发生时的自适应性为中心,以韧性治理效能为标准,实现城市公共物品韧性治理的多元化、协同化、制度化、模块化、网络化与智能化,建立多尺度、跨学科、包容性的城市公共物品韧性治理体系,宜从范围方式、过程治理、主体结构、法律规制、监督及能力等四个方面提出推进方略。     

从网络变量的角度谈网上信访的规制

中国网民数量的增加、网上信访系统和政府门户网站建设为网上信访的开展提供了条件。与传统信访途径相比,网上信访优劣势并存,网络因素的加入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传统信访的定位不清、职能多元的窘境。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网上信访成为制度创新的思路应当是:恢复网上信访的信息传递功能,明确网上信访规则的透明体系,提高网上信访主体的网络技能等。     

政府治理数字化的时代课题探讨

数字化时代开启了政府治理方式的转型与变革。数字化力求政府治理理念、流程管控与运行机制的全面革新,力求以智能计算为政府治理现代化提供技术支撑与科学依据。当前,我国政府治理数字化仍存在新的数字技术与政府架构体系的适配风险、数字化政府治理与公众参与的效能差异、数字鸿沟的非正义性与数据精度失真引发决策风险等现实问题。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要正视数字化技术的影响,以数字化作为目标和路径。为此,政府治理数字化要积极化解数字化技术与政府架构之间的适配风险,推动多元主体的数字化协同治理与良性互动,通过跨界合作实现技术与治理领域的有效沟通。     

网络信访:概念辨析、实践演进与治理创新

网络信访是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的一种实践,可以推动传统信访制度发生根本性变革,符合互联网大数据条件下政府治理变革的总体方向。"网络信访"这一概念缘起于政府信访工作的实践,涉及信访信息系统、网上信访、信访信息化和网络信访等四种表述方式。追溯网络信访的实践演进,大体分两个阶段:一是基于政府专网的信访信息系统阶段,二是基于互联网的信访信息系统阶段。以淮安"阳光信访"为案例研究发现,网络信访的治理创新主要体现在方式创新、流程创新、功能创新和制度创新等四个方面,在这四种创新中,方式创新和功能创新起核心作用。     

风险治理中志愿服务参与的路径探析

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在我国社会治理领域中存在的重大风险危机事件,给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些事件,从事件本身的内部与外部看都高度契合"风险社会理论"。政府虽然是风险社会治理中最具权威的公共机构,但仅仅依靠政府的作用,是完全不够的。现代社会风险治理是一个政府与社会合作互动的过程,即政府不仅引导社会,还要依赖于社会志愿者、公民以及国际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合作与互动的过程。志愿服务有着广泛、平等、有效参与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实践过程,在具有灵活、迅速、贴近群众的优势的同时,却还面临专业能力相对较弱、组织能力不足、信息共享受制、缺乏有效沟通等困境。因此,必须从完善法治建设、加强组织能力建设、改善制度环境、提升专业能力、基于"互联网+"志愿服务风险治理等方面优化志愿服务参与风险治理的路径。     

信访工作法治化面临的若干问题

信访制度是公民权益救济和政府治理的手段之一。信访工作法治化,应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是信访工作的形式法治化,信访制度运行的秩序必须依法维护;二是信访工作的实质法治化,信访制度的目标是保护信访人的合法权益,实现实质的社会公平与正义。不仅要从形式上推动信访工作法治化,更要注重实现信访工作实质法治化。     

论信访人的权利与义务及其相互关系

信访工作是党、政府、军队各级领导和机关一项重要的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信访人是信访工作的主体，是指采用书信、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机关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建议和要求的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搞清楚信访人的权利与义务及其关系，对于贯彻落实江主席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消除腐败现象，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都具有重要意义。一、关于信访人的权利信访人的权利是信访人在信访活动中，以合法的形式获得或维护自身利益的一种能动的…     

风险规制研究:构建社会风险治理的知识体系

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风险规制是人类应对社会风险的必然选择和现实诉求。20世纪80年代以来,风险规制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初步形成了社会风险治理的知识基础,提高了人们对于风险防控的理解水平。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风险规制研究对于我们提升风险治理能力大有裨益,因为面对不确定的社会风险,建立以政府为主体的风险规制体系已是势所必然的选择。但是风险规制研究也存在侧重于个案描述及其成效分析,不能提供社会风险治理整体知识图景的内在局限。未来应加强跨学科的整合研究,着力于共性问题的探讨,建构社会风险治理的知识体系。     

社会风险类型及其治理方式分析

工业社会在消除传统风险时也产生了更多的风险,根据风险是否可国家保险分为可保障型与不可保障型。对社会风险识别有助于更好地进行防范与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市场化与个体化使家庭保障消解,国家具有抵御社会风险的责任与能力,因此以政府为主体的社会保障理论与制度应运而生。社会保障可防范与短缺经济相关社会风险,但对源于工业社会内部的人为制造的如核辐射、环境恶化等社会风险力不能及。只有建构多元主体参与风险防范与治理体系,依靠跨国组织、政府组织、社会组织、公众等多元主体合作,参与公共政策决策,监督公共政策执行,防范与治理人为社会风险。     

以系统整合提升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绩效

公共安全风险生成规律和外显形态的复杂性决定了风险治理绩效的提升,必须强化基于绩效提升的系统整合与有效耦合。新发展时期风险治理绩效的提升有赖于人们通过对可控因素的整合去应对潜在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而风险治理主体、风险治理过程、风险治理平台、社会个体行为表达以及风险治理工具等关键成功要素则构成我国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的重要载体和绩效贡献源。风险治理过程的重塑、部门协调机制的协同、信息与数据的集成以及治理工具(手段)的整合、社会公众行为的自觉调适就成为风险治理绩效提升和改进的关键控制点,也是新发展时期我国公共安全风险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     

在回应民意与规范秩序之间寻求均衡:我国信访制度70年变迁的内在逻辑

信访制度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民意表达、政治参与、权力监督、权利救济的基础性制度,而价值理念、权利保障、组织机构及其权责关系是其核心要素。根据历史背景和制度变迁的关键节点,可将我国信访制度70年的历史变迁划分为创立期、发展期、重塑期以及全面改革期等四个阶段。总体而言,我国信访制度呈现朝着专业化、法治化、信息化方向发展的明显趋势。本文以历史制度主义为分析范式,剖析信访制度变迁的历史图景和内在逻辑,挖掘其制度精神中内蕴群众路线之历史基因,且重视经济社会结构剧变等情境性因素。在制度模糊性的结构性约束下,信访制度变迁的历史图景源自中央政府的权力配置逻辑、地方政府的压力与责任逻辑以及信访人的权利逻辑等多重逻辑之间的交融碰撞和互动互构,在有效回应民意和规范社会秩序之间寻求均衡则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信访制度变迁的逻辑起点和核心线索。     

构建全面的危机应对联动机制

"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在这次疫情应对中,一些地方和部门在预防预警、先期处置、应急能力等方面暴露不少短板和不足,现代社会风险治理是政府与社会合作互动的过程,即政府不仅要引导社会,还要加强社会志愿者、公民以及国际组织等多元主体之间的合作与互动。     

信访制度与信访实践再思考——着眼和谐社会的政策回应渠道建设

我国特有的信访制度作为政策回应的制度化渠道,在社会和谐与稳定中承载着特殊的意义与作用。但信访制度设计还存在定位不准确、职能不清晰、机构不独立、监督乏力等缺陷。而在实践中,信访制度又受到公务人员、信访人及公众、各级政府首长或行政领导等人的因素的制约。要改革信访制度与实践,需要从制度定位、管理权限与机构建设、主客体素质建设、信访危机管理等方面加以思考与推进。     

跨界公共危机碎片化治理的困境与路径选择

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与体制转轨、机遇与风险并存的社会高风险期,加上各种自然灾害与人为事故纠结在一起,在社会急速变化的过程中,各类公共危机问题被迅速地集中和放大,蕴含着不可忽视的各类风险,其中跨界危机的有效治理成为考验政府执政能力、风险化解能力的难题。跨界危机治理过程碎片化怪相,导致跨界区运作机制瘫痪,秩序混乱。整体性治理,无论从价值意义还是工具意义上,都高度契合跨界危机治理碎片化的逻辑修正。从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规范及治理手段等方面全面推进整体性治理模式的建构对提升跨界危机治理绩效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创新基层党建 引领社会管理创新

正在当前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的背景下,把握好基层党组织在多元社会治理主体中的角色定位、理清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创新的关系,对于和谐社会治理体系的形成至关重要。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的关系实质上是政党与社会的调适,即政党如何在保障领导地位的前提下,在价值宗旨、组织机构以及制度规范等层面与社会现实和社会诉求的相互协调和契合。党的十七届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