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小企业”的立法界定标准——从 比 较 法 的 视 角

西方各国对“中小企业”的立法界定标准差异显著，在其本国内每一部政府扶持立法通常都规定了自己的“中小企业”定义。我国对“中小企业”的立法界定标准先后进行过几次大调整，但目前的立法仍存在诸多缺陷，需要进一步加以完善。立法界定“中小企业”，应以“小”的本质涵义为起点，以“相对随意性”为指导理论。     

The Connotation of the Concept of Animal Welfare——In the context of animal-object view

动物福利概念基于不同的理论立场而具有不同的内涵.在动物客体论的语境下,界定动物福利概念的内涵时,应该采纳“人道立场的动物福利”的观点.据此,动物福利概念的含义可以表述为:基于人道关怀,(主要是被人类利用)的动物可以满足基本需要的康乐状态.动物权利论者和动物解放论者阐释的动物福利概念既存在理论上的根本缺陷,也不能合理解释现实状况,故不足取.     

由“翻船体”事件论漫画作品独创性标准的认定——对“漫画作品是美术作品”命题的反思

“翻船体”事件带来的“字”与“画”的分歧揭示了漫画作品独创性标准认定不明确的问题.司法实践中,漫画作品因符合《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四条第(八)项对美术作品的规定被认定为美术作品.然而漫画作品不仅是对“美感”的独创性表达,更是以表达一定的“寓意内容”为目的,后者的独创性正是前者独创性的基础,认定漫画作品的独创性标准应当包含其对“内容”与“美感”的表达,因此, “漫画作品是美术作品”的命题并不准确.对漫画作品独创性标准的认定不明大大降低了漫画作品的侵权成本,导致侵权行为增多,以及实践中难以对侵权行为的性质进行界定.立法、司法机关应当对漫画作品的独创性标准问题进行反思,以立法、司法解释或指导案例的方式予以明确.     

On the Civil Law Evidence Investigation and Its Inspiration——To protect the rights of the parties

证据调查即证据的审查核实是法官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从大陆法系的民事诉讼立法来看,证据调查都受到了特别的重视,其不仅是民事诉讼中的重要制度,同时也是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一个相对独立的程序.证据调查程序在实现其对于事实探知的价值同时也平衡考虑对于当事人的权利保障.而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证据审核”注重的是如何审查判断证据的技术性规范,而忽略了法官具体审查证据的程序性规范;注重的是法官对于证据的认定,而忽略对于证据的审查核实;注重“结果”,而忽略“过程”.因此,我国对于“证据审核”制度的完善一方面应对之通过有效的程序予以约束,另一方面,则应保障当事人在程序中的基本权利.     

浅议欧共体中小企业法律制度的几个问题及对我国中小企业立法的启示

本文主要论述了欧共体中小企业法律制度中有关对中小企业的界定、中小企业的法律形态、中小企业法的含义等基本问题 ;其次还论述了有关欧共体中小企业的立法制度 ;最后论述了这些制度对我国中小企业立法的启示。     

网络版权纠纷中“服务器标准”的适用与完善探讨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版权纠纷日益增多,而司法实践中认定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时适用的标准不一,导致网络版权保护困难重重.我国立法上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界定有一定局限性,不能充分规范新技术条件下出现的各种“信息网络传播行为”.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应当包括作品提供行为和网络服务提供行为,它们是“一机两翼”,缺一不可的关系.在认定“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时应当灵活适用“服务器标准”,以利益平衡原则为指导,并受到合理使用原则、法定许可原则、技术中立原则等的限制.“用户感知标准”、“法律标准”在一定情况下可以弥补“服务器标准”适用的不足.     

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权限界分

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权最早是由1979年《地方组织法》规定的,但是,该法以及1982年宪法中均未界定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之间的立法权限划分,2000年通过的《立法法》第67条、第68条对此做了界定.但是,由于《立法法》(2000年)第67条所规定的“特别重大事项”在内涵上的模糊性以及其相较于《立法法》(2000年)第68条所规定事项的主体地位,《立法法》界定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权限的努力难以取得实际成效.学界对“特别重大事项”的内涵、性质以及界定其范围的必要性等问题的理解不甚相同,各地界定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权限的方式、界定“特别重大事项”的方式也迥然相异.对“特别重大事项”的来源、性质以及界分“特别重大事项”范围的主体需要明确,对界分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权限的方式及路径也需要作出厘定.     

中小企业增值税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完善

由于中小企业自身的特殊性,经济规模小、竞争力弱、抗风险性差等因素,中小企业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其中,沉重的税收负担严重制约中小企业生产和发展.为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各国均通过立法给予税收优惠.我国当前开展的“营改增”税制改革,对中小企业的税负产生了新的影响.本文认为有必要,在“营改增”的背景下探讨如何构建中小企业增值税税收优惠法律制度,更好的缓解“税痛”,创造一个公平的税收环境.     

犯罪的边界——我国轻罪制度的立法思考

从探寻现行立法意图入手,在分析和考察我国“定性加定量”犯罪概念界定标准的基础上,立足刑法基本理论和司法实践进行理性反思,提出构建我国轻罪法的理论思路,试图彻底解决立法调整对象竞合的制度性弊端.     

论渎职犯罪“前提罪”的侦查管辖权

现行刑事诉讼立法以犯罪主体为主要分类标准来界定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的刑事案件侦查权,使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犯罪与其相对应的“前提罪”的管辖权相分离,借鉴海外立法和司法实践,修改我国相关立法,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和与之相关联的“前提罪”的侦查管辖权统一起来,促进反腐败斗争的深入。     

界定行政处罚行为的功能性考量路径

“制裁性”不能成为在个案中界定某种行政措施是否属于行政处罚的标准,因制裁性标准的两个要素,即行政相对人行为的“违法性”和行政措施为相对人施加“额外不利效果”,本身并不周全.是否将某种有争议的行政措施视作行政处罚,关联着能否实现相关立法所期待的维护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和利益、确保依法行政、确保行政管理的有效性、维护法的安定性以及实现程序经济原则等功能.在大体维持形式性界定标准的前提下,将没有必要进入个案的功能要素予以裁减,进而考量各种相冲突的功能的重要性,并借此作出判断,是在个案中界定行政处罚行为的可由之路.在相关判决不断积累的基础上对案件进行类型化处理,能够使此种功能性考量逐步走向理性化.     

论中小企业生存发展权的保障——以税收优惠为视角

现代企业的两重结构中,中小企业成为市场经济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由于中小企业自身的特殊性,经济规模小、竞争力弱、抗风险性差等因素,中小企业发展面临诸多难题.为应对金融危机,减轻中小企业税收负担,我国新出台了《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这使得我国中小企业的法律界定更加清晰,对中小企业提供税收优惠更加具有针对性.本文从解析新《中小企业划型标准》入手,以税收优惠为视角探讨保障中小企业生存权和发展权的法律价值.     

证券内幕交易罪主体问题的比较与借鉴——以欧盟指令和法国证券法律法规为视角

我国内幕交易罪主体界定问题的核心是规范用语表述繁多,易引发文义混乱和逻辑冲突.这种表述的多样性源于对欧、美不同认定标准和理论基础的借鉴.解决这一问题的合理路径应是以法国的“二元基础理论”为参照,将我国《证券法》《刑法》等法律法规及相关司法解释对内幕人员的表述修改为“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并将其划分为“直接知情人”和“间接知情人”.如此,既可以保证立法用语的一致性,也能够体现证券内幕交易体系解释的统一性.     

论缔约过失损害赔偿的范围——以“义务、利益、责任三位一体”为视角

缔约过失责任作为债之义务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在司法实践中被广泛认可和适用;但缔约过失的损害赔偿范围究竟如何认定,始终是理论上和司法实务上面临的来决难题.本文以“义务、利益、责任三位一体”为思考方法,考察合同法立法对债权人利益保护的立法初衷,借鉴并努力完善上世纪80年代以来荷兰最新的缔约过失责任承担范围界定方法,试构筑一套指导法官自由裁量的客观标准.     

家庭暴力之主体再探讨

现代文明与法治人权保障敦促各国干预家庭暴力,而家庭暴力依旧屡禁不止.《婚姻法司法解释一》在确定性界定“家庭暴力”内涵及外延时未就家庭暴力之“家庭成员”作出明确的法律界定.《反家庭暴力法(征集意见稿)》以“近亲属”为核心的界定“家庭成员”为范围,同时涵盖了与家庭形成合法寄养关系的人员.通过比较国外立法兼顾本国国情,探讨以“共同生活”为核心,适当将前配偶、同居关系、恋爱关系纳入保护范围的可行性.     

论行贿罪的主观要件

行贿罪的主观要件在我国刑事立法中有一个从无到有的变化过程,前后立法规定不尽一致。1997年刑法将行贿罪的主观要件表述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理论界对这一主观要件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存在分歧,实践中对此也理解不一,导致行贿罪在适用中很不一致。本文在回顾立法变迁的基础上,就行贿罪主观要件的内涵和外延及判断标准等问题进行了有益探讨。     

论“医疗损害”的界定

关于“损害”的界定,传统民法学上的三种理论即“利益说”、“组织说”和“事实说”各有其利弊,应当综合运用三者加以判断。关于“医疗损害”的界定,我国学者将“因果关系”的界定纳入其中,人为地导致了问题的复杂化,且与损害赔偿责任构成要件理论、对“损害”的界定以及相关立法对举证责任的规定相矛盾。“医疗损害”应当界定为“患者在接受医疗服务过程中所遭受的不利益的事实”。     

论立法的科学化

一、“立法科学化”的界定 “立法科学化”是与“立法经验化”相对而论的。根据立法过程和立法结果(法律)中经验因素和科学因素的不同比重、不同地位,立法可以划分为科学型和经验型两种。一般而言,传统的立法是经验型的,而现代立法则应是科学型的。     

试论我国公共利益的法律判断

本文以立法的角度,对公共利益的范围和界定基本原则、方式、标准等方面作了深入分析,试图建立界定我国公共利益的立法模式。     

“商人”的类型化思考

为了实现商事活动的法治化,对商人内涵予以界定是必要的.由于商人在现实生活中复杂的表现形式,如果在立法时将“商人”作为一个抽象概念,则难免会遭遇涵摄不能的立法困境；这就需要我们在抽象概念之外再探讨其他适宜的法学方法论.以类型化的方法对“商人”予以界定不仅必要而且可行.商人应当指依法登记的各类商事组织及个体工商户,以及虽未登记,但具有其他商人要素的人；其他商人要素包括使第三人善意信赖、开展营业、从事商行为等.商人要素的判断应以商事法律适用的必要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