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治安案件中被处罚相对人的权利

治安案件中被处罚相对人既包括被侵害人，也包括另一方违法者。实践中被处罚相对人的申请复议，提起公诉往往无法享有。应切实保障被处罚相对人的权利。     

《治安管理处罚法》基本原则研究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基本原则应当包括:处罚法定原则,含有实施处罚的主体法定、处罚种类法定、处罚程序法定三方面内容;保障当事人权利原则,要求限制警察权力以及赋予相对人听证、申辩、申请复议、提起诉讼、请求赔偿的权利;处罚公开、公正原则;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以完善调解制度和强制性教育措施为保障。     

个人隐私权保护视阈下的治安管理处罚公开限度

治安管理处罚公开原则并不包含处罚＂示众＂的意思,但是实践中,由于少数公安机关理解的偏差,将处罚结果公开曝光,引发了侵犯处罚相对人隐私权的争议。其争议根源当是治安管理处罚公开与个人隐私权保护的价值冲突,二者冲突的实质是秩序和自由的矛盾。因此,公安机关在把握治安管理处罚公开限度时,应当对利益衡量路径进行考量,坚持适当性标准,以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利为前提,树立正确的新型警察服务模式理念。     

边防检查适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基本原则

边防检查正确适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防止其使用不足、过当甚至被滥用，除了坚决执行《中华人们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外，还必须把握和遵循那些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原则，必须坚持严格依据法律规定进行处罚的法定原则；坚持对行政相对人的行政处罚的设定要公开、公正的原则；坚持行政决定的内容要客观、适度、合乎常理的合理原则；坚持充分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原则；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     

"周先生诉北京交管局案"引发的思考

地方法规违反上位法律的现象层出不穷,严重影响了我国法律体系的建设和相对人权益的保护;行政诉讼领域对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相关规定的不完善,导致相对人权益在行政诉讼胜诉后仍得不到救济甚至遭受更严厉的侵犯;北京市交管局依据的地方法规违反了上位法律而被法院判决行政行为违法,却做出更不利于原告的变更处罚,显然失当。     

浅论执法方式的现实选择——以临潼城管执法方式为分析样本

城管执法方式是行政执法方式的下位概念。由于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不同城市有不同的名称）作为一个部门被设立时间还很短，制度发展和理论探索还远远不够，所以对于“城管的执法方式”也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更没有专门的研究理论。在笔者看来，城管执法方式就是城市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执行城市管理相关工作过程中，对行政相对人进行管理及对其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处罚时所采取的各种方法和手段，包括教育、警告、罚款、收缴物品等。城管的执法方式及其执法后果直接关系到相对人对执法工作人员及整个城管部门的评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条适用之反思——以城管处罚摊贩为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条规定:"实施行政处罚,纠正违法行为,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教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法。"此条规定将"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确立为行政处罚要遵守的一项基本原则,然而执法者在实践中往往偏好于处罚,而不注重教育。本文选取城管处罚摊贩作为标本,分析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适用的困境,并试从摊贩合法化、处罚信息公开、规范处罚行为、相对人参与等角度寻找落实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的途径。     

行政罚款研究

一、行政罚款的基本要件与原则行政罚款,是指行政法主体依法科处相对人缴纳一定数量货币的行政行为。因它以特定相对人为科处对象,故属于具体行政行为范畴。行政法主体实施行政罚款,主要有两种:一是行政处罚罚款;二是行政执行罚款。行政处罚罚款,以制裁相对人之违法行为为目的,具有惩戒与处罚性质,是行政法     

行政机关诱惑执法行为与犯罪行为的混合及对策

“诱惑执法”是指享有行政调查权的公务人员或他们的代理人在行政执法过程中,为了获取对行政相对人进行处罚的证据,而使用引诱的手段,使行政相对人从事某种行政违法活动的行为。实践中行政机关的诱惑执法行为与行政机关及其公务人员利用诱惑手段从事的犯罪行为却很难加以区分。而且在没有完全掌握违法情形之前很难说是一般的行政违法案件,还是犯罪行为。而且行政机关在实行“诱惑执法”前也很难确定在通过行政机关自身的诱惑后,被诱惑对象是一般的行政违法,还是达到了犯罪程度。所以对行政机关的诱惑执法行为应该加以监控,从而更有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行政程序中行政相对人参与权界说

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程序已被不少学者提升为行政程序法的一个基本原则。这多少说明了参与行政程序在行政程序法中的重要性。而行政相对人的行政程序参与权是由若干个具体程序权利构成，具体包括获得通知权、陈述权、抗辩权和申请权。     

Research on the Difficult Questions Concerning the Judicial Determination of the Joint Crimes of Abduction of and Trafficking in Women or Children

Joint crimes of abduction of and trafficking in women or children are quite common and frequent in judicial practice. Fetching or sending, as well as transferring, of a woman or a child is, in essence, a kind of accessory behavior. Therefore, a person who commits such behaviors shall be punished as an accomplice, except, provided that there are certain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being punished as a principal criminal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A person who, for the purpose of buying the victim, instigates or helps others to abduct and traffic in a woman or a child shall be punished with the severer crim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s of implicated offences; a person who, in the process of committing the joint crime of abduction of and trafficking in a woman or a child, transforms his/her intention and buys the abducted woman or child shall be punish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s of inclusive offences. A person, who conducts the role of a broker in the process of buying and selling a woman or a child, shall be punished as an accessor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s of joint crimes. In addition, a person, who is a practioner in a particular industry, jointly, together with the buyer or seller, commits the crime of abduction of and trafficking in women or children shall be punished with a certain crime or combinedly punished with for several crim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pecific circumstances.     

论原因自由行为的可罚性

原因自由行为之所以具有可罚性，在于其是一种具有社会危害性且明显侵害法益的行为，但这却与刑法理论中“责任能力与实行行为同在”这一基本责任原则相冲突。基于原因自由行为的特殊性，将其可罚性看做是刑法基本责任原则的例外更为合理。     

受刑人权利保障的理念探析

受刑人虽然身披刑罚,但仍不失其为一国公民的身份,仍不失其为人的事实,仍不失其诉求有尊严的生活的权利。处在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中,受刑人权利更容易受到侵犯,受刑人更需要人权,更需要尊严,更应当有特殊的权利保障。     

累计数额刑事处罚制度研究

尽管累计数额刑事处罚制度呈现出一种扩张态势,但它存在诸多问题。鉴于其理论根基并不牢靠,应促使其让位于更符合刑法原理的普通处理方法。体现在司法实践中,就需要从学理上对之进行限制解释,即:只能针对符合徐行犯、集合犯形态的数次行为,在未经刑事处罚处理并且未超过刑法追诉时效时,采取累计数额方式予以刑事处罚。对连续犯、同种数罪不宜采用此方法。适用此方法既不应受"未经行政处罚处理"的限制,也不应受有关行政违法行为追诉时效的限制。     

试论对业务过失犯罪的处罚

本文对目前理论上和立法中关于业务过失犯罪处罚的三种观点进行了评析,并提出了处罚业务过失犯罪的新标准.作者认为,主张对业务过失犯罪的处罚应当轻于普通过失犯罪的观点,以及主张取消业务过失犯罪处罚,代之以重大过失犯罪和普通过失犯罪并设置相应法定刑的观点,都是不合适的.主张对业务过失犯罪加重处罚的观点,从结论上看是基本正确的,但过于绝对化.关于业务过失犯罪处罚的正确观点应当是第一,在通常情况下,对业务过失犯罪的处罚应当重于普通过失犯罪;第二,当某些普通过失犯罪表现为行为人公然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而行为的客观危害性并不小于业务过失犯罪时,对业务过失犯罪的处罚应当等于或者轻于普通过失犯罪.     

运输毒品罪疑难问题研究

运输毒品是指在一个法域内 ,行为人以流通毒品为目的 ,认识到是毒品但不明知毒品的用途 ,采用各种方式流通毒品 ,并不根据自己的意志使毒品流通于不同的控制者。帮助吸毒者运输、转移毒品的行为可能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行为人携带枪支运输毒品的行为应根据不同情况具体分析     

刑法第四百三十八条第二款的理解与适用

刑法第四百三十八条第二款同样是特殊法条,将该款规定中的"处罚"解释为"定罪处罚"不具有正当性,军人盗窃、抢夺部队枪支、弹药、爆炸物的行为应认定为盗窃、抢夺武器装备罪。出于罪刑相适应的考虑,对上述行为量刑时应适用刑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二款的法定刑。从立法论角度来看,刑法第四百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存在缺陷。对此,可经由补正解释的路径来纠正这一错误。     

反思与重构：刑事政策视野下的反侦查行为归责机制——以期待可能性为构建基础

反侦查行为的产生是人性使然。反侦查的归责机制可以分为并罚的反侦查、不可罚的反侦查以及从重处罚的反侦查。从重处罚的反侦查行为依据何在？是刑法直接规定还是由刑事政策所引导？若是刑法规定则应遵守刑法的规定,若是刑事政策所引导,那么其是否合理、是否符合人性则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对反侦查归责机制的探讨最终还是要落脚于如何完善整个刑事法治。从此着眼,需要建立＂国家.社会.人性＂三位一体的刑事政策模式,实现整个刑事法治的人性化引导。     

论单位人格否认之法理

单位人格否认法理,是指对于缺乏独立人格的单位所实施的犯罪,否认该单位具有单位犯罪主体的人格,进而直接追究单位背后操纵犯罪的自然人或者其他单位的刑事责任。单位人格否认论,以单位人格的二元构造和间接正犯的理论为基础,其适用范围包括单位缺乏合法身份、缺乏犯罪能力和缺乏刑罚适应能力的场合。幕后操纵者是自然人的,以自然人犯罪处罚;幕后操纵者是有独立人格的单位的,以单位犯罪处罚。     

不能犯的可罚危险判断

不能犯,是指行为不能对刑法所保护的法益造成现实侵害的状况。不能犯应否构成犯罪,是不能犯的根本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可能存在的将不能犯全部作为不可罚的非罪的观点与将所有的不能犯均作为犯罪的观点处于对立的两极,而这样的两极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即使是最极端的观点,也不认为将迷信犯作为犯罪合理(成罪的场合),或者将所有的非实害犯均当作非罪的理论观点与立法例合理。依据社会一般人的认识进行事前判断,同时考虑行为人的特别认识作为危险的判断标准是合适的。划分一般的未遂犯与可罚的不能犯相区别的主张,对不能犯在处罚上轻于一般未遂犯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