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自治组织与社区警务

社区自治组织一般是指由社区居民会议选举产生的代表和组织社区居民实施社区自治职能的社会组织。它主要包括社区居委会和农村村委会。这类社区自治组织所具有的群众性、自治性、基层性、地域性、广泛性等特性,决定了其在组织实施社区建设及社区警务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逐步减少政府干预,加强社区自治组织建设,提高社区自治能力,是有效组织实施社区建设及社区警务的重要保证。     

推进城市社区自治的服务型政府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步伐的加快,社区成为城市构成和管理的基本单位。如何处理好社区与基层政府的关系,成为了一个重要命题。我国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社区作为一个基层群众单位,其自治需要政府的指导和帮助,而建设服务型政府则需要转变政府职能,充分发挥自治组织作用,并培养居民自治意识。上海市黄浦区五里桥街道建立的“三站式”群众诉求矛盾解决机制,由政府和社区有机的互动联动,形成了一个高效的社区自治体系,为建设服务型政府,推进城市社区自治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走向社区治理

当代中国发生的最深刻的变动,是由原先行政一体化的结构向着政府(公域)、市场(私域)和社会(第三域)并存的结构体系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城市基层社区的重要性不断突显出来。上海社区建设的实践模式已经展现出同时并存的四个工作系统:党的群众工作系统、城市基层行政管理系统、社会生活服务系统和社区居民自治系统。在这个模式的形成过程中,既有政府“行政化主导”和“行政性推动”的作用,也有“社会化发育”和“社区化参与”的作用。自上而下的行政建设和自下而上的自治建设始终同时在推进,是上海社区建设整体进程中的两大结构性力量。但二者并非构成相互不可调和的对立面。只有当其中的一个结构性力量试图排挤甚至取消另一个结构性力量的时候,二者才会表现为一对矛盾。因此,应该引入“社会治理”理念,在城市基层社区构建一个以具体的公共事务为治理内容、政府行政组织和各种群众自治组织之间有效合作、和现代化城市管理相适应的社区治理格局。     

社区民主自治建设初探

社区民主自治建设是社区建设的核心问题 ,本文通过探索社区民主自治建设的重要性、原则以及运作形式 ,从理论和实践上阐述社区民主自治建设对加强基层民主政权建设 ,增强公众的民主意识 ,推进我国民主政治进程的重要作用     

发达地区城市社区自治: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基于上海市D区经验的探讨

对上海D区城市社区自治建设经验的观察表明,发达地区城市社区自治具有明显的政府强势引领特色,体现为几乎所有的理念、制度和资源都来自于政府,城市社区自治高度嵌入在强大的政府治理体系之中。发达地区城市社区自治面临的主要困境,包括基层政府既是"扶持之手"又是"干扰之手"、社区陌生化与利益分化造成的"众口难调"以及普通居民的参与冷漠和社区骨干的严重老化。发达地区城市社区自治建设要尽其可能地把制度"搞对"、把理念"搞对"、把激励"搞对"、把主体"搞对"和把单位"搞对"。     

社区自治——政府主导到居民主导

社区自治,是在基层实行直接民主的一种最好形式。本文认为城市社区自治对基层民主的实现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就城市社区自治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就国家的决策层面而言,对城市社区走自治之路持肯定态度,但在地方政府的操作层面上,对社区自治就意味着“分权”,意味着部分既得利益的丧失,这是城市社区自治过程中出现问题的根源所在。     

论“村改居”中的社区自治与居民参与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规模的撤村建居正在进行,与此同时,城市基层社会组织体制也经历着历史变迁。原有的村委会既要向城市居委会转变,又要消除原有城市社区管理模式中的不利因素,新的社区建设模式的建立和完善是社会转型的必然要求。从社区的长远发展来看,自治导向型的社区建设模式具有明显的优势。通过对＂村改居＂社区管理的现状及困难的分析和社区自治体制与社区行政化的对比分析,突出社区行政化发展困境及社区居委会的功能,寻求中国社区良性发展的途径,通过实现政府与社区的互动,从而实现＂村改居＂社区基层民主和政治文明的飞跃发展。     

社区管理研究综述

社区管理是我国新时期探索实现基层公共管理和培育社区自治能力的一种新型治理模式。对我国目前理论界关于社区管理的研究概貌作一次“立体扫描” ,可以更好地理顺政府、市场、社区“三大板块”之间的关系。     

形式化与合法性——城市社区基层制度结构的变动及功能解释

随着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张,国家行政干预力量也在逐渐减弱,社区自治有了新的可能。但是,我国各地的民主自治基本还处于"形式化"的初级阶段,社区成员的社区自治意识淡薄,参与能力欠缺,这是影响和阻碍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因素;社区民主自治发展程度取决于城市财政支持力度、居民参与积极性和热情,以及行政执行力和社区干部的工作能力。总体来看,社区民主自治是一场由政府推动的民主化运动,因此它的合法性也就来自于政府。     

双轨动员:项目制社区自治的实践逻辑及其影响——对上海市P街道社会服务项目化运作模式的考察

项目制社区自治旨在以组织、关系和激励结构的变革,形成基层社区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双轨动员治理,化解科层体制与基层自治的张力,实现共生式发展。围绕项目制展开的社区自治通过自治金的嵌入、自治团队的协作和自治机制的设计等治理要求,诱发了基层社区治理体系的重构并产生了强大的溢出效应。项目制自下而上的“反向发包”特征,不仅释放了基层社区的活力,还促成基层社会治理重心下移,成为基层治理精准化、精细化服务的破题之钥,对基层治理具有持续性及不断增长的影响力。项目制的社区自治,将成为贯通基层社区与党、政府和社会的一种新双轨动员治理模式。     

党建引领与治理体系建设:十八大以来城乡社区治理的实践走向

新时期,我国城乡社区治理面临利益主体多样化、风险集聚化、社区异质化等多重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社区治理上升为党中央执政战略,提出了人民中心、党建引领、重心下移、社会协同、基层群众自治、治理机制创新等新要求,实践层面更加突出党建引领下的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区治理体系建设,要着重处理好"一个核心、两化关系、三层联动"三个关键议题,即发挥党的核心领导作用,处理好社区治理政治化与社会化关系,建构好宏观层面价值整合、中层法律制度与机构平台整合、基层达成积极的微观行动机制。     

创建广东和谐平安社区的主要任务

创建和谐平安社区是广东构建和谐社会、和谐广东的切入点。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必须在现实中努力做好如下工作:改革社区管理体制,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基层政府和社区居民自治的作用;完善社区服务体系,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加强社区法制建设,搞好社区治安综合管理;大力加强社区文化和道德建设,提高社区文化内涵等。     

治理理论视域中的社区自治

目前,我国城市社区的地位和重要性日益突显,社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社区在社会管理中的地位将不断增强。在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中,必须加强我国城市社区建设,而要加强社区建设,必须进一步深化社区自治。社区自治是治理理念在社区领域的实践,达到治理的境域可以说是我国城市社区自治的发展方向,二者在范围上相互衔接,在目标上指向一致。     

维护城市社区稳定 不断完善社区治理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维护城市社会稳定成为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首要目标选择,而制约我国城市社区稳定的重要原因在于城市社区行政性自治模式。在城市社区管理中,以国家政权为基础的行政权与以城市社会为基础的社区自治权具有对立性与冲突性。社区自治权与行政权在实践中的激烈博弈行为导致城市社区管理失序,各类不稳定因素随即产生。构建有利于行政权与自治权良性互动的行政组织体制、运行规则、权责关系、社区自治基础,是推动城市社区稳定、和谐发展的重要动力。     

构建和谐社区的社会学思考

和谐社区有着自身的特征与意义,它是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基石和检验标准,是政府密切联系群众、城市管理运行有序以及在基层缓解社会矛盾的有效途径。当前存在着社区自治与政府职能、市场经济与社会伦理、居委会角色与社区居民角色、社会开放与社区封闭、贫富差距与社会保障、社区工作非职业化与社区建设的冲突因素。构建和谐社区必须整合社区资源,强化居民认同,拓展社区服务,繁荣社区文化。     

社区治理框架中的居民参与问题：一项反思性的考察

本文以治理模式与公民社会的依存性作为分析的理论依据,提出考察中国城市社区居民参与的另一路径。一方面,居民参与意愿和参与程度制约着社区选择何种治理模式;另一方面,选择何种社区治理模式对于促进或制约居民参与程度具有重要影响。通过对二者互动过程的考察,从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基本哲学假设、居民—社区关系的理念预设、动员居民参与的理想目标等方面对中国城市社区居民参与动员的策略做了若干反思。     

社区治理视野下社区警务的发展与完善

社区治理是建设和谐社区的必然要求。为此,应当把社区警务纳入社区治理、社区建设的总体发展规划,按照"政府适当引导、组织充分介入、居民全面参与"的要求,有效整合社区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共同推进社区平安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