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治理的主要成效与思路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环境治理理念日益明确,环境治理成效显著增强,环境治理法制不断完善,环境治理机构不断健全。但中国在环境治理能力、治理机制、治理法律、治理手段等方面仍然面临着挑战。需要借鉴国外经验,从环境立法执法、市场工具运用、发展绿色经济、提升治理科技水平和扩大公众参与等方面加强环境治理。     

城市环境治理的若干模式及其实践措施初探

城市环境治理模式主要包括政府直控型环境治理模式、市场化治理模式与自愿性环境治理模式等几大类。发达国家在治理过程中,先后采取了环境行政、环境经济、环境立法、环境技术与环境教育等措施（或手段）,有效地控制了主要污染的肆意蔓延,从根本上改善了城市环境质量。     

论“环境治理公平”

如何完善中国环境治理体系,健全地区环境治理结构,是我国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提出"环境治理公平"的思想,试图建构适用于中国的环境公平理论。本文还分析了中国环境治理的现状和特点,探讨了中国环境治理的制度安排与执行绩效等方面存在的不公平问题,并基于此对中国环境治理公平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城市环境治理制度创新的基本取向与思路

当前中国城市环境治理制度创新的基本取向主要有市场取向的制度创新、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创新与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制度创新等。中国城市环境治理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因此。需要采取一系列切实有效的创新措施，以改善城市环境质量，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法治路径

在深化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加强与完善公众参与治理机制是必然要求,环保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公众的广泛参与。然而,当前我国公众参与环境治理还存在一定的不足:如现有法律规定不完善,公众参与积极性不高,政府重视不够等。充分认识到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阐述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意义,并提出完善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法治路径,如保障公民环境权、推动公众参与环境治理;转变政府执政观念,为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搭建平台;加强环境信息公开,实现公众有效参与等。     

发达国家城市环境治理的五大措施

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在城市环境治理过程中采取了各种措施和手段，包括环境行政措施、环境经济措施、环境立法措施、环境技术措施和环境教育措施。这些城市环境治理的经验留给人们诸多启示，值得中国学习与借鉴。     

我国县级政府乡村环境治理能力探析

随着中央对环境保护的逐渐重视,我国环境治理工作总体上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乡村环境具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各地笼统地套用一个治理模式并不能使其得到有效改善。县级政府是具有完整职能体系的最基层行政管理单位,且直接面对我国的乡村治理。因此,提高县级政府乡村环境治理能力是解决乡村环境问题的关键。     

风险社会理论视域下环境治理的法治构建

对环境风险的预防和控制是环境法律制度的主要任务,构建环境治理的法治体系成为应对环境风险的重要手段。以环境风险为重要议题的社会风险理论内含了风险的成因分析与风险解决的路径探索,对中国环境治理法治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环境治理的法治构建上,应当重视制度自反性,构建“回应型”环境立法;预防“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强化责任导向的环境执法;遵循风险预防原则,探索能动性环境司法;实现“政治再造”,形成公众参与的环境法治氛围。     

环境治理中政府领导责任探析

当前,环境问题已经严重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成为人类社会进步所共同面对的挑战.但是,问题的整体性和不平衡性恰恰造成了个体心理上的责任回避,而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在环境问题上也存在固有的局限性.因此,政府作为社会发展和国计民生的领导者,在环境治理中的领导作用也就必然要凸现出来,如何在环境治理中充分发挥政府的领导作用并形成有效地责任机制,对于环境问题的现实解决有着重要的意义.     

转型期中国城市环境治理的模式选择与制度创新研究

城市环境治理作为一种新的理念已经对世界各地的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诸多重大的积极的影响.然而,什么是城市环境治理?城市环境治理理论的基本内容是什么?目前争议较大、尚无定论.本文拟结合有关文献,对城市环境治理理论的基本内容进行概括归纳,并对转型期中国城市环境治理的模式选择与制度创新提出建议.     

参与式治理视角下地方政府环境管理创新

随着公民社会能力、网络化和沟通结构的扩展,参与式治理将成为地方政府环境管理创新的路径选择。本文总结了近年来中国地方政府环境管理中的参与式治理创新实践,提出参与式治理视角下推进地方政府环境管理创新的对策建议。     

基于多中心治理的公共政策产出机制研究

公共政策产出存在多种机制:政府主导的"内生型"、公众有限参与的政府"回应型"、多中心治理下的"网络型"等。在各民主制国家多种政策产出机制是并存的,只是由于民主政治发展程度不同,三者所占比重不等而已。在治理理论成为一种政治思潮的今天,多中心的"网络型"政策产出机制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欢迎和关注。这既给传统的政策产出机制带来一系列的影响,也使得该机制的不足得以暴露,如何进一步优化这一政策产出机制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论文化治理的运行逻辑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要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实现对社会的综合治理。这引发了学者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以及治理能力的相关思考。文化作为一种软性的治理手段,虽然并非是现代社会的常规国家治理方式,但却在中西方传统社会至现代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笔者从国家治理中的文化因素入手,考察文化引发治理困境、促进治理转型、达成治理优化的运行逻辑。     

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几个维度

一个政党要维持和增强人民的认同,巩固自身执掌政权的地位,就必须不断地提高执政能力。中国共产党作为居于领导地位的执政党,必须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作为主线贯穿于伟大工程与伟大事业二者之中。文章立足于政治生态学的基本原理,依据政治体制改革渐次展开的逻辑,把中国共产党置身于国家、社会、党自身三大政治系统之中,着力研究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在这些领域中所面临的挑战及其解决思路。     

空间重构:老旧小区社区营造的治理逻辑

空间是理解城市诸问题的核心,近年来城市治理理论和实务方面的"空间转向"愈加明显。随着我国城市化程度不断加深,城市逐渐进入从外延式扩张转向以城市更新和精细化管理为代表的"内涵式治理"新阶段。社区营造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逐渐兴起,并成为创新社区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社区营造事实上是以居民需求为核心的生活逻辑主导,通过社区公共空间再造、公共交往再造、居民参与方式再造、社区治理模式再造等实现整个社区再造的一种新型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所体现的治理逻辑在于,通过社区空间的重构,破解以空间为基底而衍生的众多社区治理问题,实现社区的再造以及社区共同体精神的再生产。     

执政能力与执政诚信

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是当前我党面临着的一个紧迫课题,要切实提高我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就必须充分认识执政诚信建设的重要意义。执政诚信是执政能力的关键因素;执政诚信是执政合法性的基础;执政诚信是执政能力评估的重要尺度;执政诚信是国家和社会道德价值导向的指南针;执政诚信是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剂。加强执政诚信建设就必须清除认识障碍、厌德障碍、利益障碍、思维障碍、自省障碍和上梁障碍等六大障碍。     

环境问题解决的根本途径：多中心环境治理

政府与“治理”对环境问题解决的失败,产生对多中心环境治理的制度需求。这种以公民社会自主治理为基础,以复杂、多样、动态的制度安排为特征的环境控制系统,因适应了治理对象与治理本身的不确定性特点,成为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途径。但其制度构建却不可能一蹴而就,它将主要是一个与实际相符的,以公民社会自主提供的治理规则为核心的整体框架。基于这点,其实施路径必然是一个从局部向整体渐进扩散的过程。     

城市治理体系及其分析维度

城市治理中的利益相关者众多而繁杂,如何按照城市治理的要求进行系统的梳理就是本文的任务。城市治理主体作为一个包容性的体系,众多的利益相关者按照参与的目的和动机,从组织形式上可以归结为三类利益主体:政府部门、私营部门和非营利组织。本文进而提出了城市治理主体的利益定位、利益关系、利益互动三个分析维度,以此作为分析城市治理中伙伴关系运行机制的指南。     

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力市场综合治理:挑战与政策工具

实现高质量和充分就业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人工智能为有效的劳动力市场治理带来了挑战,促使财富积累方向由资本转向知识,加快了劳动力外部化趋势,改变了工作的技能需求。这进一步造成社会发展不均衡、既有社会保障功能弱化和外部性风险加大。本文探讨了税收与转移支付、基本收入保障、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人力资本投资和再培训账户等政策工具组合的综合治理功能,并提出调整社会财富分配格局、增强劳动者对新技术的适应性、打造多方参与的劳动力市场社会治理格局和促进社区就业并重的政策建议,为增强劳动力市场综合治理能力奠定基础。     

整体性治理与农民工子女的社会融入

农民工随迁子女实际上是城市第二代移民,他们能否融入城市社会是公共管理的重大议题,但当前政府应对这一问题的举措过于碎片化。本文系统地分析了农民工子女融入城市社会的主要障碍,并基于整体性治理的思路,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首先,必须建立跨部门合作的机制和平台;其次,帮助农民工子女克服升学和就业瓶颈;再次,要积极鼓励社会组织参与合作治理,为农民工子女提供教育和社会服务;第四,少先队、共青团组织应当加强对农民工子女的关怀和吸纳;最后,以社区和学校为主要平台促进农民工子女社会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