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治理：完善乡村治理机制的必然选择

完善乡村治理机制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重要而紧迫的课题。现有乡村治理的结构困境与矛盾,导致基层政府公信力和效率逐渐丧失,客观上要求建立政府与社会共管共治的多元治理范式。多元治理,一方面要革新基层政府运作,重塑政府间关系;另一方面更要激活乡村民间力量,重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着力探讨乡村民间组织治理参与机制。     

国家如何塑造乡村精英?——关于乡村精英变迁中的国家角色述评

围绕"村民自治制度实行以来,国家如何塑造乡村精英"这一核心问题,本文对相关研究领域的文献进行了梳理。本文将国家对乡村精英的塑造区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作为"整体的国家"以宏观政策方式塑造乡村精英。其中,意识形态话语的变迁使乡村精英由"政治型精英"转变为"经济型精英",基层制度设计的变迁使乡村精英由"单一政治型精英"转变为"多元化精英",资源性政策的变迁则使得"新代理人"登上村庄政治舞台。二是基层政府作为与乡村精英直接互动的行动者塑造乡村精英。其中,压力型科层制使基层政府根据中心工作的性质来塑造乡村精英,使乡村精英经历了税费时期的"灰黑化"、税费改革后前几年的"老好人化",以及资源下放时期的"新代理人化";乡村关系则使得基层政府根据与乡村社会的博弈来塑造乡村精英:强乡弱村的乡村关系使乡村精英由"兼业化"走向"职业化",强村弱乡的乡村关系使得乡村精英主要由"有声望的村民"来担任。     

制度嵌入与基层国家—社会关系的重构——基于一个旧村改造案例的分析

伴随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的变迁,重塑国家与社会的协同关系逐渐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主题。通过政策执行和平台建构,国家能力以制度化的形式渗入乡村治理进程中,这一过程呈现出基层政府对乡村社会的"嵌入式协同"。从旧村改造个案看,当前乡村治理工作必须有效发挥基层政府在创新政策执行方式、建构长效平台方面的积极作用,以制度思维转变培育乡村社会内生性力量,进而重塑乡村治理场域以推动基层国家与社会协同关系的重构。     

土地流转中的乡村基层政府与人情干预——基于浙北A乡的考察

农地流转在提升我国农民收入、促进农业规模集约化经营的同时,也成为了乡村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中国农地流转当中,农民群体、乡村基层政府与乡村精英之间正在形成新的博弈。基于浙北A乡的实地考察发现,A乡对农地流转实行"乡-村"二级工作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农地流转,但同时其自上而下传来的巨大压力也为爆发社会冲突埋下伏笔;同时,人情干预在农地流转中起着重要作用,基层政府与乡村"威望人士"间达成默契,诱导农户进行农地流转,这种人情干预导致流转补偿价格偏离了农户的心理预期,损害了农户权益。A乡农地流转场景同时也表明,中国乡村精英治理正日益渗透入农村土地流转当中。     

压力型体制下乡村治理运行逻辑

本文从我国政府层级中的压力型体制出发,通过对乡村治理演进阶段的分析找出乡村治理的时代特点,进而探究当前乡镇主体和乡村主体是如何应对压力型体制并开展乡村治理活动的。因此需要明确基层政府定位,完善基层政府激励机制,整合村两委思想,培育村民自治文化,最终实现多主体参与共治的新乡村治理。     

后农业税时代基层政府职能定位的路径探析

为了更好地推动农村发展,转变基层政府职能,进行正确的定位至关重要。本文从基层政府自身、基层政府和各级政府之间关系以及基层政府的乡村关系这三个方面探究实现基层政府职能正确定位的途径。     

乡村振兴背景下县级融媒体中心参与乡村治理研究——以分宜县融媒体中心为例

县级融媒体中心是最贴近基层群众又最具有本土特色的基层媒体，不但发挥着主流舆论阵地作用，同时发挥着综合服务平台和社区信息枢纽作用，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近年来，分宜县融媒体中心树立“引导群众，先要服务群众”的理念，切实发挥了助力乡村治理的功能。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进一步探索县级融媒体中心参与乡村治理的新路径，有助于推动政府、媒体、社会、市场等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乡村治理格局的形成。     

乡村振兴进程中的有效治理机制研究——对C市H村利益博弈案例的分析

治理有效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前提,而对于乡村利益博弈的研究则是关系到乡村治理的底线问题。通过对公共利益项目和商业开发项目等不同类型征地拆迁补偿利益博弈案例的分析,发现农民和政府并非一对截然对立的关系,农民也不是天然的权益受损者。博弈是农民争取更多利益补偿的工具性手段,而非目的性对抗。农民的合法利益诉求与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的施政伦理相契合,进而保障了农民的争利行为得到了基层政府的有意保护,为农民和政府的利益整合创造了条件。     

乡村治理信息化建设的逻辑理路、功能定位与有效路径——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

推进信息化技术在乡村治理中的发展,需要立足大力建设数字乡村的时代背景,从治理现代化视角出发,分析乡村治理信息化建设逻辑理路和功能定位,解决乡村治理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国家治理现代化引领乡村治理信息化发展,为乡村治理信息化建设提供制度法律保障和伦理道德遵循,乡村治理信息化建设在促进国家治理方式的转变和创新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两个角度对乡村治理信息化建设在基层党组织、基层政府、提升治理效能和治理创新中发挥的功能进行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提出乡村治理信息化建设的有效路径,对乡村治理信息化建设推进现代化建设及基层治理创新具有独特的实践意蕴。     

我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困境与内生权威嵌入的新乡贤治理

进入后农业税时代,我国乡村治理由间接治理模式向直接治理模式转变,乡村基层组织的财政基础、治理方式和权力结构以及治理运行逻辑都发生了结构性的转变,整个国家政权"悬浮"于乡村社会之上,乡镇财政空壳化倒逼下的基层政府几乎完全丧失治理功能,国家与农民之间的联系日渐疏远,传统地方权威在乡村治理中面临着失效和失语。而乡村自身的内生秩序控制力量离不开乡村精英力量的形成与推动,当前非体制精英的崛起成为村庄权力结构变迁显著的特点,乡村社会的精英政治从一元政治精英向多元精英治理转变。重塑乡村精英的"新乡贤治理"模式,能够有效缓解后农业税时代直接治理模式下的治理困境。     

我国乡村多元治理格局的困境及其破解——基于“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的思考

大国治理的关键在于基层和农村。从集中管理到多元共治构成我国乡村治理格局的演变轨迹,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村民成为乡村治理格局的博弈主体。随着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乡村社会出现了新的治理危机:乡镇政府在治理过程中选择"策略主义"的逻辑;乡村自治组织存在"权力上移、事务下移"的行政化倾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治理的趋利性导向;乡村治理资源分配秩序的错位等。突破这些困境的思路在于系统整合现有乡村资源,坚持自治为基、法治为本、德治为先,将自治法治德治紧密相结合,构建乡村"三治合一"的新型治理格局。     

乡村公共物品内生型供给存在的问题与解决对策

当前,我国乡村公共物品内生型供给能力不断削弱,乡村正式组织难以成为乡村公共物品内生型供给的组织力量,也缺乏德才兼备的领头人带领村民实现乡村公共物品的内生型供给,同时缺乏内生型供给与政府责任供给之间衔接协调机制。必须做实乡村社区公共资源的积累,依靠基层政府的积极支持和鼓励,并尽快建立衔接乡村公共物品内生型供给与政府责任供给的协调机制。     

浅析当前乡村治理困境与破解思路

当前我国部分乡村治理功能弱化或完全瘫痪。基层政府治理旧体制是导致目前乡村治理困境的深层次根源,给乡村治理带来“负效应”。农村税费等各项改革不断稀释着基层治理行政性色彩,推动治理旧模式的解构,同时合理体制供给出现断裂,基层积极治理功能呈现“零效应”。村民自治难以贯彻落实、功能难以正常发挥是乡村治理困境的决定性因素,村民自治机制流于“无效应”。本文以重塑基层政府治理体制为前提、以完善村民自治和理顺其运行机制为核心、以推动基层治理组织层次间的功能耦合为重要手段三个方面初步探讨破解当前乡村治理困境的思路。     

问责吸纳控制权：乡村产业振兴项目激励失灵的理论解释——以A省F县为例

在乡村振兴中,产业项目因其带来的巨大财政资源和增量绩效,理应有效激发基层政府的能动性。然而,一些地区却出现产业项目对基层政府的激励失灵现象。在“问责吸纳控制权”的分析视野中,问责压力的强化改变了纵向政府间的控制权配置模式,凸显基层行动者的权责失衡样态,这是诱致产业项目激励失灵的深层机制。具体而言,问责总领与检查验收权的向上集中使得基层政府追求控制权的空间不断被压缩,督查问责与正向激励的不均衡加剧了控制权内部冲突,消解了基层干部发展产业项目的主体性,进一步催生出目标设定权的价值偏离,诱发避责共同体的形成及项目制基层实践扭曲。对此,需要在总体上重构控制权,通过强化县域产业自主发展能力、健全权责对等机制、培育乡村内生参与力量破解项目化运作的基层激励失灵困境。     

农村基层民主的现状、问题与展望——基于一项以农村基层干部为对象的社会学调查

基层干部普遍认识到发展基层民主的重要性,在推动基层民主创新问题上具有较强的主动性.在基层选举的层级上,多数基层干部认为应大力推进乡村直接选举,从机制体制入手对处理基层群众的自治权与党的领导权、政府的行政权的关系.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多维视角分析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是实现"十四五"时期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是推进乡村治理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新思维、新模式。当前,作为国家基层治理重要场域的乡村治理空间呈现出高度空心化、碎片化、异质化,面临着相对复杂的治理任务。如何以新生的治理要素重塑乡村治理秩序,考验着各级党委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智慧。因此,以乡村治理中的新乡贤为研究视角,分析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善治根源、角色定位、发挥效用的内在机理和治理路径,对于优化当下乡村治理资源、培育乡风文明、化解乡村矛盾、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村级治理行政化的运作机制、成因及其困境——基于黔北米村的经验调查

村级治理行政化是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中的明显趋势,服务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基层治理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村级治理行政化包含乡村关系行政科层化、村级事务行政化、村级规范化行政与技术治理等表现形式和运作机制。村级治理行政化是建立在治理资源和乡村权力配置结构性变化基础上的,村庄社会转型和治理转型是推动村级治理行政化的内在动力。乡村治理行政化在促进乡村治理规范化、提高乡村行政效率等方面具有一定促进作用,但是也造成了村级组织膨胀、自立性增强以及村庄治理缺位和基层信任危机,带来了行政消解自治的基层治理转型困境。因此,乡村治理转型要重塑行政与自治的均衡路径,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转型目标。     

乡村治理体系视域下法治建设路径探析

乡村法治建设对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能够巩固党的领导、净化基层政治生态、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乡村社会秩序的变迁和公共性的流变对乡村社会的发展与治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现在的乡村建设面临更为复杂的情况和环境,乡村自治、乡村德治应对这些新问题、新局面显示出本身的一些不足之处.因此,通过政治维度、制度维度和文化维度三方面强化乡村法治建设,更好地实现"三治"融合,才能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推进.     

乡村政策执行逻辑——一项基于Y镇包村干部角色的分析

包村干部处在连结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乡村政策执行"节点"上,他们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掌握的行动资源、运用的政策工具以及取得的治理绩效,为揭示乡村场域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及其约束下的基层政策执行逻辑提供了一种微观视角。在乡土社会中,通过包村干部的衔接,政策的执行体现出国家权力主控逻辑与乡土社会自主逻辑的非均衡耦合。故此,合理重塑包村干部的角色功能,对于改善乡村政策执行与推进村治现代化,有着积极助益。     

乡村治理:精英分类与逻辑选择

乡村精英在乡村治理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已有的乡村精英分类学说并未根据乡村精英的差异明确区分出相应的治理方式。依据我国乡村精英结构发生的新变化,乡村治理精英可进一步细分为内生型乡村治理精英和外生型乡村治理精英。乡村治理应当遵循权变思想,针对不同的乡村治理精英类型采取不同的乡村治理逻辑:当内生型乡村治理精英强大时,乡村治理逻辑应当依靠充分的村民自治机制,发挥内生型乡村治理精英的积极功能;当内生型乡村治理精英弱小时,基层政府应当着重运用官僚体制自身的理性力量,发挥外生型乡村治理精英的积极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