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讯问策略之认定问题探析

讯问策略的运用可极大地提高侦查效益,但其中含有的一些欺骗、引诱、威胁等性质的策略的运用颇具争议。法律应当对欺骗、威胁、引诱等性质的讯问策略保留一定的容许度,主要原因在于讯问主客体之间固有的对立关系、提高侦查效益的需要以及讯问策略谋略性的必然体现。而国外对此类讯问策略也是依据一定的标准给予此类讯问策略一定的容许度。我国目前的相关解释对于威胁、引诱、欺骗的法律界限问题仍未详细规定。对于非法欺骗、引诱、威胁及其他非法讯问策略的认定,应坚持以下标准:不能限制或剥夺被讯问人的自由供述意志,不能导致虚假供述,必须符合公序良俗原则,必须恪守司法诚信原则,且在普通社会大众所能容忍的限度之内。     

非法讯问策略之认定问题探 析简

讯问策略的运用可极大地提高侦查效益．但其中含有的一些欺骗、引诱、威胁等性质的策略的运用颇具争议。法律应当对欺骗、威胁、引诱等性质的讯问策略保留一定的容许度．主要原因在于讯问主客体之间固有的对立关系、提高侦查效益的需要以及讯问策略谋略性的必然体现。而国外对此类讯问策略也是依据一定的标准给予此类讯问策略一定的容许度。我国目前的相关解释对于威胁、引诱、欺骗的法律界限问题仍未详细规定。对于非法欺骗、引诱、威胁及其他非法讯问策略的认定，应坚持以下标准：不能限制或剥夺被讯问人的自由供述意志，不能导致虚假供述．必须符合公序良俗原则．必须恪守司法诚信原则．且在普通社会大众所能容忍的限度之内．     

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制度探析

侦查讯问录音录像既有利于保全、固定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杜绝翻供,更有利于规范侦查讯问行为,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关于讯问录音录像的规定,但我国尚未对侦查讯问录音录像作出明确的规定,应当借鉴西方法治发达国家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经验,予以修订与完善.     

禁止“威胁、引诱、欺骗”与讯问策略

2012年修订的《刑诉法》依旧保留了"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搜集证据"的规定,形式上仍然强调了所有含有"威胁、引诱、欺骗"的讯问方法都将作为非法讯问方法予以禁止,但实则不然,从立法沿革的角度上看,适度"威胁、引诱、欺骗"的讯问方法是一种讯问策略,而且世界各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表明,"威胁、引诱、欺骗"的讯问策略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在运用时需注意保持"度"的把握。     

浅谈讯问谋略与非法讯问的界限

讯问谋略是侦查过程中一种重要的诉讼技巧,有助于获取口供这种重要的证据。它具有形式上的合法性、智谋性和策略性特征。由于"谋略"天然带有威胁、引诱、欺骗的成分,且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讯问谋略的界限,因此讯问谋略很容易演变成非法讯问。新《刑事诉讼法》在排除非法证据的规定中并没有明确排除以威胁、引诱、欺骗的方式获取的口供,因此,应正确厘清讯问谋略与以威胁、引诱、欺骗的方式进行的非法讯问的界限。要防止讯问谋略演变为非法讯问的措施,应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明确排除威胁、引诱、欺骗方式获取的口供,严格执行并完善讯问过程中的录音录像制度,引入辩护律师的讯问在场制度,加大对违法方式取证的侦查人员的惩罚。     

强制性讯问录音录像推定规则

讯问录音录像具有保障讯问活动规范实施和固定犯罪嫌疑人供述的双重功效，但实践中存在录音录像选择性录制和提供的困境。因此，必须对违反强制性录音录像要求所获供述的证据能力及审查、认定、排除程序等作出规范，以此来保证录音录像价值的实现。考虑到拒不提供录音录像与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之间的高伴生性关系，可以通过推定规则的设计来实现这一目的。讯问录音录像推定规则创制后，能够达到维护法律实施及其内在正当性、统一司法实践的裁判标准、促使讯问活动与录制过程严格依法、保障程序性裁判结论与实体性裁判结论的准确等多个目的。在适用推定规则时，要注意基础事实由法官依职权启动或由被告人举证、充分保障控诉方反驳的权利，同时对推定规则中争议事实及反驳事实设定科学的证明标准。     

讯问录音录像查阅权的实现困境及制度保障

新刑诉法解释对讯问录音录像作出了一系列规定,围绕其中第54条的内容,学界对讯问录音录像的查阅权产生了理解和适用上的争论。这些争论主要聚焦于讯问录音录像的证据属性、适用范围和查阅权的具体内容。随着程序性辩护和被告人供述合法性审查日益普遍,讯问录音录像的查阅权应当得到保障,其权利内容也将越来越丰富。讯问录音录像查阅权的保障有赖于讯问录音录像全覆盖和全移送的实现,涉密审查机制的完善,以及讯问录音录像保密责任的厘清。     

精神折磨的构成要件及禁止规则刍论

在我国立法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精神折磨的规制存在不足。在非法讯问中,精神折磨不亚于肉体折磨,其主要表现形式包括威胁、引诱和欺骗,其构成要件包括方法、主观、意志三要件。精神折磨禁止规则适用非法心理操控、精神剧烈痛苦、违背供述自愿性三要件标准,鉴于其抽象性在实际操作中还需要其他配套措施支撑。     

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制度研究

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制度已成为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得以实现和侦查人员免受起诉的保障机制。鉴于侦查讯问中不断出现对犯罪嫌疑人权利侵犯的案例,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先后在本国制定了讯问的录音录像制度,大幅度地减少了侦查讯问中的刑讯逼供行为,极大地保障了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我国应当完善立法,健全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制度,确保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裁判文书中的同步录音录像之功能研究

法律、司法解释对于同步录音录像预设了"再现讯问全过程"、"及时全面固定证据,防止犯罪嫌疑人翻供"、"强化对讯问活动的监督,防止刑讯逼供的违法讯问行为的发生"等应然功能,但司法实践中同步录音录像的实然功能如何,少有论及。裁判文书是诉讼活动结果的载体,也是研究同步录音录像在司法实践中究竟发挥何种功能的绝佳样本。着眼于同步录音录像之功能完善,应坚守"全程、全面、全部"的底线要求,增加对违反同步录音录像规定的程序性制裁后果,有效回应其作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直接据以定案的实践需求,适时解决《诉讼规则》与新《刑诉法》之间规定不一致的现实矛盾。     

试论许诺在侦查讯问中的适用

"威胁、引诱、欺骗"的讯问策略方法是否具有适法性在学界一直具有争议,近年来关于应对"威胁、引诱、欺骗"的讯问策略方法具有一定容许度的观点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可。许诺的实质也是对犯罪嫌疑人的一种利益诱导,其与引诱的区别何在,在我国侦查讯问中能否适用及如何使用值得探讨。     

欺骗方法取得供述可采性的合理范围

实践中为有效查明案情,有时需要采用法律禁止的欺骗方法进行讯问。我国目前的立法和实践对待欺骗方法取得供述的态度截然相反,而完全禁止欺骗方法不符合我国的国情,必须设置合理可行的法律来规范欺骗方法的运用。     

论侦查人员的讯问行为——以犯罪嫌疑人权利及其保障为视角

侦查人员的讯问行为是讯问方法的载体,讯问目标的实现依赖于具体的讯问行为。羁押状态与非羁押状态下的犯罪嫌疑人权利存在差别,可分为完整享有和不完整享有权利。侦查讯问行为直接影响或侵害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从法律规范层面看,侦查讯问可分为指令性、禁止性和允许性讯问行为。在侦查讯问中,应大力提倡指令性讯问;应从犯罪嫌疑人权利、亲权是否受威胁、侵害界分讯问中的威胁、引诱、欺骗行为是否合法;选择性施行律师在场、检察机关介入讯问、全程录音录像等制度以抑止禁止性讯问行为;从讯问时限、语言和尊重嫌疑人人格等角度规范讯问中的允许性行为。     

证据学视野下的讯问犯罪嫌疑人同步录音录像

讯问犯罪嫌疑人录音录像的证据类型是动态的，根据证明目的的改变而改变，一般情况下，它为口供的固定方式；特殊情况下，又可以转化为视听资料。在审查其证据能力的时候应当以“没有异议可采，有异议有限可采”为标准。面对证据立法上的滞后，应该加快立法完善的步伐。建议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候，在有关证据的章节中，增加侦查讯问录音录像相关的法律条文，严格规范讯问录音录像的操作规则及程序。     

美国心理强制讯问模式之启示

随着新《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正式实行,我国对侦查活动的规范更为严格,侦查讯问模式也逐步从身体强制过渡为心理强制。心理强制时代的发展带来了丰富多样的讯问策略,但却加大了识别和预防虚假供述的难度。为了保障有罪供述的真实性和侦查工作的效率,通过对比研究美国心理强制时代讯问的发展经验,认为应在监禁期间全程录音录像;建立讯问策略评估机制;规定具体的讯问时间长度;保障特殊群体的律师在场权等方面寻求我国讯问模式的发展之路。     

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现状、问题及完善

2006年以来，我国各级检察机关在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时已全部实施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制度，虽然总体收效及反响良好，但也存在若干问题，若不加以改善，将影响该制度内在价值的实现。如讯问同步录音录像的定位、功能和效力，辩方是否拥有启动录音录像当庭播放的请求权等问题需要明确。建议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应作为刑诉法中的证据被明文界定；可以反证讯问人员构成犯罪；在国家机密不被泄露的前提下，检察机关应无条件公开讯问同步录音录像；讯问同步录音录像的适用对象应逐渐扩大。     

论精神障碍犯罪嫌疑人的讯问规则

因精神障碍犯罪嫌疑人在受讯问时,有受暗示性较强、依从性及内化性较强、更容易作出虚假供述的特征,因此对精神障碍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应有特殊的法律规则进行规范。具体而言,应当建立对精神障碍嫌疑人进行适合讯问的评估制度,对于可以在适当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讯问的精神障碍嫌疑人,在讯问时应让适当成年人在场对嫌疑人进行保护并监督讯问行为。另外,基于精神障碍嫌疑人对抗讯问的能力较弱,应限制适用威胁、引诱、欺骗等通常情况下具有一定容许性的讯问策略,其他讯问策略也不得超出精神障碍嫌疑人的承受能力。     

规则语境中职务犯罪讯问录音录像的适用问题

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能够规范侦查讯问行为．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但是实践中讯问录音录像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包括笔录与讯问录音录像不一致、讯问录音录像如何展示、讯问录音录像的规范问题等。因此，在现有的证据规则体系下．讯问录音录像制度在实践操作中还有待细化。     

博弈论视角下的供述激励机制研究

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中新增了"不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讯问录音录像制度"、"律师提前至侦查阶段介入"等条款,这在保证讯问对象自愿供述的权利方面具有进步意义,但也给实践中的讯问工作带来了挑战,如何在保障讯问对象权利的前提下获得真实、稳定的供述成为讯问工作中亟需解决的问题。刑事侦查讯问是讯问人员与讯问对象之间的一场"面对面"的博弈过程,法律所规定的"坦白从宽"等供述激励是讯问对象在讯问博弈中的最大期望收益,引导着理性讯问对象的供述动机。本文从侦查讯问与博弈相结合的角度探析供述激励机制的原理及具体优化措施。     

论诱供与作弊审查

诱供是缺乏验证性的讯问作弊,它通过欺骗行为诱导或误导被问人作出供述,具有侦查自欺、对象欺骗、司法欺骗的三欺特征。正是这种方法的普遍使用,形成了我国错案的主要致错模式:"刑讯逼供-诱供"。破除这种流行错误的方案是建立知密讯问规则,我们司法需要确立这样的信条:供述的知密验证是证据可信的前提。知密度越高,供述越可靠。依据知密讯问规则,我们可以发现诱供本质上就是对知密讯问规则的破坏,因此知密讯问规则应当演化出作弊审查规则。这些基本规则理念可以帮助公安机关改善讯问程序、提高讯问质量,为遏制和消灭刑讯逼供创造合理的替代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