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围观到失序 “吃瓜”舆论场的“次生舆情”形成与演化

网络中的"吃瓜"舆论场已经成为公共议题讨论、公民社会参与、网络集体行动的一道社会景观。社会情感传播和信息级联效是推动"吃瓜"舆论场形成与演化的两个底层因素;"吃瓜者"的围观行为衍生出社会参与、社会动员、内容生产及话题迁移、网络暴力和舆论审判等一系列次生影响,使舆论场变得更加具有不确定性;治理舆论危机应着眼三个层面:通过知识传播弥合参与者主体的"知识沟",通过构建主体之间的对话机制达成多元共识,通过构建网络公共秩序的底层生态打造协同共生、有序参与的舆论空间。     

论网络舆论场域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的构建

"场"的研究涉及物理学、社会学和传媒学。公共舆论具有强烈的可操控性,作为舆论制造的工具,媒体往往服务于政治的需要。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基于理论视野的狭窄,我国的舆论场域呈现出舆论一律的畸形现象。然而,随着社会整体结构、心理结构、治理结构和媒介结构的变迁,舆论场域开始分裂、瓦解并陷入集体迷失的困境。网络舆论场域由此得以构建并呈现出反噬的态势。     

新一轮改革“舆论场”形成探析

当下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如何凝聚共识深化改革是社会舆论的热点。中央领导有改革的决心、政府部门强有力的推动、社会大众的广泛参与是中国新一轮改革"舆论场"的形成背景。主流官方媒体自上而下宣传改革,抢占舆论制高点;"民间舆论场"自下而上进行改革诉求,网络围观倒逼改革;"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高度融合凝聚改革共识,创造了有利于"改革舆论场"的传播环境。"改革舆论场"具有鲜明的特点:新媒体深刻改变舆论传播格局;政府牢牢掌控舆论导向;双向互动畅通社情民意。     

新时代网络涉警舆情的内蕴风险及治理方向

网络涉警舆情的演变特点和潜藏风险可归纳为网上网下联动共通,共识凝聚仍需努力;"两个舆论场"不断成熟,同频共振尚需时日;新旧媒体融合传播,事件真相扑朔迷离;境内境外热点互传,舆论掌控难度加大;舆论环境趋于优化,正负能量比例不理想共五个方面。对网络涉警舆情的治理必须立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政法领域的"四个转变"和公安工作的"六个牢牢把握",贯彻党的领导的根本原则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把握话语需求与调控供给、信任需求与认同供给、表达需求与规制供给、安全需求与保障供给的动态平衡。     

激活社会治理“共同体”

正"社会治理共同体"为基层治理明确了路径,也让县域的社会治理之路开启了新的探索。新冠肺炎疫情既是一场人民战役,也是对社会治理工作成果的大检阅。在这场战役中,党中央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14亿中国人民联防联控,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发挥国家治理体系制度效能和制度威力,探索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治理之路。     

新媒体时代社会治理的政治哲学分析——以实现公共生活的优化为视角

在网络新媒体发展的语境下,需要从实现公共生活优化的视角对现代社会治理进行政治哲学分析。辩证地认识网络新媒体及其发展所带来的公共生活的范式转换,就是认清了现代社会治理的生活世界场域。基于实现优化公共生活的政治哲学主题,我们认为,公民自由及其实现程度体现了现代社会治理的基本内核,社会民主及其保证呈现了现代社会治理得以发生发展的路径依赖关系,公共舆论及其塑造则为现代社会治理实践提供了重要的话语支撑力量。围绕公共生活的优化对现代社会治理的基础性理念进行政治哲学奠基,对于现代社会治理的研究与实践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疫情之下:在全社会涵养舆情理性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治理体系和能力形成挑战,在疫情防控体系中,信息传播体系居于重要位置,舆情应对与病情应对居于同等重要位置。好的舆情信息传播体系为公众提供作为精神必需品的“真相”,以持续滚动、多样视角、不同层次的信息来满足舆论场需求。对舆论场中的谣言要做分类处理,避免过度反应,根据不同类型谣言的特征、危害进行有针对性的处理,特别要注意国际舆论中的攻击性谣言。为了调节疫情期间的社会情绪,要在全社会涵养社会理性,提高社会治理的成熟程度与人文涵养。     

“离散式社区”如何向“石榴籽型社会”转化——“气球式社交”引发的思考

政府、社交主体、媒体在"离散式社区"的治理中起着不同的作用。塑造凝神聚力的"石榴籽型社会",有必要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基层政府应起统领、引导作用,破除民间芥蒂之心,积极打造社会进阶,建构包容型社会。同时,媒体应发挥舆论引导功能,构建心情舒畅的媒介生态,塑造讲真话的舆论空间。     

论战时舆论动员

舆论动员在战争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与其他战争动员样式相比,舆论动员是一种精神动员、信息动员、公众动员和媒体动员,是实现战时快速动员的基本保证,直接影响着战争的进程和结局。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构建了独具特色的战时舆论动员范式。其中,对战时舆论动员基本原则的范式认知主要包括:军事斗争谋略与舆论宣传思想高度统一,政治斗争规律与舆论宣传规律高度统一,舆论宣传实践与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高度统一;对战时舆论动员基本路径的范式认知主要包括:争取一切力量扩大舆论阵地,整合新闻资源形成舆论强势,运用典型示范引导舆论走向。     

网络舆论表达“负面偏好”的生成机制及治理路径

网络热点事件中经常出现负面评论带节奏,造成次生舆情的现象,一定程度上破坏社会共识,不利于构建良好舆论生态。舆论表达中"负面偏好"的背后是深刻的社会动因和复杂的心理效应,还有商业利益和社会信息供给结构等因素的影响,造成次生舆情危机、群际间的刻板印象和社会舆论生态恶化。为此,在治理和引导上需要加强平台方的精细化管理,强化主流媒体打破"社交茧房"的传播能力,最大限度地均衡社会信息供给结构,不断创新"后真相时代"的舆论治理范式。     

多措并举提高舆论引导和舆情应对能力

加强网络舆论治理,统筹协调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等领域的信息化和网络安全重大问题,不仅是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迫切需求,也是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面对舆情治理中存在的民众利益诉求增多与治理机制不完善的矛盾,政府和主流媒体应做好媒介"把关人",提高舆论引导和舆情应对能力,同时也要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治理机制,完善网络立法体系。     

从碎片化到整体性:我国特大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之路

特大城市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型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议题。目前,特大城市的社会治理普遍面临治理理念、权力结构、供给方式等多方面的治理"碎片化"问题。面对我国特大城市社会治理的"碎片化"困境,可以尝试引入整体性治理理论,重新梳理与整合特大城市社会治理体系的各要素,借助理念与工具的统一来整合社会治理能力;加快组织结构、权力结构与制度结构的转变来优化社会治理结构;完善运行主体、供给方式、服务流程的运作来重构社会治理过程,以有效弥补特大城市社会治理"碎片化"缺陷,构建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闹大”与“化小”：政务网络舆情地方政府回应中的博弈逻辑

"闹大"是民众社会抗争的常见策略,而"化小"则是地方政府与之博弈的常用方法,是由非制度化公众参与引发的策略性政府回应。二者虽然在形式上是对抗博弈,但实质上是合作博弈,最终可能演化为官民之间心照不宣的安排。"闹大"与"化小"是转型期公众日益增长的社会治理需求与地方政府有限的社会治理能力之间矛盾冲突的产物。在网络时代,政务网络舆情逐渐成为公众"闹大"的惯用工具,而地方政府回应中的利益补偿则是"化小"的重要手段。从博弈本质看,"网络闹大"主要围绕问题展开,是权力约束条件下民众对政策议程设置权的争夺;"舆情化小"则主要围绕网络舆情的降温展开,是地方政府在能力约束下对治理压力的规避。从博弈过程看,民众如何将舆论发展为网络舆情进而吸引政府注意力、地方政府如何应对来自舆论和上级的双重压力、"双弱"格局下民众和地方政府如何实现妥协与合作构成了政务网络舆情回应中官民博弈的基本逻辑。     

治理的“在场化”:变化社会中的政府治理能力建设研究

以科层制为依托的行政一元化治理模式存在组织形态与思维方式上的局限性,而其伴生的信息劣势和权能短板也导致了治理空白、反应迟缓和治理偏差,这使其在面对转型社会的治理难题时陷入困境。在"一线"构建政府治理场域为变化社会提供了"在场化"的治理方案:科层内部的干部动员机制和科层动员机制实现了信息资源与权能资源在治理"一线"与决策层之间的有效对接与传输,进而使得一线行政主体和上级行政主体分别实现了实质性与虚体性的"在场";而政府推进的社会动员则实现了社会、市场领域的多元行动者由"自在"向"自为"的角色转化,并获得了"在场"的治理主体地位。由此,在治理"一线"形成的以广义政府为权威核心,多元治理主体有机协同的治理场域格局,不仅在工具理性层面矫治了一元治理和科层治理的弊端,弥补了治理目标与治理手段之间的裂隙,也产生了国家与社会相互支持的嵌入式治理的溢出效应,从而以"增能"与"减阻"两个向度强化了变化社会中的政府治理能力。     

“舆论搭车”现象中的社会心理与困境破解

公众关注某种舆论并愿意"搭车"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舆情爆点能够引发其心灵共振,从而形成"共情"的社会心理联结。知情权落地与权力行驶过程中的矛盾冲突,是"舆论搭车"发生的一个常见诱因;一些媒体传播引导和个别官方渠道舆论应对存在理念、方法的缺失和不当之处,也使知情权与权威力量的冲突时有呈现。对此,我们要转变治理理念,积极探寻破解困境的有效方式。     

自媒体时代网络舆论失范的挑战与政府应对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以自媒体为主要传播平台的网络舆论成为政府和社会日益关注的焦点。当前,受网络技术、网络主体、社会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网络舆论呈现出舆论信息虚假和失序、舆论情绪化和非理性化、舆论暴力、舆论娱乐庸俗化等失范现象,冲击着社会公序良俗和道德底线,给政府治理和能力建设带来了严峻挑战。在这种背景下,政府应该转变思路,根据网络传播和舆论演变规律,主动出击,避免"破窗效应";及时回应,避免"鸵鸟政策";协同应对,避免"单兵作战";德法结合,避免"顾此失彼"。唯有如此,才能提升政府能力,增强其公信力。     

社会治理创新中网格化管理服务的基层实践与思考——以长沙市城区为例

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是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的方向。推进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能促进基层社会治理理念由"管控为主"向"服务为主"、治理方式由"粗放机械"向"精细灵活"、治理资源由"单一分散"向"多元整合"、治理机制由"零散随意"向"系统规范"转变。进一步完善基层网格化管理服务,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必须突出服务重点,营造舆论氛围;优化资源配置,强化部门联动;明确任务目标,健全运行机制;厘清党政职能,激发社会活力;加强能力建设,增强整体实力;完善政策法规,确保依法治理;注重因地制宜,分类分期推进。     

深刻把握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辩证法

党的新闻舆论必须把党性原则放在第一位,坚持党的领导毫不动摇。党性原则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性在新闻舆论工作中的体现,它界定了新闻舆论工作的根本属性和身份归属,回答了新闻工作"我是谁"的问题。共产党的党性是人民性的最高体现,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原则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枢纽,把"我是谁"和"为了谁"的问题统一起来,从根本上回答了新闻舆论工作"为了谁"的问题。新闻舆论工作必须要解决好"说什么"的问题,把握好现象与本质、事实与价值、全面与局部的关系,把新闻舆论的真实性和导向性统一起来,以真实性维护新闻工作的生命,以导向性发挥新闻工作的功能。新闻舆论工作还要善于掌握"适度"原则,正确处理正面宣传与批评监督的关系,解决好"怎么说"的问题。     

70年来中国社会治理的“四大转变”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社会治理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逐步实现了由"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价值理念转变,从"一元主体"到"多元共治"治理结构的转变,从行政化管理向法治、德治和自治综合治理转变,力求实现社会有序运行与活力迸发相统一,逐渐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之路。     

网络传播的衍生效应与网络舆论

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加速期。在面临重大发展机遇的同时,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各种冲突频繁发生。人们借助网络发表意见、交流观点、聚合思想、维护权益,网络舆论日益成为当下中国社会一种十分重要的社会现象。探讨网络舆论的生成原因、演变规律及风险演化就成为一项十分紧迫而重要的课题。以人民网《2008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和《2009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所列举的40件影响较大的网络舆论事件为研究对象,基于传播学的视角探讨网络传播的衍生效应与网络舆论生成及演变的关系形成了以下观点:网络舆论具有独特的传播技术特征与传播人际特征,在此基础上产生了诸如"意见领袖作用凸显"、"信息控制力弱化"、"舆论场加速形成"、"议程设置全民化"等一系列衍生效应,这些衍生效应对于网络舆论的生成及演变产生着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