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合同法定形式适用范围的扩张与限缩

从实证的角度来看,影响合同法定形式适用范围的因素主要包含标的物价值数额、标的物的性质、契约的性质、契约的履行时间以及公共政策。法律对于合同当事人缔约能力的关注是法定形式适用范围勃兴的基础。立法者应当在利益平衡的基础上,在方式自由和实质平等间寻找动态平衡点。     

西方国家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理论研究的新趋势

公共服务合同外包是西方国家在应对现实困境时采取的创新性治理模式之一。西方学者对公共服务合同外包中的政府管理能力、交易成本、公民认知态度以及政府组织和主体博弈的惰性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     

论行政合同的价值冲突

行政合同既是行政权力广泛干预经济社会的产物 ,又是运用契约形式控制政府权力的手段。权力因素与契约精神的相悖形成了包括行政单向与双向合意之间、行政优先与契约平等之间、依法行政与意思自治之间、合行政目的性与利益交换原则之间的价值冲突。要调解价值冲突就必须加强法律控制 ,强化程序规范 ,加强制度创建 ,适当扩展契约自由的空间 ,平衡经济利益 ,建立行政契约救济制度     

公共服务合同外包中政府责任的复合维度:价值、支持与能力

合同外包在运用市场化、社会化手段革新公共服务供给方式的同时,也要求政府重新定位自身须承担的责任,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平衡。为保证服务效率与分配公平并重,公共服务合同外包中的政府责任应依循公共价值管理的理念,在价值、支持和能力三个维度上得到明确和落实。通过以公共需求为核心传递价值、以多元参与为导向整合支持、以过程管理为基础提升能力,政府能够在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过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成为负责任的服务安排者和精明的项目发包方。     

论合同的正义价值

实质意义上的合同正义即指相对的合同自由 ,法律可对双方所订之契约进行必要的干预 ,以维持双方人格地位的平等和权利义务关系的平衡、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基于相互信赖的诚实信用。     

契约精神：中国公共行政的价值导向

契约精神是基于现代社会发展要求而必然呈现的一种以实现人类基本价值为依归,包含平等、自由和人权等一系列价值命题的民主精神,反映了人类理性的价值追求。当代中国由于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在公共行政领域存在契约精神的缺失,因此,把契约精神当作当代中国公共行政的核心价值和基本理念来加以倡导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科学内涵之求证

随着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固有公共服务提供方式面临革新,政府公共服务外包应运而生。其科学内涵是指通过签订外包合同的方式,把市场竞争机制引入政府部门,将部分或者全部的生产公共服务职能转移给市场主体承担,由更为专业的私人部门直接面向社会公众生产公共服务,政府以国家财政资金支付对价并履行监管职责的具有法律意思表示的行为。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在法学视域下应将其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政府采购服务、行政委托、特许经营、行政许可和公私合作等相关概念作明确区分。     

罗尔斯自由平等观及当代启示

洛克和罗尔斯分别是传统自由主义和现代自由主义的代表,二者都以契约论的逻辑形式实现了对自由平等理想的追求;诺齐克与罗尔斯都确立了自由的优先性,但前者强调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及"最弱意义国家"理论,后者则提出应当通过再分配的方式改善"最少受惠者"的利益。文章运用比较的分析方法对罗尔斯自由平等思想作了简要评价,并结合十八届三中全会总结出罗尔斯自由平等思想对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启示。     

内在逻辑与现实困境:美国个人主义的平等观

美国个人主义的平等观生成于自由与平等张力结构之中,自由至上的平等观集中体现清教基督教传统、社会契约理论和宪法精神。作为个人主义平等观的理论映射,金钱政治和寡头政治是其现实演绎路径。私有制导致的周期性经济危机是个人主义平等观走入困境的根源所在,政府机会均等创造的失败以及差别补偿的非均衡发展均宣告了这种平等观的虚假性。     

社会契约理论及其对我国法治建设的意义

社会契约理论是由自然法学派所提出来的一种国家学说 ,但是它却具有超越于国家学说的更深层次的意义 ,因为它涉及到国家政府权力的合法性以及权力与权利等深层次宪政理论问题 ,并且它所体现的自由、平等、人权精神也是至关重要的 ,这对我国法治建设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与现代契约精神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与现代契约精神内涵有相同的因素 ,即对诚信道德的追求。作为两种不同的精神理念 ,二者表现出更多的是价值观念上的差异性。现代契约精神包含有平等观念、自由观念、权利义务观念等 ,这些观念对中国现代伦理思想的确立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论法治视野下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的理论源流

任何新生事物都不会凭空产生。作为公共服务民营化改革的一种有效工具,政府公共服务外包产生于新公共管理运动与政府再造的实践活动中。行政法学对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理论源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新公共管理运动及其关联理论的演化上。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模式选择——基于上海、武汉、无锡三地的比较研究

政府通过签订购买契约合同,向社会上有能力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的供应商购买公共服务,不仅可以减少财政支出、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而且对于提高公共部门的工作质量和办事效率意义重大。然而,从现实来看,我国政府在公共服务购买上还缺乏相应的法律制度和有效的监督机制,如何做好公共服务购买,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问题。通过对上海、武汉、无锡三地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实证研究发现,竞争性购买、谈判模式以及合作模式这三种购买模式皆有其适用性。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进一步发展,可从拓宽购买领域、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建立绩效及风险评估体系、建立健全监督考核机制等方面入手。     

格式合同研究

二十世纪以来 ,契约方面出现了新趋向即格式合同的普遍采用。垄断经济的发展 ,公益事业的需求 ,使建立在双方当事人地位完全平等基础上的契约自由原则遭到严重破坏 ,以致引发了格式合同究竟是否为合同的争议 ,有学者甚至发出了契约的死亡这一感叹。① 各国经济立法、民商法律逐渐注意到格式合同的不合理之处 ,并着手从立法上加以限制。     

第三方机构——提高政府合同管理质量和水平的一味良药

随着政府职能的不断扩大,政府通过合同外包公共服务的数量在不断增加,规模也变得越来越大,政府合同在公共管理领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政府的有效合同管理能力不足却是当前一个不争的事实。把第三方机构引入政府合同管理的过程中,可以降低合同承包风险,减少权力寻租,降低行政成本,从而不断提高政府合同管理的能力和水平,建设更加廉洁高效的政府。     

西方国家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研究的进展与趋势

合同外包是西方国家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制度安排。早期研究主要围绕“为何外包”、“外包什么”、“何时外包”以及“如何外包”等问题而展开。最近，合同外包的逆向发展趋势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并逐步成为该领域研究的新热点。学术界开始改变民营化是一种单向发展的观点，而意识到了合同外包与逆向承包的动态发展。未来的研究者应该超越市场与计划的二元对立模式，走出视合同外包为一种单向市场过程的传统思维，更多地关注合同外包与逆向承包的动态发展，关注一种务实的、动态的、市场与政府混合的公共服备提供方式l的发展．     

政府合同治理的风险及其防范

作为一种融入了更多市场精神的治理工具,政府在当今公共服务供给中广泛运用合同制。由于存在信任非对称、信息不完全、机会主义和合同内在不完备等因素,以及合同的市场化逻辑与政府的公共属性之间存在的必然冲突,政府合同治理会产生一系列委托—代理风险问题。从委托—代理理论和制度创新角度,可以通过构建选择性的激励机制和复合型的监控机制来防范政府合同治理所面临的各种风险。     

定式合同的法理思考

一、契约自由原则与定式合同的兴起 (一)契约自由原则. 契约自由作为私法中最具魅力的法律原则,是在19世纪特定社会经济背景、人文主义哲学思潮、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和古典自然法学说的合力下兴起的.契约自由作为私法自治的核心内容,包括缔约自由、选择契约相对人自由、确定契约内容自由和契约方式自由四个方面的内容,各国均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程度地在法律中确立了契约自由原则.     

论合同自由及其法律规制

合同自由原则,即契约自由原则,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民法的四大原则(即私有财产权无限制原则、契约自由原则、过失责任原则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之一。它指的是合同双方当事人有权自由地为自己设定权利和义务,具体内容包括有权决定是否订立合同、订立什么样的合同、同谁订立合同以及采用何种形式订立合同等。 作为一种法律思想,合同自由原则在     

政府应对公共服务外包失效的合理机制

公共服务外包实践的失败使人们意识到公共服务外包过程中存在必然的风险,并在一定因素诱发下转为现实的运行困境,对政府、公民和承包商三方带来不利影响。实践中,我国政府对公共服务外包失效后如何平稳地应对外包回归尚未建立合理应对机制,问题重重。要达到外包服务理性回归的目的,必须有组织地对其中的突发事件、公共服务外包项目、利益相关者诉求以及自身的组织危机等进行全方面干预和管理。